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士人在生活中比較注重精神自由和文化品位的追求，但不少士人或因政治上遭排擠，或因對社會現實不滿，在這樣的處境下，他們既不能實現政治報負又不甘心就此沉淪，自暴自棄，於是只好尋找生活中的樂趣，琴棋書畫是最能代表士人特殊文化素質的生活方式，荀子在《樂論》中指出：“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在士人生活中撫琴聽曲是美妙的精神享受，也是表達情感的重要方式，悠揚的琴聲能把人帶入神奇美好的意境，使得精神世界得到昇華。桓譚在《新論》中說：“八音之中，惟弦爲最，而琴爲之首”，宋代朱長文說，“天地之和，其先於樂。樂之趣，莫過於琴”。（《琴史》）琴成爲士人身份的象徵。
古琴最早創制於周代，據戰國時期的《山海經》記載：“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爲琴瑟”。其後關於古琴的創制者說法不一，其中有伏羲、神農、舜、炎帝等，雖是衆說紛紜，但可以肯定的是史料中的制琴者都是古之聖賢者。“古之聖王是以‘德’作爲其人格生命的表徵，但這並不意昧着聖王同時也是音樂家，換言之，這裏也就顯露出一個重要的契機，古琴應該不只是一種樂器，它的價值也不在於演奏，而是在於作爲修身養性，進而教化天下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的意義，而這也就是何以遠古傳說的創制者古代聖王被推爲古琴的創制者的緣故”。
古琴音樂的確能夠製造恬和的心境，它的聲音“大聲不震譁而流漫，細聲不灌滅而不聞，平和、中正、舒適、悠閒，合於中和之道”，所以“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桓潭《新論·琴道》）早期的古琴並非士的專利品，但春秋戰國士階層崛起後，琴與士的關係使得到確認。魏晉以後，琴逐漸脫離民間，成爲主要流行於士及上層社會的樂器。值得注意的是，衆多的琴家或是好琴之人都與隱逸結下了不解之緣。
不想對現實有作爲的莊子，爲無數隱士開闢了一條“隱心”的道路，他認爲“鼓琴足以自娛”。嵇康、阮籍等竹林隱士，都是善琴之士，田園隱士陶淵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晉書·陶淵明傳》）。做中隱的白居易酷愛音樂，善彈琴，他在《好聽琴》之中寫到：“本性好絲桐，塵機聞即空。一聲本耳裏，萬事離心中。清暢甚消疾，恬和好養蒙。尤宜聽《三樂》，安慰白頭翁。”幾度遭貶的王維，過着參禪悟佛，亦官亦隱的生活，與好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舊唐書·王維傳》）。不論真隱、假隱、時隱、心隱，隱士們都不忘“手揮五絃”。
的確，中國古代文人集“琴、棋、書、畫”於一身，審美理想要求古雅、含蓄與個人內心的自省，要求符合於社會倫理道德的協調與中庸，而隱士史文人申的特殊羣體，在保持士的總體人格上的自尊的同時，還要具有自傲、自由、自我的獨立人格，並通過隱逸將自己與俗輩區別開來。可何者爲雅，何者爲俗，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認識，不同人物的觀念中，也有不同的認識。士人階層認爲，官場爲俗而隱逸爲雅，正如陶淵明所說:“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世某，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荊?”古代文人的隱逸情結，是對立而又統一的，他們或隱中藏仕，仕中戀隱，或仕中戀隱，歸依於隱，隱中藏仕，需要在這對矛盾中找到心理上的平衡點，就要藉助一定形式來撫籍心靈，撫琴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
因爲琴“具天地之元氣，養申和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故鼓琴者心超物外，則音合自然，而微妙有難言者，此際不別有會心耳”，“琴具十二音律之全，之準備清濁之應，抑揚高下，尤足傳其事，物之微妙，故奏其曲，更能感人心而對物情也。”使人可“性然自怡，處窮獨而不悶”，最後達到“物我合一，物我兩忘”的最高境界。
其次，古琴音樂中宣揚儒家的等級尊卑觀念，無論是仕中藏隱者還是隱申藏仕者，都是樂於接受的。“大弦者，君也；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文工武王加而弦，合君臣思也。宮爲君，商爲民，徽爲事羽爲物。”（《琴操·序首》蔡邑）。一弦爲君，二絃爲臣，三絃爲民，四弦爲事，其申-弦於琴等於君王於國，君權無上的觀念進一步強化；二絃、三絃中己包括了兩方面的尊卑觀在內，一方面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等級確定，即“禮”，爲天子、諸侯、大夫、士等各級人的登記確定，即官與民，富與窮的地位劃分，這符合士人們的觀點。
再次，古琴大量琴曲中都表現山水詩意之境，使得有着隱逸情結的士人們，無論處於何處，都能通過彈琴體味山林之樂。如李白的《聽蜀僧浚彈琴》，“蜀僧抱綠絢，西下娥眉峯。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鬆。客心洗流水，遺響入霜鍾。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兀重。”其實山水作爲一個重要方面，與中國人有着特別的關係——人以自然依賴遠大於對它的征服，對它的順應也遠大於對它的改造，這便成了中國人與自然的獨特關係人以自然爲友，努力親近自然，保持與自然的統一與和諧，互相支撐、互相依存，而不是西方那樣是對立的，不是統治與被統治，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中國哲學中的“天人合一”等命題即由此而來，在早期的《流水》中通過對流水的形成過程（由涓涓細流到積成深潭到洶涌入江）的描繪，象徵一種精神，一種人格或人的成長過程（童年的天真，青年的求學與磨練，中午的成熟），這使撫琴者產生一種萬物某合、渾然無間的感受，只要心靈-接觸到自然就會發生共鳴，將一片自然風光轉化爲一片心境，一種感悟這完全是隱者遙遠高潔，遺在獨立的心境意蘊的表述。
第四，古琴“平心”。儒家強調以琴養心之正，除去心中浮暴不平之氣，使之歸於平和，如范仲淹說“清靜平和性與琴會”，歐陽修說“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蘇軾說“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平心”，在專制的封建君主統治下，士人們所捍衛的“道”是無法實現的，官場上的失意者或是當時社會政治的不合作者，心中無比的疾憤，卻無處傾訴。“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幷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嘆，援琴而鼓之”（《琴操》），如嵇康、阮籍二人生活不在“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的魏晉時期，他們的“非湯武而薄周孔”、“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的理論是對集權制度的最大懷疑和否定。他們無法公開表露，寄於詩文，又恐落人口實，只得隱沒在琴曲申，他們選擇“隱”的方式棲身於丘壑，在園林山水申撫琴自娛，寄託自己的憂憤和情思，來“散不平之氣”、“洗不平之心”。
第五，古琴的美學思想受道家影響頗深，隱士大都信奉老莊自然無爲的思想，追求清虛、恬淡的生活，注重修身養性，力圖擺脫世俗生活的庸俗和繁瑣，這無疑又使古琴與隱逸走到了一起。而且道家認爲生、老、病;死雖是宇宙中不可抗拒的必然規律，但通過自身的修煉，遵循一定的方法，可以達到祛病延年，長生不死的。對修煉者來說，首先要“去物慾，簡塵事”。就是除去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對名利的奢望，道家認爲以有限的生命，追求無窮的物質利益，勢必會勞神傷身。古琴申要求敦厚、淡泊，正是符合這種清靜無爲，淡泊明志的道家思想，其實筆者認爲在此之中，也包含了隱者對政治灰心後的無奈，意在使自身不再受名利無所累。在這裏又有必要說到古代君王撫琴的情況，來區別與隱士撫琴。君王撫琴不是爲隱逸，“古之聖明帝王所以正心修身說國平天下者，鹹賴琴之正音是資焉”。（《誠一堂琴談·集論》），最多不過是在處理繁忙政務之後，娛情養性的一種行爲；他們更多看中的可能是道家可以達到的“導養神氣，宣和情志”的養生功能，用古琴宣揚的君權至上和標榜盛世的功能來炫耀政績可能是他們的初衷。有稱琴長三尺六寸半等於一年365日，琴徽十三個爲一年十二個月加一個閏月，琴絃定音宮商角羽等於金木水火土等。可以認爲這一象徵是包含了五穀豐登，風調雨順，國太民安這一“盛世”的意思在內。當然皇帝本身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些還是詩人、藝術家，他們的審美情趣、審美標準和文人大致相同，所以君王撫琴也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