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匯源總裁朱新禮是在硅谷

假想一下,現在是2001年的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已經從5000點下跌到了2000點. 華人創辦的HUIYUAN 軟件公司早已跌破上市時的招股價,由於經濟低迷,競爭加劇,即將發佈的財報很可能會進一步拖累股價. 突然傳來消息,產業巨頭微軟公司(當然也可能是日本的軟銀集團或者澳洲的新聞集團)決定收購該公司,並開出了相當於其當前市值3倍的天價.

假如匯源總裁朱新禮是在硅谷

思考再三後,年近60的Mr Zhu終於同意出售公司.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HUIYUAN的大小股東們無不對此決定拍手稱快. 整個硅谷爲之震動,更將視爲成功的創業英雄. 各大風險投資公司紛紛邀請手握重金的Mr Zhu出任合夥人. 商學院把HUIYUAN的前世今生寫成了教學案例. 而Mr Zhu還不想馬上急流勇退,又開始了一個新領域裏的創業計劃.

當然,這一切都只是我的虛構. 但類似的故事在硅谷的確一再發生. 僅以我們最熟悉的爲例. 2007年,朱敏以32億美元的價格把自己創辦十年的WebEx賣給了思科. 比他更年輕的鄧鋒幾乎與他同時創業,成立網絡安全公司NetScreen.2004年,他以40億美元將公司出售給全球第二大網絡設備製造商Juniper.此後,兩人又先後開啓新的事業.

這種現象在硅谷由來已久. 1999年,在科技熱最頂峯的時候,美國商業作家邁克爾. 劉易斯出版了一本書,叫做《THE NEW NEW THING》,這不僅是一本關於硅谷大亨吉姆. 克拉克的個人傳記,亦被視爲對硅谷文化的完美詮釋.

克拉克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裏,先後創辦了三家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SGI、網景(Netscape)和永健(Healtheon). 幾乎每一次,他都在公司上市後不久選擇退出,把公司交給職業經理人,或者高價出售. 所獲之回報部分用於享受生活,部分投入到下一個新事業中.

克拉克用一個比方來解釋自己的商業哲學:只要幹得高興愉快,可以像猩猩攀緣藤草一樣緊緊抓住每一個項目,但如果幹得不再愉快,就去尋找下一株新的藤草.

在硅谷,不會有人將克拉克視爲企業的叛徒、品牌的出賣者. 大家都認爲,作爲創造者,克拉克已經完成了自己的階段性使命. 至於他接下來的選擇,只要不損害股東利益就可以.

硅谷文化並非從天而降,它代表了美式資本主義商業文化的新階段. 除了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給予冒險超額回報之外,這裏還尊重每個個體的選擇,提倡良性的商業競爭.

但在大洋彼岸,朱新禮卻遠沒有克拉克、朱敏他們的幸運. 自從他決定把匯源果汁以25億美元的高價賣給可口可樂後,輿論的口水就幾乎淹沒了他.

他被視爲“逃兵”、“懦夫”、“民族品牌的出賣者”,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下,一樁再符合商業邏輯不過的交易在我們這裏卻被打上了道德的烙印.

朱新禮爲什麼不能像朱敏那樣從容進退?匯源爲什麼不能像WebEx一樣自己選擇命運?

過去16年,朱新禮從無到有在中國開創了一個產業,打造了一個年銷售額20多億人民幣的香港上市公司,他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創業家. 但創業家非得就是一個企業家嗎?

硅谷最成功的連續創業家之一陳五福就曾說過:“創業家,總想做新的、早期的事情,他敢冒很多的風險. 冒險可能會失敗,但不冒險,根本沒有成功的機會. 反過來,當公司變大時,開始追求穩定,不再追求無窮無盡的冒險,這就需要心態上的改變. 但是,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創業家,不習慣改變這一心態. ”

有人問他;你創業這麼辛苦,好不容易把企業養大,再送給別人你放心嗎?陳反問道:把企業交給別人不一定成功,但讓我留下,就一定成功嗎?不見得.

“創業家不是不能變成企業家,關鍵是,有些創業家不願意變成企業家. ” “把企業交給別人,比我自己繼續做,成功的機會更大,這就是分工. 而我的價值,就是再去創業. ”陳如是說.

事實上,整個硅谷也只有極少數的創業家能夠成爲第一流的企業家,比如比爾蓋茨、拉里埃裏森等,包括蘋果的喬布斯也曾經因爲業績不佳而被董事會掃地出門,而後再創業,再重返蘋果.

華人世界裏的傳統商業文化,習慣於將公司視爲家族私產,恨不得傳子傳孫,做成百年老店. 王安電腦的創始人王安、CA軟件公司的創始人王嘉廉,他們都一手將公司帶大,後來又幾乎親手將公司毀滅. 在其事業的後期,他們的昏庸決策,已經不再爲公司創造價值,而是在摧毀價值.

而早在1901年,鋼鐵大亨卡內基把自己所擁有的卡內基鋼鐵公司的所有股份賣給JP摩根,成全後者整合鋼鐵業,打造美國鋼鐵公司的夢想. 而卡內基自己,則通過出售成爲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並創辦了第一個慈善基金會. 今天,美國鋼鐵公司已經沒多少人知道,但卡內基基金會的影響力卻廣爲傳播.

從產業發展的自然規律來講,也是從分散走向集中. 當年的家電連鎖零售業,吸引了多少初創企業,發展到今天,只剩下國美、蘇寧兩強. 但張大中、陳曉、汪建國等人並非失敗者,他們通過出售公司,也獲得了驚人的回報. 但競爭並沒有就此結束,網絡電子商務又開始孕育新的挑戰者.

非洲大草原上的弱肉強食,雖然看起來殘酷,卻是最符合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 在一個健康的商業生態裏,不斷有舊的`公司消亡,舊的產業衰退,就不斷會有新的公司創立和成長,新的產業誕生和繁榮. 這樣的地方纔真正是年輕人夢開始的地方.

假設一下,如果早期的硅谷創業者都還在堅守自己的公司,政府和輿論永遠同情保護弱者,阻止一切以大吃小的行爲,那麼最可能的情況是一羣小公司仍在無序地廝殺,大家都在互相抄襲模仿,沒有創新的動力. 產業做不大,投資者得不到回報,也不敢再介入其中.

這樣的情況,在今天中國的很多產業中都可以看到.

朱新禮之所以想賣掉公司. 說白了就是兩個原因. 一是自己的巔峯狀態已過,而兒女都無意接班. 下面的職業經理人也沒有特別合適的人選;二是,產業已成“紅海”,巨頭進入,匯源如果放在全球飲料市場上衡量,算不上領先者. 品牌、資本、銷售能力皆非其所長.

當然,他可以選擇繼續扛紅旗,堅持下去. 但一個人越成功,他的風險承受能力越低. 就像希臘寓言中的西西弗斯,往上推大石的過程無比辛苦,而且越往上越危險.

有人說他賣虧了?我想,誰也沒有比朱新禮更清楚匯源的狀況,他是這個公司的最大股東,他怎麼可能允許“自有資產”流失呢?衡量風險與回報,是一個創業家的本能. 每股12.2港元的出價,已經相當於匯源市盈率的49倍.

有人指責他不該賣給外國人?首先,國內市場就沒有造就足夠量級的買家(這該怪誰呢?),能夠出得起這麼高的價格. 除了中糧這樣的大國企,就是一堆比匯源實力還弱的民企(如果中糧出這麼高的價格,會不會也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嫌疑呢?).

其次,可口可樂不僅是全球飲料業的老大,本身也已經是個國際性的公衆公司. 如果朱新禮樂意,完全可以像中投拿外匯買黑石的股票一樣,成爲可口可樂的股東之一.

有不少人嘆息,又一個民族品牌消亡了. 可當初,這幫人除了搞評獎排行萬里行圈錢之外,還幹過什麼正事. 說實話,熊貓死了,小護士死了,樂百氏不行了,又怎麼樣?

大家可以到街上看看,過去十年,我們身邊的民族品牌到底是減少呢?還是增加呢? 我們失去了熊貓,但我們又有了納愛斯、佰草集、霸王;樂百氏不行了,還有娃哈哈、農夫山泉、王老吉、蒙牛……被外資收購了的南孚電池、太太樂雞精、卓越網不現在也發展得挺好嘛!

美國人可以把安海斯-布希賣給比利時的英博啤酒,把哥倫比亞電影賣給日本的索尼,把克萊斯勒賣給德國的戴姆勒-奔馳,把Myspace賣給了澳大利亞的新聞集團,卻又轉身創造出星巴克、蘋果、Pixar、Google和Facebook.中國人有這個底氣和自信嗎?

保護是保護不出民族品牌的,只有競爭才能促進商業繁榮.

還有人拿網民投票反對來說事. 可我一直覺得,民意在中國是很可疑的. 真正需要民意參與的事是沒民意說話的份的,不需要民意的事反而一大羣匹夫來慷慨激昂.

一件事情要多少人來參與表決,取決於有多少直接利益相關方. 要是一小國要加入歐盟,肯定要全民公決,因爲跟每個人的利益都相關. 可一個公司的出售,需要網民公決嗎?這些網民只是點一下鼠標,他們對匯源究竟瞭解多少. 我想,決定權還是在於大小股東、債主,也許還有工會和政府.

其實,不管上市還是出售,本質上都是創業者退出,區別在於退出的程度. 如果創業者不能把多年的奮鬥成果兌現成真金白銀,不能享受結果,永遠只能在路上,那麼還有多少人會有創業的動力?又怎麼會有新一輪創業的資本?

這就好像你到了一個賭場,成爲千萬人中的幸運兒,前提是完全靠自己的實力和運氣,.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想抽身離場,可只要賭場對你說,不許兌現,你必須繼續賭下去,直到你累死爲止. 你覺得這個遊戲還有意思嗎?

爲什麼中國最好的民營企業都在海外上市,原因之一就是隻有美國、香港纔有最完備的退出通道. 而在A股市場上,過去基本上不對民企開門. 現在開門了,但“大小非”減持到今天仍是個問題.

很久很久以前,某村子裏有個孤苦伶仃的小姑娘,自力更生,忍辱負重,終於出落成一個水靈靈的大姑娘. 這時,鄰村的一個有錢員外愛上了他,正當兩人情投意合的時候,村裏炸開了鍋,說咱們村年輕光棍還很多,雖然要錢沒錢,要貌沒貌,可也不能便宜了外面人. 可姑娘死活不肯改嫁本村,村裏的大媽族望們急了,找到村長,乾脆頒一塊匾下來:“貞節烈女”. 有錢員外被嚇跑了,可姑娘從此一天天人老珠黃. 偶爾,村幹部們喝醉了酒,跑過來揩揩油.

請尊重一個創業家的個人選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