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探索，生命的叩問
——評影片《唐山大地震》
摘要：影片《唐山大地震》並沒有去全景式地反映這一場世界地震史上的大災難，而是將大地震作爲一種背景推向後臺，通過一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幾個普通人物的親情失而復得的故事來解讀複雜的人性。它以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的完美結合，表現了深刻的思想主題：人性和生命。
關鍵詞：《唐山大地震》，災難，悲劇，人，自然，人性，生命。
馮小剛執導的《唐山大地震》公映以來，憑藉3天破億、5天破2億、7天破3億、11天破4億、17天坡5億、並且還在繼續向上突破的驕人成績，創下了國產片最高票房紀錄。由此，我們可以從一個角度看到該片製作的成功。
然而，我們在聽到人們對影片《唐山大地震》大加讚揚之辭的同時，也聽到了不同的聲音。有人說它嚴重失實，比如表現地震時出現了多次閃爍的好看的紫色的地光；大地看不到絲毫的暴跳和傾斜，老弱婦孺們都還能在地上奔走；地震發生時沒有出現巨大的“地聲”；沒有聽到75萬唐山人被埋在腳下的呼救聲。
其實，影片《唐山大地震》對地震場面的表現是作了一些努力的：奇熱無比的天氣，成羣結隊到處亂飛的蜻蜓；隨着一道藍光閃過，大地傾斜了，地面開裂了，電線起火了，房屋倒塌了，生命消失了。地震來時正值深夜，人們還在夢中，很多人還沒有醒來就失去了生命。有的夜班工人雖然感受到了地震的到來，可是面對突如其來的山崩地裂般的大地震，大家只能是驚慌失措，束手無策，任憑地震無情地吞噬着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電影鏡頭對着一排排地震遇難者的遺體，還有那些在悽風苦雨中淒厲地叫着父母名字或叫着兒女名字的倖存者，畫面足以反映大自然的殘酷，地震災區的慘烈。
藝術是可以虛構的。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說過：“在悲劇中，詩人們都堅持採用歷史人名，理由是：可能的事是可信的；未曾發生的事，我們還難以相信是可能的；但已發生的事，我們卻相信是可能的；因此不可能的事不會發生。但有些悲劇卻只有一兩個熟悉的人物，其餘都是虛構，有些悲劇甚至沒有一個熟悉的人物，例如阿伽同的《安逸斯》，其中的事件與人物都是虛構的，可是仍然使人喜愛。因此，不必專採用那些作爲悲劇題材的傳統故事。那樣作是可笑的；因爲甚至那些所謂熟悉的人名，也僅爲少數人熟悉，儘管如此，仍然爲大家喜愛。”[1]亞里士多德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在文藝創作中寫發生過的真實的事情和寫未發生過的虛構的事情都是可以的。只要合乎情理，生動感人，就會使人喜愛。
我們知道，電影藝術不是簡單的照相，不是記錄社會生活的原型。任何一位電影藝術家，在進行電影創作時，都必須以客觀存在着的現實生活作爲依據。脫離現實生活的創作就如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必然會走入死衚衕，不會受到觀衆的喜愛。但現實生活中每天發生的事情太多，如果要把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記錄在電影作品中，那是做不到也是沒有必要的。因此，每一位電影藝術家，在進行創作時，都要對他所知道、瞭解、熟悉的現實生活進行選擇、分析、提煉、集中、虛構、構造，纔有可能實現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完美結合，創作出受人喜愛的作品。
影片《唐山大地震》講述了一個“23秒，32年”的故事。這是一部關乎人類和自然，家庭和親情，生存和死亡，抉擇和無賴，怨恨和寬恕的影片。影片沒有去全景式地表現唐山大地震，而是將大地震作爲一種背景推向後臺，通過震後一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幾個普通人物的親情失而復得的故事來解讀複雜的人性。唐山大地震是世界地震史上一場大災難，是唐山人民的一個大悲劇。影片《唐山大地震》以悲劇的美學意識，“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2]地震不僅毀掉了許多人的生命，而且毀壞了倖存者的心靈。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場7.8級大地震將唐山在23秒之內變成一片廢墟。一個年輕的母親在面對兩個孩子只能救一個的絕境下無奈地選擇了犧牲姐姐而救弟弟。這個決定改變了整個家庭的命運，讓倖存者陷入一個震後32年的情感困境。這是一種長期的難以自拔的心靈糾結的痛苦。這比起地震發生時天崩地裂房屋垮塌對人的肉體的傷害要大得多。可見，親身經歷過大地震的人們要有多大的勇氣要克服多大的困難才能堅強地繼續生活下去。這可能就是作家張翎小說原著所指的大地震發生後人在心靈上的餘震。
以卡車司機方大強、妻子李元妮、龍鳳胎姐弟方登、方達和解放軍軍官王德清夫婦爲幾個主要人物，在影片《唐山大地震》中演繹了一個感人至深的悲情故事，並且通過這個故事把時隔32年的唐山大地震和四川汶川大地震聯繫了起來，使這個悲劇有了一個比較溫暖的的結局。對於以方登爲代表的倖存者來說，在災難中生存下來是一種幸運，但不可否認的是，地震給她帶來的後遺症，不僅僅是震後的生存問題，更可能是伴隨終身的心理問題。這也是影片《唐山大地震》所揭示的.有深度的問題。因此，比起片首天崩地裂的地震場面，影片給觀衆帶來的更強烈的震撼，是那些用樸實無華的電影語言再現的災後心靈重建的故事。影片中的人物語言完全來自老百姓的生活，平時中蘊含着力量。
女主人公李元妮作出只救兒子不救女兒的決定後，一直揹着沉重的心理負擔。爲了自贖，30多年來她一直居住在原來陳舊的房子裏，捨不得離開老公和女兒，縱使兒子在杭州當了大老闆要接她過去安度晚年也不改初衷，她的理由是爲了讓老公和女兒回來時可以找到家。實際上，女兒方登並沒有遇難，只不過母女兩天各一方，信息沒有得到溝通。方登在死人堆裏被雨淋醒，後被解放軍軍官王德清夫婦收養並培養成人，無論養父母如何動員她回唐山尋找親人，都被她無情的拒絕了。因爲，母親只救弟弟不救她的那一幕深深地刺傷了她，她怨恨母親，她不能原諒母親，儘管母親的抉擇是那樣的無奈。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身在加拿大的方登毅然回國參加了抗震救災行動，終於原諒了母親。於是姐弟雙雙回到唐山去見母親。母親元妮悲喜交加，悔恨難當，深感內疚，跪着給女兒賠不是，懷恨32年的女兒再也抵擋不住親情的呼喚，抱着母親痛哭不止。這是一種巧合，也許就是虛構的情節，出人意料之處，卻又在情理之中。這一感人的場面猛烈地打動着觀衆的心。眼淚和感動是觀衆看完電影后的普通感受。影片打動人心的不僅僅是李元妮和方登的母女情，還有李元妮和方達的母子情，方登和方達的姐弟情，小河和李元妮互相體諒的婆媳情，甚至還有方登與養父養母之間的那種深厚的感情。這些感人至深的情節無不反映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銀幕上凸顯強大的感染力。影片以兩次大地震的真實歷史背景爲基礎，揭示了現實生活中的本質，塑造出了生活鮮明富有吸引力的藝術形象，給人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人生活在自然環境中，人與自然的關係十分微妙。在大自然面前尤其是自然災害面前，人是渺小的，生命是脆弱的。爲了自我生存，人只有被動地去適應它，這就使得人性、生存與道德，在這樣的環境中起了劇烈的衝突。所以我們可以說，影片《唐山大地震》的力量實際上就是真實的力度。這是藝術的真實，也是生活的真實。影片有效地表現了人在大地震這個特定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複雜性及人性中本質的部分。方登在大學聯考時選擇了學醫，在讀大學時與研究生楊志戀愛不小心懷了孕，她固執地不去做流產，最終退學把女兒生了下來，一個人獨自承擔起負責將其養大，這都反映了在地震中獲得新生的她對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對生命有了敬畏之心，從而非常尊重生命。我們在影片中完全能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大自然是殘酷的，生命是易碎的，然而人又是堅強地，只要有一線希望，倖存者都會努力掙扎，決不放棄。他們用自己的生存論釋這人性的光輝，生命的敬畏。影片所展現出的對於人的深層的探索，對於人性與生命的叩問，都值得我們多多地加以思索。只有這樣才能感受到更多人生與生命的真諦，更加堅定地去尋找自我，實現人生價值。影片《唐山大地震》從講故事的形式表現了一個深刻的思想主題：人性與生命。
注：[1]亞里士多德，《詩學》，《<詩學><詩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29~30頁。
[2]魯迅，《再論雷峯塔的倒掉》，《魯迅全集》第一卷第29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