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這三個相隔一千幾百年的人放在一起，似乎有點滑稽的意味，彷彿關公大戰秦瓊一樣的好笑。實際上，他們三人正可作爲對照，來看看用人的不同。諸葛亮自己有才能，但在用人上問題極大，所以才造就了蜀國缺乏人才的局面。而曾國藩則不同，他自己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本領，關鍵是他善於招納人才，發揮人才的作用，才挽救了清朝的滅亡，成爲所謂的“中興之臣”。
也許，對於諸葛亮，我們總是接受他的正面形象的一面，這樣來評價他，我們一時不易接受。我們正是要透過世俗的觀點來看到更爲深刻的東西，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變得深刻起來。
劉備是明君，諸葛亮是賢相，這一對明君賢相的典型形象體現了我們民族的文化理想，具有永恆的價值和魅力，這是無庸置疑的。但問題是，這樣的明君賢相爲什麼最後不能統一全國，重續漢祚呢?爲什麼只能讓後人空自嘆嗟呢?杜甫詩云:“出師末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汨滿襟。”在惋惜和悲哀的背後我們是否應該多一些理性思考?
毫無疑問，諸葛亮是人材，而且是傑出的人材。劉備在遇到諸葛亮以前，戎馬半生，沒有掙得落腳之地，茌遇到諸葛亮之後，就能破曹操，駐荊州，取西川，建國號，其作用自然非同小可。然而，諸葛亮似乎總是一人在支撐大局，其手下也就是劉、關、張、趙幾員大將，講老實話，就是這幾員大將給人的感覺也是勇氣大於才能，這與曹操手下的謀士成羣，猛將如雲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難道真的是諸葛亮時運不濟，不能像曹操那樣 “巧遇”人材嗎?看來並不是這種情況。正所謂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其實諸葛亮有過許多人材，只是他不善於使用而已。因此，諸葛亮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善於發現和使用人材。我們謹舉魏延和馬謖的例子來說明。
魏延，字文長，義陽 (今河南)人，他之所以在三國留名，與其說是因爲他作戰勇敢，倒不如說是因爲他落了個冤死的下場。
魏延是長沙的降將，諸葛亮當初就說他有反骨，在劉備的勸說下才沒有殺他。但這只是小說家的杜撰，歷史的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魏延在隨從劉備的南征北戰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顯露了自己作爲一名大將的才華。在劉備定蜀以前，魏延在蜀軍中並無多大名聲。到定蜀後，他的官職僅僅是個“牙門將軍”。但善於識材的劉備看中了他，在劉備稱漢中王時，魏延被破格提拔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按照當時的情況，漢中是重鎮，應當以名將鎮之，大家以爲此職非張飛莫民張飛也自以爲非己莫屬。結果卻委任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下級軍官擔此重任，導致了“一軍盡驚”，使得人們議論紛紛。
劉備也完全明白這種情況，他爲了樹立魏延的威望，劉備特意召開羣臣大會，讓魏延在會上陳述自己鎮守漢中的方法。劉備問魏延說:“‘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慾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鹹壯其言。”魏延的氣魄使三軍折服，魏延也因此樹立了一定的威望。
魏延是否言過其實呢?否!事實證明魏延能堪重任，他有勇有謀，在抗曹北伐的歷次戰鬥中，曹操的著名大將張郜、王雙、郭淮等，均爲魏延所殺。要知道，這些人是連諸葛亮都畏懼三分的。
到了建興8年 (公元231年)，魏延升爲西征大將軍，封南鄭侯。此時，魏延在各個方面都已經成熟，完全具備了獨擋一面的能力。那麼，爲什麼魏延最終沒有發揮才能，反而以反叛被殺告終呢?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於與諸葛亮的性格不合。據說魏延“性矜高”，意思是說魏延有點驕傲，看不上別人，而諸葛亮爲人卻是“一生唯謹慎”，對那些富有開拓精神敢冒大險的建議唯於採納，對這樣的人也一貫實行壓制政策。魏延每次隨諸葛亮出祁山北伐，都提一些出奇兵冒險的建議，如“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意思是說，魏延總是請求諸葛亮給他一萬人，他要像韓信那樣，從褒中出擊，沿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十天之內可奇襲長安，與諸葛亮在潼關會師。魏延的這個建議當時看來應該是十分正確的，遠比諸葛亮步步爲營的進攻方法要好，而這一建議也是建立在對敵情、路途、後勤供應諸方面綜合分析的基礎上的，完全有可能實現。況且，即使失敗，也不會動搖北伐的根本，傷亡也不會太大。但如果成功，其意義可想而知。對於這種設想，諸葛亮“制而不許”，他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當初在《隆中對》中所說的兩路夾擊進攻中原的設想。每次都是這樣，魏延的積極性不免受到了極大的壓抑。因此魏延發些牢騷也是極其正常的。魏延“常謂亮爲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等等。時間一長，諸葛亮對魏延產生了偏見、成見。這可就犯了大忌。
其次是遭受了小人的讒言。在諸葛亮己經對他有成見、不信任他的情況下，最容易被人讒毀。而讒毀他的人與他又有極大的矛盾，更爲重要的是，這個人與諸葛亮關係密切，最後又手握大權。此人便是楊儀。《費偉傳》上稱魏延、楊儀二人“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魏延傳》上更形容二人“有如水火”。公元234年，諸葛亮在最後一次北伐中一病不起，自知命不長久，便揹着魏延祕密地與長史楊儀、司馬費諱、護軍姜維等商量退軍節度問題，作出了“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若魏延不從命，軍便自發”的決定。諸葛亮這樣安排退軍，魏延不明真相，不服楊儀，不接受其指揮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果然，諸葛亮死後，楊儀採取了“祕不發喪”的措施，當費神去探聽魏延的意見時，魏延說:“丞相雖亡，吾自見在。親府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如果向魏延解釋諸葛亮的意思，魏延未必就不聽指揮。結果是魏延與楊儀開戰，使蜀軍亂作一團。
在戰略上誰是誰非另當別論，但由於楊儀護送着諸葛亮的遺體，又拿着尚方寶劍，自然成了“正義”的化身。於是魏延便成了反賊。如果看看楊儀對魏延的態度和日後的作爲也許就不難明白楊儀假公濟私和實現個人野心的企圖了。
當馬岱將魏延的人頭送給楊儀時，楊儀用腳踏着魏延的頭說:“庸奴，復能作惡不。”直到 “夷延三族”，才解了個人心頭之恨。如果是 “公仇”，何來這樣的意氣。楊儀殺了魏延，到了成都，“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誰知只得了一個“中軍師”的不大不小的官，於是怒於聲，竟然十分悔恨地說:“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三國志蜀書楊儀傳》)這哪裏有一點忠於國家的影子!
魏延在諸葛亮死後，因一時衝動而忘了大局，是不應該的。但我們在這裏不是考慮論功行賞或是按律處罰的問題，而是說魏延完全可以不 “反”，不聽楊儀的話是不是 “反”，還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如果魏延不是被殺，而是打了勝仗再回成都，向劉禪交差，情形會怎樣呢?問題在於諸葛亮沒有安排好。豈止是沒有安排好這一件事，整個魏延就沒有用好，魏延認爲自己在諸葛亮的手下是 “不能盡才”，可謂切中要害。如果和曹操的用人比較起來，諸葛亮差得何其遠也!
從馬謖的被斬更可以看出諸葛亮用人的問題。我們在看“諸葛亮揮汨斬馬謖”一節的時候，往往只看到諸葛亮執法如山而又極重情義的一面，更爲他的自貶三級的自責精神所感動，卻很少想到他是不是可以不殺馬謖，馬謖初犯是不是本來就不應該斬，是不是可以讓馬謖戴罪立功，是不是有可能將馬謖培養成具有實際戰鬥經驗的大將。
揚長避短是用人的要訣，從史書的記載來看，馬謖其人的長處在於參謀，而不是獨擋一面地指揮實際作戰。對出謀略，諸葛亮也十分欣賞，有時倆人一談就是一個通宵。公元225年，諸葛亮率大兵南征，就是因採用了馬謖的建議而七擒孟獲、安定西南的。對於馬謖的缺點，劉備看得最爲清楚，劉備臨死時，就曾諄諄告誡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劉備當時駐兵永安，他把諸葛亮召到永安安排後事，並專門提出了馬謖的問題，可見劉備在用人上的眼光要比諸葛亮強得多。但諸葛亮偏偏忘記了這一點，專門用其所短。
如果諸葛亮不忘劉備的囑咐，以馬謖爲“參軍”，不把馬謖推到主將的位置上，馬謖的確可以才盡其長，發揮好自己的參謀作用。真是天才知道，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放着魏延、吳懿等富有戰鬥經驗的老將不用，卻偏偏 "違衆拔謖"，讓馬謖當了北伐的先鋒官。這真是棄馬謖之長而用其短，結果是“失街亭”。
彷彿諸葛亮是沒有錯的，三國時期只有“空營計”而無“空城記”，後人爲了替諸葛亮遮醜，生生編出一個“空城計”來，盛讚諸葛亮的'智謀。其實，即使真的有“空城記”，那諸葛亮也是 “事後諸葛亮”了。
“揮淚斬馬謖”的關鍵問題是，馬謖初次爲主將，失了街亭，確實應負軍責，但一定要殺頭嗎?因爲導致馬謖失敗的主因並不完全在馬謖本身，而是諸葛亮用人不當。打了一次敗仗就要殺頭，當時許多重要官員都不贊成。是殺馬謖還是讓其戴罪立功，爭論相當激烈，蔣琬的意見很有代表性，他說:“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
蔣琬提出的戴罪立功的方法，在當時是合適的。然而，諸葛亮又一次違背了衆人的意見，殺了馬謖。諸葛亮殺馬謖時是“揮淚”的，其實，他是否 “揮淚”是另一回事，關鍵是十萬大軍也流了淚:“於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涕”。爲什麼，就是因爲大軍愛戴馬謖，爲馬謖之死感到惋借。請問，在這樣的情況下殺一個人，能起到“嚴明軍紀”的作用嗎?能起到震懾軍心的作用嗎?是不是有點讓三軍寒心呢?
其實，對諸葛亮殺馬謖這件事，歷代都有不同看法。晉人習鑿齒意見說:“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也。”這話說得可謂入木三分!
馬謖被殺時，年僅三十八歲。在當時蜀國的文臣武將中，馬謖可稱得上極爲難得的人才。然而，尚未嶄露頭角，就死於非命，實在可惜!
此前，諸葛亮從未斬殺過大將，馬謖之死似乎成了一種標誌，即諸葛亮已經力不從心，已經失去了入蜀前的銳氣。他不能完成先帝託付的事業，似乎已經是註定的了。
人分可變之材與不可變之材，一般說來，讀書人可變而莽大不可變。讀書人因其較好的自覺能力而使自己儘快適應各種角色和環境，當然，個人秉性的底色是很難去掉的，但其良好的適應性會彌補某些個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則不同，天生稟賦，極難改變，但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當，其效用是其他人才所難以取代的。馬謖是書生，可塑性極強；魏延是莽夫，雖可塑性較差，但其天分在此，如果使用得當，原可成爲大材。
姜維是諸葛亮選定的接班人，但是，後來的實踐證明，姜維將才不如魏延，謀纔不如馬謖，其材充其量不過可作偏將軍而已，用這樣的人做國家柱石，豈不危哉!
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婦孺皆知，但如果只用諸葛亮一個人，肯定還是遠遠不夠的，他在一生中選拔使用了許多人材，並十分善於通過使用人材來穩定政治局面，從而獲得一舉多得的效果。關於這一點，在他進入成都後表現得尤其突出。
建安十九年到二十四年 (公元214一219年)5年間，劉備打敗了劉璋，佔有了成都，取得了漢中，奠定了自己鼎立西南的基礎，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但要想進一步發展，也即是要稱帝，還有很多困難。道理十分簡單，雖然政敵瓦解了，但劉璋在蜀地經營了許多年，形成了盤根錯節的關係網，再加上劉璋也是漢家宗室，劉備入蜀又是劉璋請來的，劉璋既撥兵馬，又給糧草，應該說對劉備十分盡心，所以劉備一時間很難收服人。
劉備知道，要想收服人心，最重要的是與劉璋的舊部搞好關係，通過任用劉璋故舊中有才能的人來獲取劉璋故舊的支持。
劉璋的舊部很多，成份也很複雜，雖然風氣比較腐敗，官吏大多都比較無能，但也並不是沒有人材，劉備對此瞭解很少。針對這種情況，劉璋的舊部法正，及時提出了意見。他說：“現今主公始創大業，需要收伏人心，許靖的資格很老，與蔡邕、孔融是一輩人，他曾是劉璋的蜀郡太守，您認爲他立場不堅定而看不起他，拋棄不用。但是，他的聲譽播流四海。您如果不對他以禮相待，天下之人會說主公不重視賢人。應該加以敬重，以起到造成影響的作用。”(《三國志蜀書法正》)法正的及時提醒，可以說正是當時最需要做的地方，使劉備避免了一次很大的失誤。
不久，許靖做了劉備的長史，繼而又被提升爲司徒。由於他的資歷老，故舊多，名聲大，在被起用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不僅蜀人對劉備有了好感，連曹操政權中的一些名人，如三公華歆、王朗等人，也不敢對劉備政權小看了。
李嚴是劉璋舊部的著名人物，應該說還是相當有才能的，他當過都令、護軍，在蜀郡很有威望。在劉備攻劉璋時，他臨陣投降劉備，劉備拜他爲“裨將軍”，緊接着又任他爲“興業將軍”。劉備臨死時，到永安去接受託孤的只有他和諸葛亮兩人。足見劉備對他的器重。至於他以後品行不端，那是後事。在當時任用李嚴，對於穩定蜀郡的人心，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
爭取原來核心統治集團成員的支持尤爲重要。吳懿、費觀和劉璋是兒女親家的關係，吳懿是劉璋集團中的重要成員，影響很大，吳懿的妹妹又是劉璋的哥哥劉瑁的妻子，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將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爲了取得他們的支持，劉備對他們大加封賞，安排了在劉璋時期還要重要的官職。尤其有意思的是，劉備又打起了結親這張牌，在劉瑁病死，吳懿的妹妹寡居的情況下，劉備就與吳懿的妹妹結了婚。其結果自然是爭取到了這些人的支持。
對劉巴的重用也極富戲劇性。劉巴一直激烈地反對劉備，在劉備取得蜀郡以前，就表示過堅決不與劉備合作。劉巴是荊州人，在曹操大兵南下攻佔荊州時，別人跟着劉備向南逃，而他偏偏掉頭向北投奔了曹操。曹操敗於赤壁之後，荊州六郡又落到了劉備的手裏，劉巴被困在了荊州，諸葛亮寫信勸他歸附劉備，劉巴加以拒絕了，並遠跑到交趾 (今廣東、廣西一帶)，後來又從交趾往西投靠了劉璋。劉備本來是知道此事的，並對劉巴的態度深表不滿。真是陰差陽錯，劉巴剛到西川，劉璋就滅亡了，劉備怕劉巴遇害，在圍攻成都時，特意下了一道命令：“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劉備最後找到了劉巴，十分高興。劉已在劉備的誠心感召下，終於歸附。劉備立即將他封爲“將軍西曹掾”，不幾年又讓他代法正當了尚書令。據說，張飛對劉巴非常敬重，雖然劉巴多次輕慢他，他也不敢發脾氣。當然，這與劉巴的爲官清正有關。
對於法正的使用也意味深長。法正是奉命將劉備請接進蜀來的人，劉備戰敗劉璋，應該說他的功勞最大。他本身又富有智計，後來成爲劉備集團中僅次於諸葛亮的智囊人物。他對劉備的影響很大，以致諸葛亮在不能阻擋劉備伐吳時想起了法正，慨嘆地說:“如果法孝直 (法正)尚在，必能阻止主公。”在劉備攻下成都後，就封他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但是，法正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缺點，及是打擊報復人往往不計後果，爲此他枉殺了好幾個人。狀子告到劉備那裏，劉備感到十分爲難，如果撤了法正的職，就會失去左膀右臂，如果懲治他，就無法充分發揮他的作用、怎麼辦呢?劉備審時度勢，沒有懲治他。
曾國藩是清末名臣，十分講求用人之道。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較爲系統的人才理論，還從自己的政治、軍事實踐中總結出發現、培養、使用人才的方法。第一，他強調人才的互相吸引性。他在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求人之道，……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遮九得一而可得其餘。”意思是說，訪求人才要像青蚨的母子不離開一樣，要像家雉招致野雉那樣，注重人才的相互吸引，使其能夠結伴而來。這裏面有一個典故，據說，青蚨是傳說中的一種能飛的小蟲，在草葉上反之，青蚨的一個重要習性就是母子相依爲生。如果得到其子，其母一定會找來。曾國藩的這一比喻是有實際意義的。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羣分，人才也是如此。如果招攬了其中的一個，通常會取得接踵而至的效果。
就是用這種方法，曾國藩在招攬了李鴻章後，又把他的兄弟李瀚章、李鵠章招攬到自己門下。湖南名士羅澤南學術精神，也很有治才，曾經長期爲師授徒，弟子門生很多。曾國藩招攬他以後，他的子弟來了很多，其中有名的就有李續賓、李續宜、玉鑫、蔣益禮、易良幹、鍾近衡、王開仍、劉騰鴻等。他們有的成爲湘軍的骨幹，如李續賓，就是一員猛將，爲後來在安徽失敗，被陳玉成殺死。徐壽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科學家，我們都耳熟能詳，他在投奔曾國藩之後，又將著名的科學家華蘅芳介紹過來。
利用鄉籍關係招攬人才也是曾國藩的重要招才方法。對湖南人才，他當然是不遺餘力地羅織，例如之外，還招攬了左宗棠、王闓運、李元度、郭嵩燾、劉蓉、彭玉麟、羅澤南等人，這些人在後來幾乎都成爲名振一時的人物，其中的封疆大吏和外交家就有很多，更不用說學界名流了。
當時，曾國藩的幕府幾乎成了清政府高級人才的大本營，據說軍事人才聚於曾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百人，聚於幕府者也有百人。其中不僅有所謂傳統的人才，還有新型的機器、法律、算學、天文、等人才。
諸葛亮呼風喚雨，撤豆成兵，驅神役鬼，無所不能。似乎是神人、至人。但實際上，無論是小說中的諸葛亮還是歷史上的諸葛亮，在用人上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問題。
人分可變之材與不可變之材，一般說來，讀書人可變而莽夫不可變。讀書人因其較好的自覺能力而有良好的適應性，以此來彌補個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則不同，天生稟賦，極難改變，但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當，其效用是其他人材難以取代的。馬謖是書生，可塑性極強；魏延是莽夫，雖可塑性較差，但其天分在此，如果使用得當，原可成大材。姜維將才不如魏延，謀纔不如馬謖，卻偏偏被諸葛亮看中。這些，都是諸葛亮沒有看到的。
的確，劉備的長處很多，諸如施政寬緩，愛民如子，不屈不撓，從善如流等等。但是，這些特點如果沒有人材支持他，到頭來還是一場空。因此，說到底，還是會用人。他不僅三顧茅廬，用了一個諸葛亮，還求賢若渴，用了很多有才能的人。這才最終成就了事業。
曾國藩不同，他的起家，幾乎完全靠招攬人才。他有高超的攬才方法，有卓越的識人之能，有服人的用人之道，可以使人才各盡其用，可以使人才的能力充分發揮出來。也可以使人找到價值感。諸葛亮與曾國藩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實則可以看作兩種不同的攬才、用才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