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頭髮開始無情的脫落，我使上渾身解數怎麼也留不住那一根根秀髮，而且掉得出奇——從額頭左右兩個方向直延伸至頭頂。這無疑給兩個字的警鐘：禿頂。還好，額中的上方還留那麼一小撮，甚是難看，卻好像在捍衛着男人的尊嚴。幸好結婚生子了，不然這種造型是未婚女子所忌諱的，特別是那幹外貌協會的女子。
在家鄉有那麼一句俗話：頭大好當官，腳大好煉磚。於前者我可俱備啊，可命運卻跟我開了一個極至的玩笑——我連高中都沒考上，何謂做官。對此，父親卻很慶幸，他廝守近三十年的一畝三分地總有接班人了。更有甚者，教書育人的大哥給我起了個“蒙灝”的書名。單起一個“灝”，哥說是古時有個人叫樑灝八十歲中狀元，希望我也有其無限的追求。現在想起來，我真能中“狀元”，也許未到八十歲都早已作古了。
我違背了父親的願望，結婚不到兩年，我就與同伴到浙江某市打工去了。但大哥的'願望我一直留存於心，因爲中“狀元”之事，還有N多日子，況且這個名字從唸書至今從沒改過，也沒必要改啥的。在他鄉務工，有辛酸、有苦累，但這“頭”等大事，卻帶給我無限快樂。
那是頭一年在浙江，我和幾個老鄉在鞋底廠幹活。老闆看我身板結實，就叫我跟車送貨，雖是體力活，但我卻二話沒說，幹起活來很起勁、很充實。但我時常爲我這頭型鬱悶，畢竟是二十五、六的年輕人嘛。爲了遮掩那不毛之地，我每天都時不時用手一邊倒的捋捋頭髮，那派頭真的是文鄒鄒的，有點領導範。
有一次老闆出車送貨，我倆閒聊起來。不經意間，他問我是否是高中畢業，我不加思索的隨聲附和道：是。我通紅着臉問他咋看出來的，他說我在合同上的簽字筆跡寫得很好，他還說主要的是我這禿頭，那是有文化人的象徵。聽這番話，我真的哭笑不得，我這禿頭竟給我沾光，給我長臉了。
老闆的褒揚在繁忙的工作中早已淡去，我還是幹我那本分的活兒。突有一天，車間主任叫我去辦公室，說老闆有事找我。當時我心裏就犯嘀咕，難道我按配貨單碼的貨錯了嗎？我輕輕地推開辦公室的門，看見裏面全坐着各崗位的負責人，老闆早已站在門裏邊等候多時了。他微笑着遞給我香菸，然後轉身向大家介紹道：“這是蒙灝，我叫他來做會議記錄的，請各位多多關照。”哎喲，我心中的石頭終於放下了。原來廠裏要開一個生產質量研討會。其實，怎麼做會議記錄我都不知道，反正我是把每個人發言的要點記錄下來了。會後，老闆對我更是褒揚有加。後來他逢人便說，我是廠裏文化最高的員工。由於諸多原因我跳廠了，老闆再三挽留，我還是決意要走。後來老鄉說，如果我不走，廠裏會留一份好活給我做的，那已經是“阿Q後傳”的事了。
跳廠了，當然不是打鞋底了，幹起了有點技術含量的數控車牀。自行車也換成了電動的摩托車，啤酒肚也微微挺起，那陣子也倒挺風光。隨着時光的流逝，“頭”等大事的不毛之地，也增添不少面積。我一氣之下，把它理了個光頭。嘿，這倒好，還真僞難辨呢。這也烙下同事給我起“光頭”的綽號。
有一天，我在車間裏忙着清理車牀，我身後好像有一人在注視我，我不以爲然。後來覺得不對勁，轉身問他有啥事，他畢恭畢敬的遞給我一張職業介紹信，還禮貌的稱呼我一聲“老師頭好”（本地人對廠裏的管理人員的稱呼）。我當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他也愣了半晌。良久，我強忍着笑對她說，老師頭不在我也是打工的。說完，我強忍不住破口大笑起來，他卻力爭辯解，說我太像老師頭了。我反問他，爲何我像老師頭，他翹着個嘴朝我頭的方向，他也大笑起來。嗨，這都是“禿頭”惹的禍。得了吧，我蒙灝當老師頭不着急，八十歲未到嘛。
閒暇之餘，朋友相聚，我這不毛之地成爲他們的笑柄。我卻對他們說，這是西部人的悲哀啊，真是水土流失得草地變荒漠了。有時還在他們面前自嘲，說這頭式剛好應稱“蒙”姓拼音字母的頭一個字母大寫“M”，這是我在浙江的名片，也是貴州形象在浙江的流動地標。大家對我風趣詼諧的描述開懷大笑，當然，我也在這笑聲中得到解脫和釋放。
我希望這“頭”等大事的故事在延續、在訴說，它在述說着一個平凡普通農民工的成長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