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知道張伯駒先生，盡然是在讀過黃永玉先生的《比我老的老頭》一書後，真是寡聞了。
《比我老的老頭》一書裏，黃永玉寫了很多老學者老文人，隨便一篇讀來都覺是榜樣，是明燈。其中《大家張伯駒先生印象》一文最是簡短有味。文前並附先生親自畫的一幅張伯駒先生的小像。牛皮色底的紙上，一個着黑袍，戴墨帽的老人。伸着脖子，半躬着腰身，一副龍鍾之態。卷着袖筒，拎一個小包，欲行不行。清矍一張臉上，勾勾繞繞出的闊耳，長顎，峯鼻，細眼，朦朦朧朧，卻暗釋滄桑，還流涌着一股子孤倔與淡然，叫人看過就不能忘，並對此人一下子就興味馥郁起來。
於是乎，趕忙百度裏搜了搜其其它的照影。伯駒先生好像很喜歡貓。有一張年輕時抱貓的照片，一看，果然美男子。高額，峯鼻，一臉清俊小秀才樣兒，一襲黑衫懷抱一隻黑貓，不見笑，還略有些羞澀表情。還有一張老年時抱貓的照片，也是一襲黑袍抱一隻白貓，華髮半頂，峯鼻上架柄眼鏡，微笑將雙脣開成一個黑洞，一副和軟溫善的樣子。
這之後，我又在網上速遞了兩本伯駒先生的書。不看還好，一看，就仍不住想落筆寫寫先生，方覺才能了了對先生的一份景仰與敬重之心。
二
張伯駒，字家騏，號叢碧，河南項城人，光緒二十四年（1889）出生於官宦世家，系袁世凱時期大官商張鎮芳之子，亦即袁世凱的表侄。其父張鎮芳，是光緒三十年的進士，也是袁世凱哥哥的內弟，曾歷任長蘆鹽運使、直隸按察使等職。
伯駒先生天性聰慧，7歲入私塾，9歲能寫詩，享有“神童”之譽。曾與袁世凱的幾個兒子同在英國人辦的一所書院裏讀過書。二十年代初期，與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末代皇帝溥儀的族兄溥侗、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一起並稱爲“民國四公子”。完成學業後，伯駒先生進入袁世凱的陸軍混成模範團騎兵科受訓，並由此進入軍界。其後陸續在軍閥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部任職，一度官至旅長。再後來，緣其不滿軍閥混戰，便毅然放棄了行伍仕途，轉而投身祖業。因其父親生前是中國鹽業銀行董事長一職，併爲此銀行投資予二十多萬元，遂其死後，便留下了偌大的一份家業。伯駒先生便在其母勸誡下，出任了鹽業銀行的董事長兼總稽覈之職。其母本指望他能繼承父業，並不斷擴展與興旺家業，殊料他本人對商業一行不感興趣，於是便只掛個職名,，實際很少過問銀具體經營的事情。在年近三十之時，明裏暗裏的，開始走上了從事藝術的道路，並最終成爲了是集詩詞家、書畫家、戲曲研究家，書畫收藏鑑賞家於一身的文化奇人。
三
伯駒先生從小生在富貴之家，並接受着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據聞，他看的書多得難以勝數，一部《古文觀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歲時，便已讀完了兩遍。354卷的《資治通鑑》他可以從頭講到尾，如數家珍。唐詩宋詞，能脫口而出的便有一兩千首。由於他的天資與鑽研，在古體詩詞上頗有成就，並有關於古體詩詞、音韻、戲曲的多種論著。一代大家周汝昌先生就曾說，“張伯駒先生的詞，風致高而不俗，氣味醇而不薄。”說，“中國詞史，當以李後主爲首，而以先生爲殿。”
我不太懂得詞，也不知周汝昌先生的評說是否中肯，這裏只摘錄先生一二首短詞作例，以見。
《前調·秋影》：霜鬢蕭蕭獨倚欄。簾波掩映夕陽前。西風相對總無言。一夜桐飄穿月破，數行雁過印江寒。畫橈不點鏡中天。
《浣紗溪》：去後寒齋案積塵，庭除依是雪如銀。小梅憔悴可憐人。半笑半啼應有恨，一花一蕊不成春。那堪吹笛爲招魂。
伯駒先生幾十年如一日的愛着古詩詞，書寫着古詩詞，一刻也未曾停止過。臨了臨了了，在病榻之上彌留之季，他還做了一首詞送給遠方的友人。先生一生所作詩詞千餘首，皆收入其《張伯駒詞集》一書中，成爲後人拜讀與典藏之作。
對於書畫，張伯駒先生也可謂技藝非凡。他對書法研究頗深，他的“鳥羽體”，有人說寫的古樸、嚴謹、縝密而典雅；有人說是熔真、草、隸、篆、於一爐，並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用筆飄逸，如春蠶吐絲。當然，也有人說他的字是面目清秀，筋骨略少，過於纖弱。真可謂各家之言，衆說紛紜。自己曾私底下蒐羅了一些，看了看，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覺很美，並有笑顏，似是在用筆墨做遊戲一般。
據聞伯駒先生不僅擅詞、擅書，還擅畫，尤擅喜畫四君子圖。自己到曾有幸，在某本書裏見過先生的一幅梅蘭雙清圖，墨枝紅梅，一明一暗，嫣如笑顏；淡綠蘭株，半開半合，更似喜眼。一句話，着實清逸。
伯駒先生自幼就喜愛京劇，二十幾歲就開始按照梨園泰斗餘叔巖的路子學習鬚生。後來，在一次堂會上，一遇餘叔巖本人，二人一見如故。從此，其常於餘府上出入，餘也盡心教授，二人有了亦師亦友的交情。四十歲生日時，伯駒先生曾與餘叔巖，楊小樓等人同臺演唱《空城計》。此一事，一度被傳爲梨園美談。先生有《紅毹紀夢詩注》一著，以近二百首七言絕句，書寫自己從看戲、學戲、演戲到論戲等參與京劇活動的般般件件，可謂詩文流暢，清新可讀。
不過，就像讀他的書畫藝術一樣，對先生的戲曲方面造詣，也世人亦是有褒有貶。有人說，張伯駒學京劇嚴守傳統的要求，他下的功夫也很深，調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亂無所不學，可謂深得餘叔巖的真傳。也有人說，先生唱的很是一般，而且聲音很低，說先生是“蚊子先生”，是“張電影”。我輩生來晚，身份微，雖無福親聆其唱腔體味其唱功，也便無從甄別與判斷。不過，先生對戲曲藝術學習的成果，能夠引起這樣的爭議，本身就是一種成功，一種非凡。那麼，除了旁人對他的評議，先生自己又是怎樣看待自己的戲曲藝術的呢？有次，王澤招向他學戲，並有意拜爲師傅。他說，“我只是個票友，在你沒有正式拜一個內行的老師之前，你不能對我行拜師禮，否則恐怕將來內行不願意收你。”先生謙遜如此，又這般爲後輩真心着想，真是令人咂舌讚歎。
與其傾心詩詞、書畫、戲曲一樣，伯駒先生三十歲開始收藏書畫作品，被稱爲近代民間收藏第一人。其所收藏的第一幅墨寶，是康熙皇帝的御筆“從碧山房”。因了這樣的收藏，先生爲自己起了“叢碧”之號，併爲居所賦名“叢碧山莊”，爲其詞著、書畫著分別取名《叢碧詞話》、《叢碧書畫錄》。還因收藏陸機《《平復帖》，而取齋名“平復堂”。亦因收藏杜牧的《張好好詩》，而得“好好先生”之名。除此外，先生收藏的書畫，還有很多珍品，如李白的《上陽帖》，范仲淹的《道服贊》，黃庭堅的《諸上座》等等。其中有一幅爲冠者，是隋展的子虔的《遊春圖》。據聞，是其賣了自己的家宅（清朝李蓮英的舊墅），花二百二十兩黃金買下的。
伯駒先生一生癡書癡畫，只要看見好的.書畫，有錢的時候，一定買下，沒錢的時候，借錢也要買下。家裏家外的人，都說他是個“敗家子”。先生在其《從碧書畫錄序》中卻說：“予生逢離亂，恨少讀書，三十以後嗜書畫成癖，見名跡鉅製雖節用舉債猶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好一個“不悔”！凡事能做到不悔，外人說什麼也就無關緊要。
收藏這種事，看似是個很雅緻的愛好，實則需具備兩大要素：首要是“財”。張伯駒先生從前是富家子弟，繼承家財可謂萬貫，遂一擲千金，也不算難事。然，除了“財”之外，還需得一硬本事，那就是“才”。
所謂“才”，具體與書畫收藏上，則表現在“鑑”、“賞”二事上。
伯駒先生與張大千，齊白石，傅心畬等藝術大師、收藏大師們皆爲同道好友。據聞，有諸多字畫收藏家和字畫商家，經常三五成羣的攜帶字畫請他鑑定，他只稍稍一看，就能辨認真僞，而且只要數十分鐘，就能鑑定二十多幅。後來，在其被打成右派，安排在吉林省博物館做鑑定工作時，據博物館的同志說，先生一雙慧眼是無人能比的，多麼複雜難辨、爭議不休的東西，是真跡還是贗品，皆待他一言而定。更有一次，那是文革期間，伯駒先生去造反派那裏請示工作，見屋內地上爛紙狼藉，牆角邊有幾幅揉皺了的軸畫。有一幅呈打開狀，是條橫幅，上面書行書。伯駒先生見之，便認出是宋朝米芾之作。後擔心被紅衛兵糟踐了，趁人不備，卷好投入紙筐內，由勞動改造中打掃衛生的宋振庭當作廢紙帶了出來去，這幅稀世珍寶，纔可免遭厄運。
我手頭有一本伯駒先生的《雲煙過眼》，內裏賦書畫及先生的品評之文。先生對晉陸士衡《平復帖》評說是“帖書法奇古，文不盡識，是由隸變草之體，與西陲漢簡相類。”這“由隸變草”“與漢簡相類”之說，真可謂是一語言見地！先生說唐杜牧之《張好好詩》，“牧之詩風華蘊籍，贈好好一章與樂天《琵琶行》併爲傷感遲暮之作，而特婉麗含蓄”。說宋蔡襄《自書詩》，“淡黃紙本，潔淨如新，烏絲格，字徑寸，行楷具備，姿態翩翩。”如此諸般的論賞，真乃文精而意盡，亦足可見先生鑑賞之功底與功力。這樣的品評，又配着一幅幅的古畫，叫人讀來看來，無不覺是種無尚的享受。
張伯駒先生一生在書畫鑑藏、詩詞、戲曲和書法方面的成就可謂十分卓越。國畫大師劉海慄就說過：“他是當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峯。”說從此四個方面，是“從他那廣袤的心胸涌出四條河流。”說此四條河流是“互相溝通，又各具性格，堪稱京華老名士，藝苑真學人。”
這樣的評價，這樣的讚譽，是中肯無誤？還是英雄所見？我不知道。但只覺，張伯駒先生能夠放下官富與名利兩件事，而偏愛藝術一門，並一生以藝術爲性命，追逐不斷，探索不斷，這恐怕沒有一顆超然物外的“素心”是不行的。先生在其《從碧書畫錄序》中說，“……多年所聚，蔚然可觀，每於明窗淨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於咫尺之間，應接人物之盛於晷刻之內，陶熔氣質，洗滌心胸，是煙雲與我相合矣。”你聽，好一片視頂級書畫爲“煙雲”之心，好一片退藏咫尺、應?a href='' target='_blank'>雨鋅獺ⅰ把淘樸胛蟻嗪稀敝陌。?/p>
四
七九年，伯駒先生因病修養在病榻上，他的女婿與之聊起其一生鑑藏書畫，捐獻書畫的瑣事，先生說，“人生在世，愛國是大事，決不能糊塗，小事滿可不必計較。”
愛國是什麼？愛國就是愛國之本，國之民，國之一草一木。
張伯駒先生的愛國情懷，一來，在其收藏書畫的動機上可見一斑。二者，在他對待書畫的態度上亦可見一斑。
伯駒先生自己說，收藏西晉陸機《平復帖》，是因爲“盧溝橋事變前一年，餘在上海聞所溥心畲藏韓涵《照夜白圖》卷，爲滬估葉某買去。時宋哲元主政北京，餘急函聲述此卷文獻價值之重要，請其查詢，勿任出境。比接覆函，已爲葉某攜走，轉售英國。餘恐《平復帖》再爲滬估盜賣，且閱古齋韓君往商於傅心畬，勿再使流出國外，願讓餘可收。”最後，託友說和，幾經周折，方購得此貼。後，北京淪陷，“餘蟄居四載後，攜眷入秦。帖藏衣被中，雖經離亂跋涉，未嘗去身。”
再說收藏《遊春圖》。原此圖系故宮四六年失散之物，後落入商人之手。張伯駒先生得悉後，又恐此寶被商人轉賣至國外，遂一面央求商家留畫，一面並急告博物院收購。可故宮博物院不應。先生只得自己周旋購買。商家要價二百二十兩黃金，先生無奈，只能將自己居住的家宅（原是李蓮英舊墅，佔地約13畝）出售，纔將此畫入了手。
更有一回，先生遭強人綁票，對方索要三百萬鉅款，以敲詐他收藏的名墨書畫，不然就撕票。先生卻於暗裏悄悄關照其夫人曰：“寧死魔窟，決不許變賣所藏古代書畫贖身。”綁匪綁着他，家裏不能賣書畫，只能四處籌錢，如此僵持了八個多月。最終，其夫人以籌措到的四十根金條，纔將其贖回。
伯駒先生從一九二七年開始收藏，到一九五七年止，歷時近三十多年。那些書畫，可謂是先生傾家所購、傾命所藏。然最終，先生並沒有轉買轉賣，以此換得金銀自享，而是盡數捐贈於國家！
五十年代中期，國家處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初期，伯駒先生爲了支援國家建設，把自己珍藏幾十年且價值連城的八件真跡墨寶捐獻給國家。這八件珍寶，分別是晉陸機《平復帖》、唐杜牧《張好好詩》、宋范仲淹《道服贊》卷、宋蔡襄《自書詩》卷、宋黃庭堅《諸上座》卷、宋吳琚《詩帖》卷、元趙孟潁《草書千字文》，以及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七十年代，伯駒先生曾把自己收藏的脂硯齋藏硯，捐贈給吉林省博物館。隨後，又陸續將一些稀世罕見的書畫作品，如宋代楊婕妤《百花圖》卷、宋拓《九成宮醴泉銘》冊、宋趙伯《仙嶠白雲圖》卷等，也都捐獻給了國家。
伯駒先生在其《從碧書畫錄序》中說，“予之煙雲過眼所獲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爲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是則予爲是錄之所願。”此中所言使之“永存吾土，世傳有緒”八個字裏，足可見了先生之胸襟與情懷！從古而今，倒也不乏有將所藏金石書畫捐贈於國家的，然卻少有先生如此之重之多的。據聞，後來國家曾有意給於補償的，但伯駒先生卻皆以婉拒。
唉，可是世間之事，總是風雲速變的，是說不清楚的。
在伯駒先生捐贈出所藏之後，次年，盡戲曲般的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工作停止，住房被沒收，孩子們也只能晚上偷偷摸摸來看他。一個把畢生財富都捐給國家的人，居然被帶上了右派的帽子？想來，此等事情，概是個人都會憤懣不平的。然伯駒先生卻漠然一笑，淡然處之，說，“國家大，人多，個人受點委屈不僅難免，也算不得什麼，自己看古畫也有過差錯，爲什麼不許別人錯給我一頂帽子呢？”還說，“這頂帽子對我並不怎麼要緊，我是個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書畫。用我，我是這樣；不用我，我也是這樣。”
在此之後的文革運動中，先生更是以七十多歲高齡，被送往偏僻農村的生產隊進行勞動改造。結果，因不具勞動力，被拒收。後來，先生只能返回北京，沒有戶口，沒有工作，一度成爲無業遊民，連吃飯的糧票都得靠親友接濟。就是在此等情況之下，有友人去探望他，見他“除了年齡增長，心情神態，和幾十年前住在李蓮英舊宅子時並無差異，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如故。”
試問今人，有幾者可拋盡家財做此等大事？又有幾者肯持身家性命做此等的大事？更有幾者願意將這些以家底購得、以性命保全之物無償捐出卻分文不取？更更有幾人能面對仲傷與冤屈而絲毫不怨不悔？若非有伯駒先生這樣一顆不慕且不戀榮利之冰潔素心！不是難能，是萬萬不能的！
五
張伯駒先生與師友之間的交往，亦是平和而樸素的。
先生與梨園泰斗餘叔巖因京劇藝術與結交，幾十年亦師亦友，情誼甚厚。餘先生指點他，張伯駒因素日精通詞律，也常幫助餘先生寫心唱詞。他們還曾一同登臺。先生經常請餘叔巖到自己的書房來作客，餘叔巖的所有收入亦全部存入鹽業銀行。偶爾遇有急需，存款不足付出時，伯駒先生便爲之墊付，等其有收入時，再存上歸墊。
先生與紅學大師周汝昌因詩詞藝術而結識。周先生小張伯駒二十幾歲，還曾以少齡之心，貿然指出伯駒先生之詞的音律上大約七十多處瑕疵，先生不但未見惱意，反倒一一從善如流，真真雅量！
先生與張牧石交往也近三十年。張牧石亦小先生三十多歲，也算得是忘年交，但先生並不以老是尊。先生被打成右派，在吉林博物館伯工作那段時間裏，偶爾若回北京，就會先到天津張牧石家小住。有次半夜裏，盡然砸開其大門，與之座談到天明。先生還曾多次與張牧石，在一張小牀上同榻而息抵足而眠。先生直率性情，可見可見啊！
先生還因同爲京劇票友而結識了大學者吳小如。吳小如更是小先生一輩之人。伯駒先生逝去後，吳小如曾作文回憶說，當年他初到北京時，舉目無親，妻兒亦無處安頓。見此狀，張伯駒先生便主動提出，把自己家西北角上一座堆書的小樓中的兩間借給他們住，還不收分文房租。伯駒先生之良善心性，亦可見可見！
伯駒先生隨和、散淡之個性，曾感染感動過許多的人。
周汝昌就曾很傳神的撰文描述道：“我與張先生過從甚密，幾乎每日下午都要去坐坐”，“......入廳後，自尋座，賓主往往不交一言，一無俗禮揖讓之禮”，“我要回學校了，我也不告辭，我出了門就走。”
張牧石回憶說，後來時局情形轉好後，張伯駒先生得以平反，恢復名譽後，又多次到天津，與幾個朋友“打詩鐘”（文人遊戲的一種）。抓鬮合詩，或命題作詞，談天說地，好不快樂。真真是合了那句話：“願得素心人，樂與數晨曦。”
王世襄回憶說，四七年盛夏，他請張伯駒和幾位朋友在家中小宴。張伯駒到朋友家如同在自己家一樣，我行我素，。那天飯後，在院子中乘涼，張伯駒躺在藤榻子上，因怕招蚊子，只開了一盞小燈。看見張伯駒不時坐起來，不時又躺下。臨別時，張說襪子找不到了。借他一雙，不要。後來盡光腳回去了。後來才知，張腳上有溼氣，夜晚發癢，那晚有時躺下，有時坐起，原是在“串衚衕兒”（用手指摳腳丫子）。
不拘小節與俗禮，不擺大家及老者的尊威，甚至平凡與隨意到在朋友家的藤榻上摳腳丫子。這，這些，這般，要是沒有一顆素心，也是難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