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經典散文

豐子愷是中國現代畫家、散文家、美術教育家、音樂教育家、漫畫家、書法家和翻譯家。小編收集了豐子愷經典散文，歡迎閱讀。

寓樓的窗前有好幾株梧桐樹。這些都是鄰家院子裏的東西，但在形式上是我所有的。因爲它們和我隔着適當的距離，好像是專門種給我看的。它們的主人，對於它們的局部狀態也許比我看得清楚；但是對於它們的全體容貌，恐怕始終沒看清楚呢。因爲這必須隔着相當的距離方纔看見。唐人詩云：“山遠始爲容。”我以爲樹亦如此。自初夏至今，這幾株梧桐樹在我面前濃妝淡抹，顯出了種種的容貌。

當春盡夏初，我眼看見新桐初乳的光景。那些嫩黃的小葉子一簇簇地頂在禿枝頭上，好像一堂樹燈，又好像國小生的剪貼圖案，佈置均勻而帶幼稚氣。植物的生葉，也有種種技巧：有的新陳代謝，瞞過了人的眼睛而在暗中偷換青黃。有的微乎其微，漸乎其漸，使人不覺察其由禿枝變成綠葉‘只有梧桐樹的生葉，技巧最爲拙劣，但態度最爲坦白。它們的枝頭疏而粗，它們的葉子平而大。葉子一生，全樹顯然變容。

在夏天，我又眼看見綠葉成陰的光景。那些團扇大的葉片，長得密密層層，望去不留一線空隙，好像一個大綠障；又好像圖案畫中的一座青山。在我所常見的庭院植物中，葉子之大，除了芭蕉以外，恐怕無過於梧桐了。芭蕉葉形狀雖大，數目不多，那丁香結要過好幾天才展開一張葉子來，全樹的葉子寥寥可數。梧桐葉雖不及它大，可是數目繁多。那豬耳朵一般的東西，重董疊疊地掛着，一直從低枝上掛到樹頂。窗前擺了幾枝梧桐，我覺得綠意實在太多了。古人說“芭蕉分綠上窗紗”，眼光未免太低，只是階前窗下的所見而已。若登樓眺望，芭蕉便落在眼底，應見“梧桐分綠上窗紗”了。

一個月以來，我又眼看見梧桐葉落的光景。樣子真悽慘呢!最初綠色黑暗起來，變成墨綠；後來又由墨綠轉成焦黃；北風一吹，它們大驚小怪地鬧將起來，大大的黃葉便開始辭枝——起初突然地落脫一兩張來；後來成羣地飛下一大批來，好像誰從高樓上丟下來的東西。枝頭漸漸地虛空了，露出樹後面的房屋來、終於只搿幾根枝條，回覆了春初的面目。這幾天它們空手站在我的窗前，好像曾經娶妻生子而家破人亡了的光棍，樣子怪可憐的!我想起了古人的詩：“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裏，何當還故處?”現在倘要蒐集它們的一切落葉來，使它們一齊變綠，重還故枝，回覆夏日的光景，即使仗了世間一切支配者的勢力，盡了世間一切機械的效能，也是不可能的事了!回黃轉綠世間多，但象徵悲哀的莫如落葉，尤其是梧桐的落葉。

但它們的主人，恐怕沒有感到這種悲哀。因爲他們雖然種植了它們，所有了它們，但都沒有看見上述的種種光景。他們只是坐在窗下瞧瞧它們的根幹，站在階前仰望它們的枝葉，爲它們掃掃落葉而已，何從看見它們的容貌呢?何從感到它們的象徵呢?可知自然是不能被佔有的。可知藝術也是不能被佔有的。

前天同了兩女孩到西湖山中游玩，天忽下雨。我們倉皇奔走，看見前方有一小廟，廟門口有三家村，其中一家是開小茶店而帶賣香菸的。我們趨之如歸。茶店雖小，茶也要一角錢一壺。但在這時候，即使兩角錢一壺，我們也不嫌貴了。

茶越衝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遊山遇雨，覺得掃興；這時候山中阻雨的一種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牽引了我的感興，反覺得比晴天遊山趣味更好。所謂“山色空濛雨亦奇”，我於此體會了這種境界的好處。然而兩個女孩子不解這種趣味，她們坐在這小茶店裏躲雨，只是怨天尤人，苦悶萬狀。我無法把我所體驗的境界爲她們說明，也不願使她們“大人化”而體驗我所感的趣味。

茶博士坐在門口拉胡琴。除雨聲外，這是我們當時所聞的唯一的聲音。拉的是《梅花三弄》，雖然聲音摸得不大正確，拍子還拉得不錯。這好像是因爲顧客稀少，他坐在門口拉這曲胡琴來代替收音機作廣告的。可惜他拉了一會就罷，使我們所聞的只是嘈雜而冗長的雨聲。爲了安慰兩個女孩子，我就去向茶博士借胡琴。“你的胡琴借我弄弄好不好？”他很客氣地把胡琴遞給我。

我借了胡琴回茶店，兩個女孩很歡喜。“你會拉的？你會拉的？”我就拉給她們看。手法雖生，音階還摸得準。因爲我小時候曾經請我家鄰近的柴主人阿慶教過《梅花三弄》，又請對面弄內一個裁縫司務大漢教過胡琴上的工尺。阿慶的教法很特別，他只是拉《梅花三弄》給你聽，卻不教你工尺的曲譜。他拉得很熟，但他不知工尺。我對他的拉奏望洋興嘆，始終學他不來。後來知道大漢識字，就請教他。他把小工調、正工調的音階位置寫了一張紙給我，我的胡琴拉奏由此入門。現在所以能夠摸出正確的音階者，一半由於以前略有摸小提琴的經驗，一半仍是根基於大漢的教授的。在山中小茶店裏的雨窗下，我用胡琴從容地（因爲快了要拉錯）拉了種種西洋小曲。

兩女孩和着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賣唱的，引得三家村裏的人都來看。一個女孩唱着《漁光曲》，要我用胡琴去和她。我和着她拉，三家村裏的青年們也齊唱起來，一時把這苦雨荒山鬧得十分溫暖。我曾經吃過七八年音樂教師飯，曾經用鋼琴伴奏過混聲四部合唱．但是有生以來，沒有嘗過今日般的音樂的趣味。

兩部空黃包車拉過，被我們僱定了。我付了茶錢，還了胡琴，辭別三家村的青年們，坐上車子。油布遮蓋我面前，看不見雨景。我回味剛纔的經驗，覺得胡琴這種樂器很有意思。

鋼琴笨重如棺材，小提琴要數十百元一具，製造雖精，世間有幾人能夠享用呢？胡琴只要兩三角錢一把，雖然音域沒有小提琴之廣，也儘夠演奏尋常小曲。雖然音色不比小提琴優美，裝配得法，其發音也還可聽。這種樂器在我國民間很流行，剃頭店裏有之，裁縫店裏有之，江北船上有之，三家村裏有之。

倘能多造幾個簡易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漁光曲》—般流行於民間，其藝術陶冶的效果，恐比學校的音樂課廣大得多呢。

我離去三家村時，村裏的青年們都送我上車，表示惜別。我也覺得有些兒依依。（曾經搪塞他們說：“下星期再來！”其實恐怕我此生不會再到這三家村裏去吃茶且拉胡琴了。）若沒有胡琴的因緣，三家村裏的青年對於我這路人有何惜別之情，而我又有何依依於這些萍水相逢的人呢？古語云：“樂以教和。”我做了七八年音樂教師沒有實證過這句話，不料這天在這荒村中實證了。

避寇西竄，流亡十年，終於有一天，我的腳重新踏到了上海的土地。我從京滬火車上跨到月臺上的時候，第一腳特別踏得重些，好比同它握手。北站除了電車軌道照舊之外，其餘的都已不可復識了。

我率眷投奔朋友家。預先函洽的一個樓面，空着等我們去息足。息了幾天，我們就搭滬杭火車，在長安站下車，坐小舟到石門灣去探望故里。

我的故鄉石門灣，位在運河旁邊。運河北通嘉興，南達杭州，在這裏打一個彎，因此地名石門灣。石門灣屬於石門縣（即崇德縣），其繁盛卻在縣城之上。抗戰前，這地方船舶麇集，商賈輻輳。每日上午，你如果想通過最熱鬧的寺弄，必須與人摩肩接踵，又難免被人踏脫鞋子。因此石門灣有一句專用的俗語，形容擁擠，叫做“同寺弄裏一樣”。

當我的小舟停泊到石門灣南皋橋堍的埠頭上的時候，我舉頭一望，疑心是弄錯了地方。因爲這全非石門灣，竟是另一地方。只除運河的灣沒有變直，其他一切都改樣了。這是我呱呱墮地的`地方。但我十年歸來，第一腳踏上故鄉的土地的時候，感覺並不比上海親切。因爲十年以來，它不斷地裝着舊時的姿態而入我的客夢；而如今我所踏到的，並不是客夢中所慣見的故鄉！

我沿着運河走向寺弄。沿路都是草棚、廢墟，以及許多不相識的人。他們都用驚奇的眼光對我看，我覺得自己好像伊爾文SketchBook中的RipVanWinkle，我感情興奮，旁若無人地與家人談話：“這裏就是楊家米店，”“這裏大約是殷家弄了！”“喏喏喏，那石埠頭還存在！”旁邊不相識的人，看見我們這一羣陌生客操着道地的石門灣土白談話，更顯得驚奇起來。其中有幾位父老，向我們注視了一回，和旁人切切私語，於是注目我們的更多，我從耳朵背後隱約聽見低低的話聲：“豐子愷，”“豐子愷回來了。”但我走到了寺弄口，竟無一個認識的人。因爲這些人在十年前大都是孩子，或少年，現在都已變成成人，代替了他們的父親。我若要認識他們，只有問他的父親叫什麼了。“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兩句詩從前是讀讀而已，想不到自己會做詩中的主角！

“石門灣的南京路”的寺弄，也盡是草棚。“石門灣的市中心”的接待寺，已經全部不見。只憑寺前的幾塊石板，可以追憶昔日的繁榮。在寺前，忽然有人招呼我。一看，一位白鬚老翁，我認識是張蘭墀。他是當地一大米店的老主人，在我的緣緣堂建築之先，他也造一所房子。如今米店早已化爲烏有，房子僥倖沒有被燒掉。他老人家抗戰至今，十年來並未離開故鄉，只是在附近東躲西避，苟全性命。石門灣是游擊區，房屋十分之八九變成焦土，住民大半流離死亡。像這老人，能保留一所劫餘的房屋和一掬健康的白鬍須，而與我重相見面，實在難得之至，這可說是戰後的石門灣的驕子了。這石門灣的驕子定要拉我去吃夜飯。我尚未憑弔緣緣堂廢墟，約他次日再見。

從寺弄轉進下西弄，也盡是茅屋或廢墟，但憑方向與距離，走到了我家染坊店旁的木場橋。這原來是石橋。我生長在橋邊，每塊石板的形狀和色彩我都熟悉。但如今已變成平平的木橋，上有木欄，好像公路上的小橋。橋堍一片荒草地，染坊店與緣緣堂不知去向了。根據河邊石岸上一塊突出的石頭，我確定了染坊店牆界。這石岸上原來築着曬布用的很高的木架子。染坊司務站在這塊突出的石頭上，用長竹竿把藍布挑到架上去曬的。我做兒童時，這塊石頭被我們兒童視爲危險地帶。只有隔壁豆腐店裏的王囝囝，身體好，膽量大，敢站到這石頭上，而且做個“金雞獨立”。我是不敢站上去的。有一次我央另一個人拉住了手，上去站了一回，下臨河水，膽戰心驚。終被店裏的人看見，叫我回來，並且告訴母親，母親警戒我以後不準再站。如今百事皆非，而這塊石頭依然如故。這一帶地方的盛衰滄桑，染坊店、緣緣堂的興廢，以及我童年時的事，這塊石頭一一親眼看到，詳細知道。我很想請它講一點給我聽。但它默默不語，管自突出在石岸上。只有一排牆腳石，肯指示我緣緣堂所在之處。我由牆腳石按距離推測，在荒草地上約略認定了我的書齋的地址。一株野生樹木，立在我的書桌的地方，比我的身體高到一倍。許多荊棘，生在書齋的窗的地方。這裏曾有十扇長窗，四十塊玻璃。石門灣淪陷前幾日，日本兵在金山衛登陸，用兩架飛機來炸十八里外的石門縣，這十扇玻璃窗都震怒，發出憤怒的叫聲。接着就來炸石門灣，一個炸彈落在書齋窗外五丈的地方，這些窗曾大聲咆哮。我躲在窗內，倖免於難。這些回憶，在這時候一一浮出腦際。我再請牆腳石引導，探尋我們的竈間的地址。約略找到了，但見一片荒地，草長過膝。抗戰後一年，民國二十七年，我在桂林得到我的老姑母的信，說緣緣堂雖毀，煙囪還是屹立。這是“煙火不斷”之象。老人對後輩的慰藉與祝福，使我誠心感動。如今煙囪已不知去向。而我家的煙火的確不斷。我帶了六個孩子（二男四女）逃出去，帶回來時變了六個成人，又添了一個八歲的抗戰兒子。倘使緣緣堂存在，它當日放出六個小的，今朝收進六個大的，又加一個小的作利息，這筆生意着實不錯！它應該大開正門，歡迎我們這一羣人的歸來。可惜它和老姑母一樣作古，如今只剩一片蔓草荒煙，只能招待我們站立片時而已！大兒華瞻，想找一點緣緣堂的遺物，帶到北平去作紀念。尋來尋去，只有蔓草荒煙，遺物了不可得。後來用器物發掘草地，在尺來深的地方，掘得了一塊焦木頭。依地點推測大約是門檻或堂窗的遺骸。他髫齡的時候，曾同它們共數晨夕。如今他收拾它們的殘骸，藏在火柴匣裏，帶它們到北平去，也算是不忘舊交，對得起故人了。這一晚我們到一個同族人家去投宿。他們買了無量的酒來慰勞我，我痛飲數十鍾，酣然入睡，夢也不做一個。次日就離開這銷魂的地方，到杭州去覓我的新巢了。

我的左額上有一條同眉毛一般長短的疤。這是我兒時遊戲中在門檻上跌破了頭顱而結成的。相面先生說這是破相，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夢痕”。因爲這是我的夢一般的兒童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唯一的痕跡。由這痕跡可以探尋我的兒童時代的美麗的夢。

我四五歲時，有一天，我家爲了“打送”(吾鄉風俗，親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門來作客，辭去時，主人家必做幾盤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親、姑母、嬸母和諸姊們都在做米粉包子。廳屋的中間放一隻大匾，匾的中央放一隻大盤，盤內盛着一大堆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餡用的甜甜的豆沙。母親們大家圍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捲起衣袖，向盤內摘取一塊米粉來，捏做一隻碗的形狀;夾取一筷豆沙來藏在這碗內;然後把碗口收攏來，做成一個圓子。

再用手法把圓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條絞絲花紋的脊樑來;最後在脊樑湊合的中心點上打一個紅色的“壽”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陳列在大匾內，樣子很是好看。大家一邊做，一邊興高采烈地說笑。有時說誰的做得太小，誰的做得太大;有時盛稱姑母的做得太玲瓏，有時笑指母親的做得象個餅。笑語之聲，充滿一堂。這是年中難得的全家歡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們的，在這種日子更有無上的歡樂;在準備做包子時，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時候，我只要噪鬧一下子，母親們會另做一隻小包子來給我當場就吃。

新鮮的米粉和新鮮的豆沙，熱熱地做出來就吃，味道是好不過的。我往往吃一隻不夠，再噪鬧一下子就得吃第二隻。倘然吃第二隻還不夠，我可嚷着要替她們打壽字印子。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來一塌糊塗，看不出壽字;蘸的水太少了，打出來又不清楚;況且位置要擺得正，歪了就難看;打壞了又不能揩抹塗改。所以我嚷着要打印子，是母親們所最怕的事。她們便會和我商量，把做圓子收口時摘下來的一小粒米粉給我，叫我“自己做來自己吃。”這正是我所盼望的主目的!開了這個例之後，各人做圓子收口時摘下來的米粉，就都得照例歸我所有。再不夠時還得要求向大盤中扭一把米粉來，自由捏造各種粘土手工:捏一個人，團攏了，改捏一個狗;再團攏了，再改捏一隻水煙管……捏到手上的齷齪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變成了灰色的時候，我再向她們要一朵豆沙來，裹成各種三不象的東西，吃下肚子裏去。這一天因爲我噪得特別厲害些，姑母做了兩隻小巧玲瓏的包子給我吃，母親又外加摘一團米粉給我玩。爲求自由，我不在那場上吃弄，拿了到店堂裏，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後來我知道是我們店裏的學徒，但在當時我只知道他是我兒時的最親愛的伴侶。他的年紀比我長，智力比我高，膽量比我大，他常做出種種我所意想不到的玩意兒來，使得我驚奇。這一天我把包子和米粉拿出去同他共玩，他就尋出幾個印泥菩薩的小形的紅泥印子來，教我印米粉菩薩。

後來我們爭執起來，他拿了他的米粉菩薩逃，我就拿了我的米粉菩薩追。追到排門旁邊，我跌了一交，額骨磕在排門檻上，磕了眼睛大小的一個洞，便暈迷不省。等到知覺的時候，我已被抱在母親手裏，外科郎中蔡德本先生，正在用布條向我的頭上重重疊疊地包裹。

自從我跌傷以後，五哥哥每天乘店裏空閒的時候到樓上來省問我。來時必然偷偷地從衣袖裏摸出些我所愛玩的東西來――例如關在自來火匣子裏的幾隻叩頭蟲，洋皮紙人頭，老菱殼做成的小腳，順治銅鈿磨成的小刀等――送給我玩，直到我額上結成這個疤。

講起我額上的疤的來由，我的回想中印象最清楚的人物，莫如五哥哥。而五哥哥的種種可驚可喜的行狀，與我的兒童時代的歡樂，也便跟了這回想而歷歷地浮出到眼前來。

他的行爲的頑皮，我現在想起了還覺吃驚。但這種行爲對於當時的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使我時時刻刻追隨他，自願地做他的從者。他用手捉住一條大蜈蚣，摘去了它的有毒的鉤爪，而藏在衣袖裏，走到各處，隨時拿出來嚇人。我跟了他走，欣賞他的把戲。他有時偷偷地把這條蜈蚣放在別人的瓜皮帽子上，讓它沿着那人的額骨爬下去，嚇得那人直跳起來。有時懷着這條蜈蚣去登坑，等候鄰席的登坑者正在拉糞的時候，把蜈蚣丟在他的褲子上，使得那人扭着褲子亂跳，累了滿身的糞。又有時當衆人面前他偷把這條蜈蚣放在自己的額上，假裝被咬的樣子而號淘大哭起來，使得滿座的人驚惶失措，七手八腳地爲他營救。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他伸起手來收拾了這條蜈蚣，忽然破涕爲笑，一縷煙逃走了。後來這套戲法漸漸做穿，有的人警告他說，若是再拿出蜈蚣來，要打頭頸拳了。於是他換出別種花頭來:他躲在門口，等候警告打頭頸拳的人將走出門，突然大叫一聲，倒身在門檻邊的地上，亂滾亂撞，哭着嚷着，說是踐踏了一條臂膀粗的大蛇，但蛇是已經攢進榻底下去了。走出門來的人被他這一嚇，實在魂飛魄散;但見他的受難比他更深，也無可奈何他，只怪自己的運氣不好。他看見一羣人蹲在岸邊釣魚，便參加進去，和蹲着的人閒談。同時偷偷地把其中相接近的兩人的辮子梢頭結住了，自己就走開，躲到遠處去作壁上觀。被結住的兩人中若有一人起身欲去，滑稽劇就演出來給他看了。諸如此類的惡戲，不勝枚舉。

現在回想他這種玩耍，實在近於爲虐的戲謔。但當時他熱心地創作，而熱心地欣賞的孩子，也不止我一個。世間的嚴正的教育者，請稍稍原諒他的頑皮!我們的兒時，在私塾裏偷偷地玩了一個摺紙手工，是要遭先生用銅筆套管在額骨上猛釘幾下，外加在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面前跪一支香的!

況且我們的五哥哥也曾用他的智力和技術來發明種種富有趣味的玩意，我現在想起了還可以神往。暮春的時候，他領我到田野去偷新蠶豆。把嫩的生吃了，而用老的來做“蠶豆水龍”。其做法，用煤頭紙火把老蠶豆莢薰得半熟，剪去其下端，用手一捏，莢裏的兩粒豆就從下端滑出，再將莢的頂端稍稍剪去一點，使成一個小孔。然後把豆莢放在水裏，待它裝滿了水，以一手的指捏住其下端而取出來，再以另一手的指用力壓榨豆莢，一條細長的水帶便從豆莢的頂端的小孔射出。製法精巧的，射水可達一二丈之遠。他又教我“豆梗笛”的做法:摘取豌豆的嫩梗長約寸許，以一端塞入口中輕輕咬嚼，吹時便發喈喈之音。再摘取蠶豆梗的下段，長約四五寸，用指爪在梗上均勻地開幾個洞，作成豆的樣子。然後把豌豆梗插入這笛的一端，用兩手的指隨意啓閉各洞而吹奏起來，其音宛如無腔之短笛。他又教我用洋蠟燭的油作種種的澆造和塑造。用芋艿或番薯鐫刻種種的印版，大類現今的木版畫。……諸如此類的玩意，亦復不勝枚舉。

現在我對這些兒時的樂事久已緣遠了。但在說起我額上的疤的來由時，還能熱烈地回憶神情活躍的五哥哥和這種興致蓬勃的玩意兒。誰言我左額上的疤痕是缺陷?這是我的兒時歡樂的佐證，我的黃金時代的遺蹟。過去的事，一切都同夢幻一般地消滅，沒有痕跡留存了。只有這個疤，好象是“脊杖二十，刺配軍州”時打在臉上的金印，永久地明顯地錄着過去的事實，一說起就可使我歷歷地回憶前塵。彷彿我是在兒童世界的本貫地方犯了罪，被刺配到這成人社會的“遠惡軍州”來的。這無期的流刑雖然使我永無還鄉之望，但憑這臉上的金印，還可回溯往昔，追尋故鄉的美麗的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