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花開
梁孟偉
江南第一大佛爲何誕生在這裏？
兩晉高僧名士緣何聚居在這裏？
佛教天台宗爲何緣起於這裏？
唐詩之路爲何形成在這裏？
我帶着重重疑問，回溯蒹葭蒼蒼的歷史河流，停靠在1700多年前的時光碼頭，漫步於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剡溪兩岸。
西晉以後，中國分裂。黃河流域五個少數部族割據爭霸，南方五個短命王朝頻繁更替……無休止的戰禍、饑荒、疾疫、動亂，極爲殘酷野蠻的階級與民族壓迫，中原哀鴻遍野，餓殍滿地，“白骨蔽野，百無一存”、“餓死衢路，無人收識”、“道路斷絕，千里無煙”、“身禍家破，闔門比屋……”
北方血雨腥風，戰禍頻仍；南方經濟發展，安逸富足。於是一批批北人，舉家帶口，扶老攜幼，渡過長江，涉過錢塘，沿着娥江，溯流而上。但見“剡山峻絕，競爽嵩華，澗崖燭銀，岫巘蘊玉”，“四嶂相銜，鬱如鷲嶽”，“曲澗微轉，渙若龍池”，真乃“六通之聖地，八輩之奧宇”。這裏未經戰亂，田園寧靜；風光幽奇，峯高林密；水碧山青，人煙稀少。對於飽嘗戰爭離亂之苦的北人，無疑是一處世外桃源，方外樂土，也合了剡字“兩火一刀可以逃”的讖語。因此，北方門閥士族，紛至沓來；高僧名士，接踵而至。
“山從東南來，水向西北去。”剡東南諸山大多由天台山脈延伸而來，“晉前同是一青山”。剡溪數條支流發源於天台，匯入曹娥江最後注人東海。“江到剡溪清見底，山入天台人自迷，”剡東南也就成爲“上接臺雲，下臨剡曲”的捩轉之地。
“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洲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白居易在《沃洲山禪院記》中記下當年盛況：“晉宋以來，因山開洞，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有乾、興、淵、支、道、開、威、蘊、崇、實、光、識、斐、藏、濟、度、逞、印凡十八人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元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泊、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宗教文化一代名流，在此風雲際會；王謝大族才人集團，幾乎網羅無遺。晉時剡縣，高僧雲集，名流薈萃；星光璀璨，雲蒸霞蔚。既是社會因緣的撮合，又是時代思潮的支配，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聚集到地處山陬的彈丸之地，使得剡地成爲當時名副其實的文化中心。
沃洲山，東鄰岇山，南連天姥，西接劉門，爲天台山支脈。晉以前松竹蔽天，濃蔭覆地，四山圍抱，中開靈境，蘭芷叢生於溪濱，喧鳥長謳於樾蔭，不見波影，但聞流聲。風露搖曳枝梢，而不侵及落葉，遊人到此不見廬舍，聞雞犬始知有人。
一批才華橫溢的佛界人物，從全國各地迤邐而來，在剡東組建起一個個佛教僧團。以竺潛爲首的東峁山僧團駐足今天的新昌大市聚地區；以支遁爲首的沃洲僧團，聚集於今天的新昌沃洲山一帶；以於法蘭及弟子於法開、於道邃爲首的元化寺僧團，駐錫於新昌石城山的元化寺即今天的大佛寺千佛禪院。三個僧團地處毗鄰，交往頻繁；共究佛典，同辯義理。
當時印度佛教典籍開始在中國廣爲流傳，特別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般若經》影響更是巨大。“般若”意爲佛的智慧，屬大乘空宗，又稱“無相大乘”，倡導“四大皆空”、“無所有相，無生滅相”、“假號不真，不有不無，不着兩邊”。這是一種非常精微深奧的思辨哲學，也是佛學精義所在，故《般若經》又稱“佛母經”。概其要義有三：事物均由因緣和合而成，其名稱只是區別其他形相的一種假名，並無不變之實體；法是鏡中緣，法生於心，譬如水月鏡花，露珠映日，皆是幻象；有爲之法，無得久停，一切事物都在成住壞滅中流轉，故物不可得，心無所住。三大僧團承繼三國以來研習般若學的風氣，將佛教般若與中國本土玄學結合起來，開創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般若學派。
般若學引進之初，譯出的經典並不完備，且多錯訛。“《道行》頗多格礙，《放光》言少事約，《光贊》辭質勝文。”因此衆解紛壇，莫衷一是，形成了對“空”義的不同理解，產生了不同觀點的學術流派，這就是中國佛教史上的“六家七宗”。他們鑽研般若，暢玄探幽；結合老莊，進行解讀。對空的解釋提出不同的說法。
般若空義存在衆多歧義，於法蘭深感經文不足，抱着“大法難興，經道多缺，若聞一圓教，夕死可也”的宏願，率徒於道邃遠適西域，成爲我國最早西天取經的高僧之一。惜其“至交州，罹患重疾，卒於象林”（今越南境內）。未能像唐僧一樣取經而歸，但要比三藏早了百年。
由於多位高僧在此研究與傳播佛法，剡東儼然成爲全國佛教研究基地。高僧名士，互相結交，過從密切。既談佛理（主要是般若）、又談莊老（即玄學），將道家的“無爲”與佛家的“般若”冶作一爐，你唱我和，形成思辯性的宗教哲學。這種佛玄合流的.哲學思想，代表了時代精神，打下了文化印記。
“六家七宗”中的“即色宗”創立者支遁，於東晉建元年間入剡，先後在沃洲和石城山建寺說法10多年；“識含宗”、“緣會宗”的創立者於法開、於道邃，均是名僧於法蘭的弟子，他們在石城山創建元化寺即今天的千佛禪院；“本無異宗”的創立者竺潛，隱跡剡東峁山講經說法30多年，直至東晉寧康二年（374）圓寂；“心無宗”創立者之一的竺法蘊是竺潛的高足，一直跟隨竺潛左右；“幻化宗”創立者竺道壹在紹興嘉祥寺爲僧首時，曾遊學說教於石城、沃洲，石城山三個寺廟曾是他開講經論的重要場所。“六家七宗”中只有“本無宗”創立者道安沒有到過剡東，其他“五家六宗”的創立者均與剡東有關，或駐錫建寺於剡東，或遊學說教於剡東。
他們各抒己見，思想自由，相互尊重。東峁竺潛創本無異宗不礙其弟子竺法蘊倡心無義；元化寺中於法開、於道邃，同爲於法蘭弟子而各立一宗，師徒無間；元化寺於法開雖一度與沃洲支遁爭名，而支遁晚年歸石城卻爲於法蘭、於道邃作了銘贊；“曇光比丘，與晉世於蘭，同時並學；蘭以慧解馳聲，光以禪味消影。”並處石城山中互不干擾。於法開認世情爲一場大夢；竺潛講學時“或暢方等，或釋老莊”，佛玄並重；支遁也以佛解玄，注《逍遙遊》，被稱爲支理。這種兼容幷蓄的包納寬容、綜合貫通的學術風尚，爲後來的天台宗立教作了前導，使其“教觀總持，解行並進，破斥南北，融會三教”，形成了集百川以歸海的局面。
我們驅車東峁沃洲，追尋先賢的遺蹟。想先找白道猷的遺存，但“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據樑釋慧皎所著《高僧傳》卷第五記載，白道猷曾寫信給另一名高僧道壹，既表達了住錫東峁的悠哉遊哉，又流露出未能同遊的深深遺憾。他在信中說：“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峯採藥，服餌鷁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並在信後附寫一首詩，題目爲《招道壹歸沃洲》：“連峯數千裏，修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方知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如知百世下，猶有上皇民。開此無事蹟，以待竦俗賓。長嘯自林際，歸此保天真。”白道猷可能不知道，自己寫下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首山水詩！詩裏的山水不再是寫人的陪襯，而是作爲詩歌的獨立主體，比公認的山水詩鼻祖謝靈運要早二三十年。
聽說竺道潛講經臺還在，我們來到水簾洞景區。只見東峁山下，一洞天開，門懸飛瀑，噴薄而出，光彩奪目。水簾洞頂有潛公臺，片石凌雲，傳爲竺道說法處。想當年，士僧跋山涉水成羣結隊，來到這裏聽其講經，竺潛在一塊巨石上盤坐弘法，嘩嘩水聲彷彿他頓挫的話語，金色陽光恰似他燦爛的笑臉。巖下的人們仰觀靜坐如聽天人佈道，個個如醉似癡泥塑木雕……如今，瀑布下方還存斷壁殘垣，據說是竺道潛的住宅遺址；一片樹林裏有圈石頭基座，據說那是竺道潛的墳墓。朱熹到此感嘆：“水簾幽谷我來時，拂面飛泉最醒眸；一片水簾遮洞口，何人卷得上簾鉤。”
從水簾洞出來，尋找小嶺寺，已找不到任何遺蹟。但是這位高僧的風流軼事，還在剡東廣爲流傳：支遁羨慕並想追隨竺潛到剡東隱居，派遣使者向竺潛買沃洲小嶺，竺潛答覆“欲來當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支遁聽聞後深表慚愧，最後不用一錢得小嶺。他赴剡路過吳地，謝安時任吳興太守，寫信給支遁:“……我等待着我們的會面，等一天就象一千年那樣漫長。這裏多有山水，環境優雅，可供療養，各方面都不比剡縣差。望能前來，以解思念之苦。”經過會稽，王羲之索看支遁註釋的《莊子·逍遙篇》，洋洋千言，驚世駭俗。於是寬衣解帶，依依留連，不忍離去。但謝安的苦留，羲之的盛請，都未停止支遁赴剡的腳步。他先到沃洲，建小嶺寺；再在石城，築棲光寺。一次別人送給他幾匹馬，他精心飼養，有人因此笑話他，他回答說:“我是愛它的神駿，隨便養着罷了。”又有人送他兩隻鶴，他倍加愛惜，不久便對鶴說：“你本是沖天之物，怎能作耳目玩物呢?”於是將鶴放飛。現在的沃洲東峁一帶，還有不少支竺兩人的遺蹟行蹤，如“放鶴峯”、“養馬坡”、“支遁嶺”等。
竺、支、二於是佛教入浙的四位解義之祖，他們研究傳播的是“般若學”，可以說是佛教的理論基礎，當然也是天台宗的理論基礎。
又過了一百餘年，又一位生活在這一帶的大師，掀起了佛教史上一個新的高潮，這就是天台山國清寺的智者大師。智者融合當時中國南北方的佛學，創立了中國佛教的第一個民族化宗派——天台宗。天台宗以般若學理論爲借鑑，創立了“一心三觀”和“三諦圓融”的認識論。這是一種不執着於兩個極端的認識方法。般若學認爲，人的認識來自於三個方面，一個是世俗的一切認識；一個是超越了世俗的認識，近乎真理的惟一認識；還有一個是達到了最高的認識，即佛的智慧，是最高的智慧。這三種認識皆來自於一心或者說是一念，所以一心或一念之中即可觀察到這三種智慧。智者大師根據一心三觀的理論，提出了三諦圓融的認識觀，強調整個世界沒有一樣是不變的。認識世界既要看到事物的兩面性，更要把握它們的整體性。
石城大佛寺山門口立有“石城古剎”牌坊，上有對聯：“晉宋開山，天台門戶；齊樑造像，越國敦煌。” “門戶”實有發端、前導之意。這既是對其在宗教文化史上崇高地位的肯定，也是對天台山佛教文化淵源的追溯。
其實，從新昌到天台只有60公里，就是這短短的60公里，一二百年間不斷地出現佛教大師級人物，把中國佛學推向一個又一個高潮，從詮釋般若學開始，到天台宗創立，中國佛學的建構過程似乎就濃縮在這60公里當中。更爲令人驚歎的是，智者大師建構了天台宗理論之後，就離開了天台山，圓寂在新昌大佛寺的彌勒佛腳下，給佛教般若學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隋開皇十七年（597年）十月，晉王楊廣再三懇召智顗下山。其時智顗已“將身不慎，遂動熱渴”。他安排好後事，規劃好國清寺的寺基及殿堂樣式，十月十八日下山，騎驢代步，越剡嶺到石城。旅途不免勞頓，氣病兼篤，臥病石城。對弟子智越說：“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而來也。吾知命在此，故不須前進也。石城是天台西門，大佛是當來靈像，處所既好，宜最後用心。”臥病癒月，心力日衰，自覺難以復起，延至十一月二十一日開始交代後事：衣鉢道具分爲兩份，一份奉彌勒，一份充羯磨。又留下《遺晉王書》：“乞晉王莊嚴剡縣十丈彌勒。”對石城大佛作了最後關懷。越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入滅。圓寂之際，靈蹟疾現，右脅側臥，忽然風雲變色，鬆桂聲鳴，宛然天樂入房，起牀合掌，神氣熙怡。回顧侍者曰：“觀音來迎，該當去矣！”垂手西向，端坐神遷。侍官張達等五人自見石佛倍大，光明滿山，直入房內。
寫到這裏，我恍然大悟，原來新昌雕鑿的 “江南第一大佛”，就是爲了紀念東晉時期剡東的佛學文化活動，體現了信仰、思辯相結合的時代特徵。而智者大師選擇在剡東大佛前圓寂(597)，也緣於“般若熾於石城”的緣故，最終他要到這裏認祖歸宗。那麼到了唐代，詩人們人承先輩嘉言遺風，繼前賢懿德亮節，最終走出一條唐詩之路，也就不難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