我國有這樣一個人，他的頭髮短短的，像極了一把直豎着的刷子，鼻子下方呈隸書“一”字的鬍鬚是他標誌性的象徵，然而，它卻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袍。知道他是誰嗎？他便是一生用筆來“戰鬥”的大文豪——魯迅先生。以下是魯迅小報版面設計，歡迎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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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魯迅
魯迅，中國20世紀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魯迅出生於浙江紹興城內都昌坊口新臺門周宅。
新臺門周家是一座聚族而居的大宅院。早在嘉慶、道光年間，周家就購地置屋，設肆營商，顯赫一時，是當地的名門望族。祖父周福清，清翰林院庶吉士，給魯迅取名樟壽，字豫山，後改字豫才，1898年到南京求學時正式取名周樹人。父親周伯宜，秀才。母親魯瑞，戶部主事的女兒，天資聰穎，靠自學達到可以看書的程度。魯瑞共育子女五人，長成三人，魯迅是長子，其餘二人分別是周作人和周建人。魯瑞性格堅強，開朗達觀，對魯迅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1918年小說《狂人日記》發表時，開始用“魯迅”這一筆名。“魯”取母親魯瑞的姓。“魯迅”意爲“愚魯而迅速”，蘊含着“愚魯之人應當趕快做”的嚴格自勉。
幼年魯迅喜歡聽繼祖母講故事。在仲夏的夜晚，在桂花明堂的金桂樹下納涼的時侯，依在繼祖母身旁，聽她講一個個有趣的民間故事。“貓和老虎”的故事、“水漫金山”的故事給年幼的魯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聽完一個故事後，小魯迅總要纏着繼祖母問許多個“爲什麼？”。他後來回憶說：“那是一個我幼年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着芭焦扇坐在桌旁，給我猜謎，講故事。忽然，桂樹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聲，一對閃閃的`眼睛在暗中隨聲而下，使我吃驚，也將祖母講着的話打斷，另講貓的故事了——你知道麼？貓是老虎的先生。……”（《狗﹒貓﹒鼠》）。
當聽到白蛇娘娘被壓在雷峯塔下時，心中深爲白蛇娘娘報不平。那時他就希望雷峯塔快快倒掉，救出被鎮壓在塔下的白蛇娘娘來。後來在文章《論雷峯塔的倒掉》一文中說：“一切西湖勝蹟的名目之中，我知道的最多的是這雷峯塔。我的祖母曾經常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塔底下。”優美的民間故事和傳說，是魯迅得到的最初的文學滋養……
保存者、開拓者、建設者
中國新興版畫在20世紀30年代的興起、發展，是與魯迅的大力提倡分不開的。魯迅並不會刻版畫。他對版畫的提倡，固緣於長期養成的對黑白線條藝術的濃厚興趣，但更重要的，他認爲版畫製作簡便，耗費較少，且可一版多印，易於流傳，他曾說：“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因而大有提倡的必要。
還在辦朝花社的時候，魯迅就主持出版版畫叢刊《藝苑朝華》，介紹外國版畫，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出現了最初的木刻版畫團體。
當新興版畫在中國萌芽時，魯迅就給予了有力的支持。1931年6月，一八藝社準備在上海舉辦習作展覽。魯迅除捐款資助外，還轉託內山完造爲之租借場地，併爲展覽圖冊寫了《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在文中，他充滿熱情地稱讚他們的作品是“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見生長的健壯的新芽”，“自然，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這一面”。
這年夏天，魯迅親自主持舉辦了中國第一個木刻講習會。事情緣起於內山完造的弟弟內山嘉吉，魯迅在內山書店見到並得知他正在日本的一所學校擔任着木刻入門的課程，又親眼看了他的表演，當即決定請他爲中國的木刻青年講授版畫技術。講習會於8月17日開始。內山嘉吉回憶說，這天早上，他正在書店準備木刻工具的時候，“書店門口，忽然一陣白光閃動。魯迅先生穿着一身雪白的長衫走了進來。陽光照在魯迅身上，他的長衫真像水晶簾子做成的，在發光”，與往日的衣着完全不同，可見魯迅對這次講習會是多麼的重視了。時值酷夏，整整六天中，魯迅親任翻譯，每天還從家裏提一包自己收集的版畫書籍和作品來，供學員們觀摩，以開拓視野。講習會結束那天，魯迅、內山嘉吉特地與學員們合影留念。
魯迅深感在中國“提倡木刻無幾時，又沒有參考品可看，真是令學習者爲難”。爲此，他專門定製了一批鏡框，在內山完造的幫助下，先後三次舉辦展覽，將自己細心蒐集的外國版畫，公開展出。出於同樣的目的，魯迅還陸續編印了《木刻士敏土之圖》、《引玉集》《<死魂靈>一百圖》、《一個人的受難》、《蘇聯版畫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等外國版畫作品集，且大都自費印行，雖耗資甚巨，也在所不惜。編選《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時，魯迅已經病得很重。許廣平回憶說：“那已經是大病之後的七月間，在近百度的暑熱中，我和先生一同在地席上一頁頁地排次序，襯夾層，……”內山完造也回憶說：魯迅“在病牀上爲出版這個版畫集翻譯原文，從選擇紙張、題字，到序文，都是一個人在忙着。即使重病纏身，先生也毫不在意”。
版畫在中國，古已有之。雖然新興版畫是從國外引進的，但魯迅認爲，“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因此，他在介紹歐洲、蘇聯版畫的同時，也致力於中國傳統版畫藝術的挖掘、整理。1933年，他與鄭振鐸合作，蒐集、編印了中國傳統彩色木刻箋紙選集《北平箋譜》，併爲之作序。第二年，又着手翻印明末彩色水印詩箋圖譜《十竹齋箋譜》。在保存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的同時，讓新興木刻運動從中汲取豐富的營養。他滿懷信心地說：“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引玉集>後記》）
在魯迅的倡導下，20世紀30年代，中國新興版畫運動發展十分迅速。繼一八藝社後，現代木刻研究會、春地畫會、上海木刻研究會、M·K·木刻研究社、無名木刻社、野風畫會等青年木刻團體紛紛建立起來，並大多和魯迅建立了不同的聯繫。
魯迅對木刻青年寄予厚望，木刻青年則真誠地把魯迅當做自己的師長、朋友。每有新作，紛紛寄給魯迅。在魯迅遺留的藏書中，就有不少青年木刻家簽名贈給魯迅的作品集，上面寫有“獻給魯迅先生”、“獻給敬愛的魯迅先生”、“樹人先生指正”等字樣。對於木刻青年寄來的作品，魯迅不僅妥爲珍藏，而且具體指點。張望的木刻《中國之專政者》，初稿中人物腳踩骷髏，面目猙獰。魯迅指出：畫面太暴露了，如發表會帶來危險。張望遂作了修改。賴少其將名爲《靜物》的木刻寄給魯迅，圖中墨水瓶上有魯迅像，魯迅在信中指出：如果被檢察官認出我的臉，就不能發表了。
1934年5月，他爲劉峴、黃新波等的《無名木刻集》作序，說：“當然只不過一點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卻非現有這萌芽不可。”的確，在新興木刻這塊園地裏，魯迅就像辛勤的園丁，嘔心瀝血，熱情扶持着革命美術的幼芽。同年8月，他將收集的何白濤、陳煙橋、陳鐵耕、羅清楨等人的作品，精選集爲《木刻紀程》，自費出版，希望這本書成爲中國新興木刻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並沿着這個方向一程一程地走下去。
魯迅爲促使中國新興木刻的健康發展，所耗費的精力、財力是難以估量的。僅1934年，他與木刻青年的通信就達數十封。但他卻謙虛地認爲，這只不過是“一木一石”。他說：“巨大的建築，總是一木一石疊起來的，我們何妨做做這一木一石呢？我時常做些另碎事，就是爲此。”（《致賴少麒》1935年6月29日）
魯迅晚年，對新興版畫的倡導不遺餘力。他著文翻譯，尚有稿酬，而引進、出版木刻作品集，辦展覽，指導青年創作，用他的話說，完全是“賠錢貼功夫”。之所以如此，支持他的是希望中國有大批新的木刻青年起來的熱切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