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紹】
《論貴粟疏》全文緊緊抓住貴粟 ，從帶有根本性的社會實際出發，高屋建瓴，援古況今，層層剖析，反覆論證，又明確提出 損有餘補不足 的 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以振興發展農業生產，增強國力，對歷史上"文景之治"的局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原文】
論貴粟疏
出處：《漢書》 作者：〔西漢〕晁 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1)，織而衣之也(2)，爲開其資財之道也(3)。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4)，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5)，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6)，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7)，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8)，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9)，中人弗勝(10)，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11)。勤苦如此，尚覆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12)，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13)。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14);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15)，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16)，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17)。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18)，履絲曳縞(19)。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20)，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21)，得以拜爵(22)，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23)。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24)，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25)，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26)，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27)，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28)，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選自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食貨志》
【註釋】
(1)食(sì寺)之：給他們吃。“食”作動詞用。 (2)衣(yì益)之：給他們穿。“衣”作動詞用。 (3)道：途徑。(4)捐瘠(jí吉)：被遺棄和瘦弱的人。捐，拋棄;瘠，瘦。 (5)不避：不讓，不次於。(6)地著(zhuó着)：定居一地。《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顏師古注：“地著，謂安土也。” (7)廩(lǐn凜)：米倉。 (8)牧：養，引申爲統治、管理。 (9)石：重量單位。漢制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10)弗勝：不能勝任，指拿不動。 (11)長(zhǎng掌)：養育。 (12)政：同“徵”。虐：王念孫以爲當作“賦”。(13)改：王念孫以爲本作“得”。 (14)倍稱(chèn襯)之息：加倍的利息。稱，相等，相當。 (15)賈(gǔ古)：商人。(16)奇(jī基)贏：利潤。奇，指餘物;贏：指餘利。 (17)阡陌(qiānmò千莫)之得：指田地的收穫。阡陌，田間小路，此代田地。(18)乘堅策肥：乘堅車，策肥馬。策，用鞭子趕馬。(19)履絲曳(yè業)縞(gǎo搞)：腳穿絲鞋，身披綢衣。曳，拖着。縞，一種精緻潔白的絲織品。 (20)乖迕(wǔ午)：相違背。(21)縣官：漢代對官府的通稱。 (22)拜爵：封爵位。 (23)渫(xiè謝)：散出。 (24)損：減。 (25)車騎馬：指戰馬。(26)大用：最需要的東西。 (27)五大夫：漢代的一種爵位，在侯以下二十級中屬第九級。凡納粟四千石，即可封賜。(28)擅：專有。
【譯文】
在聖明的君王統治下，百姓不挨餓受凍，這並非是因爲君王能親自種糧食給他們吃，織布匹給他們穿，而是由於他能給人民開闢財源。所以儘管唐堯、夏禹之時有過九年的水災，商湯之時有過七年的旱災，但那時沒有因餓死而被拋棄和餓瘦的人，這是因爲貯藏積蓄的東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準備。現在全國統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亞於湯、禹之時，又沒有連年的水旱災害，但積蓄卻不如湯、禹之時，這是什麼道理呢?原因在於土地還有潛力，百姓還有餘力，能長谷物的土地還沒全部開墾，山林湖沼的資源尚未完全開發，遊手好閒之徒還沒全都回鄉務農。
百姓生活貧困了，就會去做邪惡的事。貧困是由於不富足，不富足是由於不務農，不從事農業就不能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不能定居就會離開鄉土，輕視家園，象鳥獸一樣四處奔散。這樣的話，國家即使有高大的城牆，深險的護城河，嚴厲的法令，殘酷的刑罰，還是不能禁止他們。人在寒冷的時候，不會等有了輕暖的皮衣才穿;飢餓的時候，也不會等有了美味才吃;飢寒交迫，就顧不上廉恥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兩頓飯就要捱餓，整年不做衣服穿就會受凍。那麼，肚子餓了沒飯吃，身上冷了無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兒子，國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賢明的君主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讓人民從事農業生產，減輕他們的賦稅，大量貯備糧食，以便充實倉庫，防備水旱災荒，因此也就能夠擁有人民。
百姓呢，在於君主用什麼辦法來管理他們，他們追逐利益就象水往低處流一樣，不管東南西北。珠玉金銀這些東西，餓了不能當飯吃，冷了不能當衣穿;然而人們還是看重它，這是因爲君主需要它的緣故。珠玉金銀這些物品，輕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裏，可以周遊全國而無飢寒的威脅。這就會使臣子輕易地背棄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隨便地離開家鄉，盜賊受到了鼓勵，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於攜帶的財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裏，在一定的季節裏成長，收穫也需要人力，並非短時間內可以成事。幾石重的糧食，一般人拿不動它，也不爲奸邪的人所貪圖;可是這些東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餓受凍。因此，賢明的君主重視五穀而輕視金玉。
現在農夫中的五口之家，家裏可以參加勞作的不少於二人，能夠耕種的土地不超過百畝，百畝的收成，不超過百石。他們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穫，冬天儲藏，還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勞役;春天不能避風塵，夏天不能避署熱，秋天不能避陰雨，冬天不能避寒凍，一年四季，沒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際往來，弔唁死者，看望病人，撫養孤老，養育幼兒，一切費用都要從農業收入中開支。農民如此辛苦，還要遭受水旱災害，官府又要急徵暴斂，隨時攤派，早晨發命令，晚上就要交納。交賦稅的時候，有糧食的人，半價賤賣後完稅;沒有糧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債納稅;於是就出現了賣田地房屋、賣子孫來還債的事情。而那些商人們，大的囤積貨物，獲取加倍的利息;小的開設店鋪，販賣貨物，牟取利潤。他們每日都去集市遊逛，趁政府急需貨物的機會，所賣物品的價格就成倍擡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養蠶織布，穿的必定是華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沒有農夫的勞苦，卻佔有農桑的收穫。依仗自己富厚的錢財，與王侯接交，勢力超過官吏，憑藉資產相互傾軋;他們遨遊各地，車乘絡繹不絕，乘着堅固的車，趕着壯實的馬，腳穿絲鞋，身披綢衣。這就是商人兼併農民土地，農民流亡在外的原因。當今雖然法律輕視商人，而商人實際上已經富貴了;法律尊重農民，而農民事實上卻已貧賤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輕賤的;一般官吏所鄙視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惡顛倒，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使國家富裕，法令實施，那是不可能的。
當今的迫切任務，沒有比使人民務農更爲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從事農業，關鍵在於擡高糧價;擡高糧價的辦法，在於讓百姓拿糧食來求賞或免罰。現在應該號召天下百姓交糧給政府，納糧的可以封爵，或贖罪;這樣，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農民就可以得到錢財，糧食就不會囤積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納糧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產業的人。從富有的人那裏得到貨物來供政府用，那麼貧苦百姓所擔負的賦稅就可以減輕，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補不足的，法令一頒佈百姓就能夠得益。依順百姓心願，有三個好處：一是君主需要的東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賦稅減少，三是鼓勵從事農業生產。按現行法令，民間能輸送一匹戰馬的，就可以免去三個人的兵役。戰馬是國家戰備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農氏曾教導說：“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牆，有百步之寬貯滿沸水的護城河，上百萬全副武裝的兵士，然而沒有糧食，那是守不住的。”這樣看來，糧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資財，是國家最根本的政務。現在讓百姓交糧買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個人的兵役，這與一匹戰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遠了。賜封爵位，是皇上專有的權力，只要一開口，就可以無窮無盡地封給別人;糧食，是百姓種出來的，生長在土地中而不會缺乏。能夠封爵與贖罪，是人們十分嚮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獻納糧食，用於邊塞，以此換取爵位或贖罪，那麼不用三年，邊地糧食必定會多起來。(宋心昌)
【題 解】
西漢建國初期，漢高祖劉邦由於採取了罷兵歸家、抑制商人、輕徭薄賦等一系列措施，使秦朝末年因連年戰爭而遭到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產逐漸得以恢復。文帝即位後繼續奉行“與民休息”的政策，重視農桑，促進了農業的繁榮和商業的發展。但由此也產生了因商業發展而導致穀賤傷農，大地主、大商人對農民兼併侵奪加劇，大批農民流離失所，階級矛盾日趨激化的社會現象。針對這一問題，晁錯上了這篇奏疏，全面論述了“貴粟”(重視糧食)的重要性，提出重農抑商、入粟於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張，這對當時發展生產和鞏固國防，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本文觀點精闢，分析透徹，邏輯謹嚴，文筆犀利，具有汪洋恣肆的氣勢和流暢渾厚的風格。
【簡析】
全文通過正反兩方面的連論說了重農貴粟對於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作者在說明問題時運用古今對比，農夫與富商大賈的對比，法令與實際情況的對比，使他的主張得到更鮮明的表現，讓統治者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其中特別是對農民現實生活的貧困窮苦的描寫，揭露性很強。
所謂“穀賤傷農”，意思就是說，糧食太便宜了，就會挫傷農民種糧食的積極性，導致產量減少，這對國家的長治久安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爲我國在歷史上一直就是一個農業國，所以歷代的統治者都很重視農業的發展問題。晁錯認爲蓄積多，則民心穩，統治穩固;而要增加蓄積，必須想辦法使農民盡心於農業生產。但現狀是農民忙活了一年，到頭來卻只有很少的收益，爲了應付各種賦斂，有的甚至“賣田宅，鬻子孫”;而商人無農民之勞，卻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這種差距不可能使農民安心於農業，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務農，在於貴粟”的觀點。他的觀點對於扭轉“穀賤傷農”的狀況是有好處的，對現代社會解決“三農”(指農村、農業、農民)問題，也是有借鑑意義的，但他尊崇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對待商業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頗和不公正之處，讀者閱讀時要注意。
【解析】
本篇從正反連論說了重農貴粟對於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特色：作者在說明問題時運用古今對比，農夫與富商大賈的對比，法令與實際情況的對比，使自己的主張得到更鮮明的表現，讓統治者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其中特別是對農民現實生活的貧困窮苦的描寫，揭露性很強。本文建議文帝採取“以貴粟爲賞罰”，入粟拜爵、除罪的辦法，繼續推行漢初的重農抑商、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
西漢初年，土地迅速集中，富商重利盤剝，肆意兼併。漢文帝時，土地兼併的現象更爲嚴重，農民破產流亡，造成朝廷糧食儲備缺乏，不能與諸侯抗衡，也難於抵禦北方匈奴的侵擾。漢初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晁錯對當時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邊防空虛的現狀有着清醒的認識。爲了緩和這些矛盾，他在漢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給漢文帝上了一個奏疏，“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漢書·晁錯傳》)。晁錯認爲守邊和勸農是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的兩個重要方面。但是，班固在編撰《漢書》時，人爲地把這篇奏疏一分爲二，其中“守邊備塞”部分載入《漢書·晁錯傳》，而把“勸農力本”部分放在了《漢書·食貨志》中，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論貴粟疏》。該文圍繞重農貴粟這個中心進行論證，擺事實，講道理，前後相承，步步深入，明允篤誠，強志成務，是歷來公認的好文章。
一、審時度勢，切中時弊
西漢時期，貴族、大地主、大官僚和大商人互相勾結在一起，通過地租、徭役、工商業和XX等多種形式，對農民和手工業者進行瘋狂的掠奪，迫使廣大農民陷入“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的困境，有的棄農經商謀求生路，使農業愈加荒廢。而在北部邊境又有匈奴屢次侵擾，由於糧食儲備短缺，守邊士卒的糧食供應大成問題。“民以食爲天”，溫飽問題，是維護人類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是任何一個政權得以鞏固的先決條件。《論貴粟疏》正是緊緊抓住了這個關鍵，並圍繞它展開論證的。晁錯一語中的地指出：“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在這裏，晁錯實際上提出民衆衣食乃是立國根本大計這樣一個既樸實又十分重要的思想。淺顯話語中寓有深刻的哲理，字裏行間滲透着國家不能保有民衆，敗亡則可能接踵而來的警告。清人劉熙載說：晁錯“深於籌策之文，……取切於時，不必其高也。”(《藝概·文慨》)指出晁錯文章不故爲清高，只求切中時弊，這是很中肯的。
該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的疾苦，揭示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賣兒鬻女遭受壓迫的悲慘情景。在第四段中，作者以“五口之家”的農民爲例，概括指出廣大農民生活情況的三個方面：一是“春耕，夏耘，秋獲，冬藏”，“四時之間，亡日休息”的繁重勞動;二是“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的沉重負擔;三是“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的苛政威逼和“水旱之災”的經常襲擊，這種種沉重的負擔，最後只有使農民陷入“賣田宅，鬻子孫”的淒涼境地。這一段文字寫得非常深刻，淋漓盡致地描述了農民的悲慘處境。
接着，文章用“而”字一轉，對那些囤積居奇，掠奪百姓，勾結權貴，窮奢極欲的大小商人無法無天的可惡行爲進行了揭露，並指出這就是“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的原因。由於“俗之所貴”正是“主之所賤”，“吏之所卑”正是“法之所尊”，皇帝、法律和執行法律者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矛盾，因此造成了一團漆黑的政治局面。這樣“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要想使“國富法立”，是不可能的。這一段反映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真實而具體，很有認識價值，是本文最精采的一段。由此可見，“貴粟”，不僅是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深刻的政治問題。作者以其博文廣見和透闢入微的.分析，以鮮明對比的方式，深刻地揭示出漢朝表面重農輕商而實際上商重農輕的實質，並闡明瞭由此給國家政治帶來的危害。晁錯指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他主張“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這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在今天也有可供借鑑之處。
二、結構嚴謹，說理透闢
這篇文章內在邏輯性很強，形成一環扣一環的嚴密結構。文章先通過古今對比提出只有廣開財路才能使民溫飽的觀點，指出如今條件比古代時好多了，而民有飢寒、國無儲備的原因就在於地利未盡出而百姓不勸農。於是，很自然地提出“務民於農桑”的論點。“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這段文字既是對前面的總結，又是引出下文的契機，前後過渡極其自然。作者認爲貴粟在於人君的倡導。可是統治者貴金玉而賤粟帛，這是趨民重商輕農，最後將造成“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者有所勸，逃亡者得輕資”的嚴重後果。針對這一情況，作者指出要想讓百姓務農就必須“貴五穀而賤金玉”，這纔是“牧民”之道。接着，又用農民痛苦和商人富厚的事實相對比，深刻揭露出西漢王朝的政治危機，進一步闡明重農貴粟的必要性，說明唯有務農貴粟才能抑制土地兼併。最後，作者順理成章地提出了重農貴粟的具體辦法：“以粟爲賞罰”和“入粟於邊”。“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是對上文全部論證的收結，又是“貴粟”這一具體措施的前提條件。而“貴粟”的具體辦法是“以粟爲賞罰”，民“入粟”可以“拜爵”、“除罪”。這一措施的好處是：在“民利”方面可以“損有餘而補不足”，達到“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的目的。在國家方面可以收到“主用足、民賦少、勸農功”的實效。晁錯以漢初實行的“車騎法”與“入粟拜爵”法相比較，權衡利害得失。按“車騎法”規定，“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而“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何況“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因此入粟拜爵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很高的實效。不難看出，全文論證層次清晰，邏輯嚴密，段與段之間環環相扣，句與句之間步步逼近，鞭闢入理，將“貴粟”的主張闡述得鮮明而充分。
三、對比論證，是非分明
通觀全篇，對比手法的運用可以說是貫穿始終，而且運用得極爲精當，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說服力。文章先是引古論今，古今縱向對比。古之堯舜時，雖有連年洪澇災害，百姓卻生活安定，這是因爲那時“畜積多而備先具”。而今天，條件比堯舜時好得多，卻是國力貧乏，積蓄甚少，究其原因就是“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這樣就爲下文的議論提供了背景，打下了基礎。接着，用對比和推論相結合的寫法進行論證，“民貧則奸邪生”而“務民於農桑”則“民可得而有也”，點明重農貴粟的重要性。在第三段，作者將粟米布帛和珠玉金銀各自的特點、作用以及使用後果等方面進行橫向對比，指出現實時尚中不利於農業發展的社會風氣，珠玉金銀貴而粟米布帛賤。在第四段則是把農民和商賈相對比，指出商人兼併農民的事實;並進而把朝廷法律和世俗崇尚相對比，揭示出二者的背反。最後，在闡述“貴粟”的具體方法時，又把出車馬和納粟拜爵的功用相比較，指出貴粟政策將獲得明顯的政治和社會效益。作者在進行各項對比時，都極力渲染對立雙方的區別、差異，從而使得是非利害一目瞭然，很有說服力。
四、句式多變，文筆流暢
《論貴粟疏》作爲晁錯上疏的代表作，在語言表達上，具有辭意曉暢、句式多變、活潑而嚴謹、生動而自然的特色。文中對偶句俯拾即是。如“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把農民的痛苦和商人的逸樂比較，作者的不平之感溢於言表。這些對偶句往往字數整齊，形式相稱，相對舉而成文，相比較以見意。作者還善於把對偶句和散句、長句和短句結合起來，顯得整齊之中寓錯綜變化，語態瀟灑，自由靈活，語氣時急時緩，抑揚頓挫。如寫農夫的辛苦：“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句句有力，生動細微，農民那種勤苦操勞的情景，歷歷如在目前。另外，文中的特殊句式和關聯詞語的準確運用，也給文章增添了無容置疑的氣勢。如：“……者，何也?……也，”、“不……則，不……則”、“……爲……也”，以及“故”、“是故”、“如此”、“以是觀之”等等，都大大加強了文章的色彩和力量。
晁錯提出的以貴粟爲中心的勸農政策，實際上是漢初重農抑商政策在文帝時的再強調和延續。這一政策被漢文帝採納，對刺激農業生產提供了新的動力，爲漢王朝積累了財力和物力，爲“文景之治”，爲漢武帝時漢王國的大發展，大一統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晁錯死後，武帝時出現了“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鄙廩庾盡滿”的豐盛景象，這與晁錯的主張不無密切關係。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指出，賈誼、晁錯“爲文皆疏直激切，盡所欲言”。《論貴粟疏》的突出特色也正是在於緊密追蹤現實政治的歷史進程，審時度勢，敢於直諫，表現出鮮明的針對性和無畏的戰鬥性。作者對民生的真切關懷，對國運的憂患感、責任感，一直激勵着後人，爲後世的政論家作出了榜樣。
【作者小傳】
晁錯(前200前154)，潁川(今河南禹縣)人，西漢文帝、景帝時期的政治家。初從張恢學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學說。文帝時任太常掌故，曾奉命從故秦博士伏生受《尚書》。後爲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號“智囊”。景帝即位，任爲御史大夫。他堅持“重本抑末”(即重農抑商)政策，主張納粟受爵，建議募民充實邊塞，積極備禦匈奴貴族的攻掠，並進言削藩以鞏固中央集權，得到景帝採納。以吳王劉濞爲首的七國諸侯因此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爲名，舉兵反叛。景帝畏於七國連兵，遂將其處死。晁錯的著作較爲完整的現存有八篇，散見於《漢書》的《爰盎晁錯傳》、《荊燕吳傳》和《食貨志》。他的文章稱爲“疏直激切，盡所欲言”，其中《賢良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等，皆爲“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