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媽媽是一位傳統的農村女性。她一輩子與莊稼爲伍，以全家人的溫飽爲任，勤勞儉樸，毫無怨言。她不知道什麼是香奈兒、LV，也沒穿過華麗的服飾，甚至連揹包都不曾有過。她所有過的，是不值一談的針線包。
在我小的時候，媽媽的針線包是一個橙色的布口袋。
那是當時在農村很常見、也很流行的手提袋，用來走親戚裝禮品的。袋子由兩塊薄薄的滌綸布縫成，寬二三十公分，長四十多公分的樣子，有兩條同色的肩帶，光身，沒有夾層和側袋。袋子雖大，但布料差，極容易刮破或撕裂。媽媽捨不得將破爛的袋子丟棄，清洗縫補後，裝進她的針頭線腦，就成了一個“針線包”。由於袋子是敞口的，爲了防止裏面的零碎散出來，媽媽平時都是把兩根帶子打成活結。於是，袋子滿是褶皺，加上包身上一塊灰白的補丁，顯得奇醜無比。饒是如此，媽媽還是把它當作寶貝一樣，因爲家裏的一切縫補的必需品都被它收入囊中！
媽媽的針線包總是放在牀頭，鼓囊囊的。裏面除了幾枚彎針、幾卷棉線和麻線、一把剪刀、一枚抵針，以及一些納成七七八八的鞋底、鞋幫和鞋墊半成品外，還有很多碎布。這些碎布，有的是過年縫衣服時裁縫剩下的邊角料，有的是從舊衣褲上拆下來的。邊角料用來補衣服，舊布則可以做布鞋的里布。
在那個物質資源極度匱乏的年月，這個“針線包”保障了一家人衣服鞋帽的供給和修補。
那時，家境貧寒的我們，沒能力也沒條件追求時尚和品味。溫飽，是唯一也是必須的需求。於是，千層鞋、百納衣就成了鄉野的主色調，濃墨重彩地填充了物質生活的真空地帶。而調色師，則是同時負擔繁重農活和精細針線活的媽媽。
針線活是個平常的工作，不需要專業知識，基本上每個家庭主婦都會。但是，這一個補丁幾個針眼一行線頭，看似簡單，裏面卻大有講究。就拿補丁來說，如果布剪得不工整，針腳的長短不均勻、針腳軌道不一致，縫出來的補丁就會皺巴巴鬆垮垮的，既不美觀，還不服帖。做布鞋更是個苦差，要經過剪裁、上漿、壓合、縫補等工序。裁剪時，若鞋底和鞋幫的尺寸、角度有偏差，鞋子就會無法縫合、歪斜、不合腳；納鞋底時，如果針腳的排列雜亂、穿線的力道鬆緊不一、結頭處理不好，做出來的鞋底就不密實、工整，不耐穿。鞋底一般由十幾層舊布漿在一起，因爲漿糊滲透在裏面，針尖很難穿過。每扎一針，都要對準位置，將針頭直直地扎進去，一邊用戴抵針的手指把針眼頂上去，一邊用力扯針頭。
做針線活需要保持精力高度集中。因爲，那些密密麻麻的`線頭，不是隨意縫的，而是有一定的規則。稍不留神，針線就會扎錯了位置，得拆過返工；最重要的是，針頭是個搗蛋的傢伙，不用心伺候，它就會狠狠地咬你的指尖一口，給你一點好看的顏色。
小時候，我經常見到媽媽皴裂的指紋間，隱藏着無數小小的黑點。當時，我並沒在意，以爲是她做莊稼活留下的污跡。直到有一天，自己拿針縫鍵子，被針頭紮了一下，立時血流如注，疼痛難忍。我才意識到，媽媽指尖上的黑點，是被針扎過後的疤痕；也體會到，媽媽做針線活，是多麼的不容易。
媽媽的針線活，在村裏是一流的。她做的鞋子，永遠是那麼美觀、大方、舒適、耐穿；她縫補的衣服，不僅工整、服貼，還能根據衣服的顏色和破洞的形狀，巧妙地搭配上同色的布塊或者方形、圓形、星形等形狀。
在我的記憶中，媽媽從早到晚都在田間地頭忙活，即使在家裏也是鍋臺竈前陀螺樣團個不停。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縫出了一家八九口人的布鞋？也不知道，那八瓦的燈泡下，媽媽是忍着怎樣的勞累在挑針引線？
我穿着媽媽縫的補巴衣服，蹬着媽媽納的布鞋，跑遍了山裏的坡坡坎坎。我很貧窮，但是我內心充盈着滿滿的快樂。我從不擔心鞋子髒了破了，也不怕衣服被荊棘掛爛。因爲，我有一位心靈手巧的媽媽。鞋子破了，她會及時地捧出一雙新鞋要我換上；衣服爛了，往她牀頭一扔，第二天就可以穿着新補丁進學校了。
那時候，我和哥哥姐姐們都對媽媽的針線包充滿好奇，總想知道那納了一半的鞋子是誰的新鞋，都爭着吵着要媽媽先做自己的。我們也對媽媽充滿了深深的敬意和濃濃的愛。我們覺得，媽媽是那一米五幾的個子是那麼堅挺、高大。我們依賴媽媽，堅信她會永遠年輕，永遠爲我們遮風擋雨。
不知不覺的，我們長大了，不再穿着千層鞋、百納衣就能笑得陽光燦爛了。我們穿上了運動鞋、皮鞋、高跟鞋、高筒靴，披上了西裝、夾克、裙子、牛仔服、皮衣等等。對我們來說，服裝不再是遮羞禦寒的附屬品，而是彰顯個性、時尚、地位、品味的載體。我們哼着流行歌曲，嚮往着外面的世界，跟城市越走越近，離鄉村越來越遠。
媽媽那個陳舊破爛的布口袋針線包也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摺疊的塑料袋。塑料袋是透明的，摺疊起來只有拳頭大小。即使不打開，也能清楚地看到，裏面除了幾個通用的棉線和幾枚針外，只有一把生鏽的剪刀。那些鞋樣、碎布，已和貧窮一起，被歲月的河流沖刷得無影無蹤。
媽媽依然惦記着她的針線包，只要家裏一有人的衣服開線了，她就急忙地打開針線包。可是，再沒有人覬覦她的針線包，也沒人圍着她團團轉了。相反，在她討好地把補好的衣服歸還時，還會遭受莫名的責備與數落——現在什麼時代了，誰還稀罕一件衣服？破都破了，補它幹啥？補了也不要了，爛了的衣服，穿着不舒服。
媽媽總是像個犯了錯誤的孩子一般，抱着衣服喃喃地說，咋就是爛衣服了？不就開了線嗎，我都縫好了，跟新的一樣！
說這話時，媽媽那掉了門牙的嘴已不關風，話一出口像就被風吹散的浮雲一樣變得輕飄飄的毫無份量；她的眼睛已不再明亮，縫補衣服得找小孫子幫忙穿針了；她的身姿也不再挺拔，大半生的辛勞壓得她的腰再也直不起來。
媽媽，不再是那個可以支配孩子的媽媽，而是一個要遷就兒女的老人了。她把那個針線包放進了抽屜的深處，跟無關緊要的零碎一起，蒙上了厚厚的塵灰。
針線包淡出了我們的視線，媽媽也淡出了我們的生活。我們奔走在大江南北，很多時候，都忘記了那個每次離家都要送到村口還依依不捨的白髮老人，更記不起關於針線包的過往了。
我想，媽媽的針線包，已在時代的潮流中，成了歷史；在有生之年，她的那手超羣的針線活，也只能成爲她晚年的回味了。
就在四年前，我意外地發現媽媽肩頭多了個物件——揹包。
那是一個毛線編織的黑色挎包，細長的繩子，方形的包身，大小不過一本語文本書大。可能這個包已經跟了媽媽一陣子了，黑色的毛線舊得有些發白。一條同樣黑色的拉鍊，把媽媽的家當牢牢地鎖在了裏面。
媽媽把包看得很緊，從早到晚，那個包包就像她身體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樣，斜斜地挎在肩頭，寸步不離。不到睡覺時間，包包絕不取下來。出門時，她更是把包包像護身符一樣緊緊地貼在胸前，半寸也不讓包包離開她的視線。
一開始，我以爲只是媽媽從農村走進城市後，趕時髦，背上了挎包。很快，我發現，這不過是媽媽的又一個針線包。包包裏除了針、抵針、剪刀、老花鏡，就是五顏六色的棉線，還有大大小小的鞋墊。這些鞋墊，有的還是原材料，白生生的布漿着，分開裝在膠袋裏。有些已經做成了半成品，上面繡着各種喜慶吉祥的圖案，令人遐想。
媽媽重操舊業，做起針線活，繡起了鞋墊。
五年前，父親因病離去，體弱多病的媽媽只得進城輪流跟哥哥姐姐生活。媽媽突然見不到鋤頭揹簍，聽不到雞鴨鵝的叫聲，很不習慣，無端端地悶出一身毛病。後來，媽媽做起了鞋墊，一雙雙精美的鞋墊從她手裏做出來，穿到家人的腳上，她的精神狀態反倒有所改觀。
媽媽的視力已經嚴重退化了，看東西總是模糊、重影。但她繡的鞋墊卻工工整整、密密實實的。不漏針、不串線、不走樣，精緻、美觀、舒適。穿上它，可以吸汗、防臭、保暖，促進血液循環。最關鍵的是，媽媽做的鞋墊經久耐穿，再怎麼洗，都不會變形縮水。
這跟媽媽嚴謹認真的態度是分不開的。從鞋墊的選材，到配色，以及做工，媽媽都一絲不苟，親力親爲。錯了針，她會拆上紮了幾天的線重新返工；棉線的顏色，哪怕有一點色差，她都會跑幾條街去配。她有做鞋墊的良好基礎，但是，爲了讓鞋墊做得更精緻美觀，她還虛心地跟其它人學習新花色。從最初的幾何形狀，到現在複雜的富貴吉祥圖案，她是一步步的摸索，一針針地積累出來的。
當媽媽戴着老花鏡，低着頭，彎着腰，用她枯瘦的手捏着針線與鞋墊，從日頭坐到日落，又從日落坐到日升時，我們或者正在爲生活奔波，或者正在夢中酣睡，或者正在盡情地玩耍。我們從沒留意過媽媽的生活，不知道鞋墊上那密密麻麻的針線是怎麼縫上去的，那鮮豔生動的圖案是怎麼構思出來的。我們總是在媽媽病痛發作時，簡單地認爲是她沒日沒夜的做鞋墊惹的禍，粗暴地阻止她做鞋墊。然而，一次次勸過、吼過、摔過後，媽媽像中了毒一樣，又撿拾起那些針頭線腦，做起了鞋墊。
媽媽嫌市場上賣的鞋墊做工太馬虎，既花錢又墊不舒服。媽媽總是說，沒點事做，她全身不對勁；媽媽還說，她一年不如一年了，不趁現在動得，給我們每人多做幾雙鞋墊，怕她走後我們沒得穿。
媽媽的一片良苦用心，令我心酸不已。我不願意媽媽的健康被勞累剝奪，也害怕媽媽的寄託沒有着落。一次次地，我收下媽媽的鞋墊，把它當工藝品一樣悄悄藏在衣櫃最深處，捨不得糟蹋。
我穿着媽媽親手做的鞋墊，奔走在大街小巷，感覺有股股暖意從腳底升騰起來，在身體裏擴散、充盈。我知道，那是媽媽的愛在支撐着我、包裹着我。是媽媽在告訴我要堅強、勇敢、堅持。這個時候，我才體會到了“慈母手中線，臨行密密縫”滿滿的真情。
對那個土得掉渣的包包，我是橫豎看着刺眼，總覺得太掃我的面子。我要給媽媽換一個像樣點的包包，媽媽卻拽着包死活不放手。她說，那個包包跟了她幾年，已經有感情了，她捨不得換。再看媽媽，我驚訝地發現，媽媽那已皺成樹皮樣的臉，驀地變年輕了；媽媽那佝僂得只有一米四幾的身子，突然高大起來。而我自己，一下子小了，小得只有仰起頭才能看清媽媽的臉。
我明白了，媽媽，既是生命的賦予者、生活的供給者，也是兒女永遠的依靠。不管歲月如何流逝，時代如何變遷，不管空間怎麼轉移，母愛，都是最原始、最質樸、也最深厚的。它如涓涓細流，深深的滲入兒女的血液中，與這相交融；它如腳下的鞋墊，用自己的血肉之軀體，呵護着兒女的生命。
我再不嫌棄媽媽的針線包，因爲我知道，那是媽媽愛的見證，也是媽媽愛的儲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