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如其人”的書學主張是蘇軾儒家文藝倫理觀的體現，崇尚自然、追求平淡則是蘇軾受老莊思想影響的結果。其自然、平淡的書學理論中，蘊涵着以下的倫理思想:一是逍遙自由的人生態度。蘇軾所崇尚的自然的書法創作，是一種自由、恬淡的創作。他在《石蒼舒醉墨堂》中說: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不異逍遙遊。￡，這裏的“至樂”、“逍遙遊”，很好地註解了蘇軾崇尚自然的創作主張。蘇軾在這裏雖然談的是書法創作，其實也是借談創作來說明他的人生態度，尤其是他在經歷“烏臺詩案，’之後的人生態度。他渴望個體自由和精神滿足，這在他的詩作對於無拘無束、清靜悠閒生活的無數次憧憬中得到表達。如《臨江仙?夜歸臨皋》: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幢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谷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屍士遭受了一場嚴重政治迫-害後，劫後餘生且內心憤慈而痛苦的蘇軾，沒有被痛苦壓倒，反而表現出了一種超人的曠達和不以世事縈懷的恬淡精神。詩人靜夜沉思，豁然有悟，眼前是“夜闌風靜谷紋平”，心與景會，神與物遊，他爲如此靜謐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情不自禁地產生脫離現實社會的浪漫主義遐想一‘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駕一葉扁舟，隨波流逝，任意東西，將自已的有限融化在無限的大自然之中一‘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如此飄逸又如此浪漫的詩句，也只有從東坡磊落豁達的襟懷才能流出。對自由人生的追求並非只出現在蘇軾窮困潦倒之時，其仕途得意時也有多次反映:胡爲小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帆張。我生本自便江海，忍恥未去猶仿徨。”在《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中，他說:“我本糜鹿性，諒非伏轅姿。”在《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中則謂:“人生百年寄鬢須，富貴何營霞中草。’，’:下視官爵如泥淤，磋我何爲久廓蹦。”在《行香子(述懷)》中，他更寫道: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作個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澳雲。”由此可見，蘇軾對自由人生的追求是一貫的。這種追求表現在他對陶淵明生活及人格的追慕之中。他說:“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他還一說: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這種“真”實際上容納了陶淵明縱浪大化、無往不適的精神，這種自然、任真正是蘇軾所仰慕的自由理想人格的特徵所在。蘇軾追求自由，渴望莊子所說的“逍遙遊”，但他對人生採取的又是一種積極的態度。無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狀況之下，他都始終關心百姓疾苦，始終渴望建功立業，始終熱愛生命。因此這是以一種積極的態度來追求超脫。正如蘇轍所說:淵明不肯爲五斗米，困，、終不能恢，以陷大難。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遷於淵明，其誰肯信之。”
但蘇軾畢竟有濃厚的忠君思想，又有積極的入世態度，所以他說:“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這說明蘇軾對自己的.人生態度是極爲清醒和自覺的。二是“忘我，’的道德修養論。蘇軾一生充滿了坎坷與曲折，在將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他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貶滴中度過。他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澹州。””這當然是對其坎坷曲折的人生際遇的一種自嘲。蘇軾經歷了常人難耐的艱難困苦，雖時有不平憤慈之聲，但最終還是歸於內心恬靜，始終能自得其樂。這與他對待世間萬物淡泊無爲、超然物外的心態即“忘我”的精神境界相關聯。蘇軾“忘我”的修養方式，不同於求道高人的修煉逃世，不同於隱士的遁世避世，也不同於放蕩名士的徉狂處世，更不同於屈原的棄世絕世，因而其終極境界，並不在於真正歸隱與超越，而在於現實社會之中、貧賤富貴之外的完善自我，即奉行以獨善之心行兼濟之志的人生哲學，故而能以平衡、自由和安適的感覺和心態對待得意與順境、變故和打擊，既不慼慼於貧賤，也不汲汲於富貴，寵辱不驚、安於所遇，當行則行、當止則止。這種境界和品德，蘊涵着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與世俗觀念、政治權力分庭抗禮的取向。蘇軾的“忘我，，並非僅僅是遭貶處窮時自我鎮定下的感覺和心境，而是窮達皆適的一種真善品德和君子人格，是他與世俗觀念、政治權勢抗爭的精神支柱。他在《雪堂記》中說: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在艱難惡劣的環境下只能避勢保真，“取雪之意”，其捍衛的是君子人格，批判的是外在之政“勢”、權“勢，’。所以“雪堂”的命名，蘊涵着道德關懷的激情和政治批判的力量。在《定風波?沙湖道中遇雨》中寫道: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陽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是其人格精神的自我寫照。“穿打，，，透顯出外在“勢”的力量和殘酷，“莫聽”、“何妨，’、“誰怕”，則刻畫出處變不驚的內在素養和富有挑戰精神的內在風貌。在他流放惠州、澹州後，身處蠻荒之地，兄弟隔絕，而能夠“身心兩不見，匆匆安且久。”。倏然獨覺午窗明，欲覺猶聞醉熟聲。，即是此種人格精神的寫照。元豐五年詞《哨遍》:“我今忘我兼忘世”，就是其物我兩忘、無思無慮的虛靜心境的自我觀照。中秋詞《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和中秋詞《念奴嬌》:“便欲乘風，翻然歸去”等，均是以莊子的逍遙遊來排解人生困苦，從而達到超脫窮達、寵辱皆忘的精神境界的說明。所以蘇軾是以“忘我，，的方式，使自己在各種境況下都得到不斷完善從而造就了偉大人格的一代大家。三是“寓意而不留意”的思想。蘇軾在《寶繪堂記》中提出了“寓意而不留意”的觀點: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色令人目盲，嘗廢此四者。
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夾，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亦聊以寓意焉耳……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舞至以此嘔血發家，宋孝武、王僧度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柯此留意之禍也。，王涯之複壁，皆意兒戲害其國，兇其身，寄也，”。留就是“停止在某一處所或地位上不動;不離去”。“寓，’就是“寄”，就是“遷，’，即寄情達意的意思。蘇軾所謂的“寓意”是指主體把對象作品當作是寄情達意的一種場所，“留意，，是指主體癡愛對象而不能自拔於其中。蘇軾指出，對於任何事物都不能迷戀，要採取超然物外的態度，但又並不完全排除一切的聲色之樂，而是對物採取一種既超然又有所寄託的不即不離的態度。他認爲書法、繪畫最能使人感到愉悅(悅人)，又不至於讓人沉溺其中而喪失人的本性，移人他說:始吾少時，恐其不吾?予也。嘗好此二者(指書畫)。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帷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1，蘇軾說他年少時酷愛書法、繪畫勝過王夕匕昌頁’正_‘階倒置，所以也就“失其本心，後來他對書畫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繪畫，勝過生死富貴，是“留於物”，是本末本末他說“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而不能爲吾玻”’。‘，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蘇軾指出只有寓於物而不留於物，物才‘能爲主體所樂，否則，物就爲主體所使人失其本心，就會“害其國，兇其身”。這其實也是對待人生的最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