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徵稅派役、治安管理等鄉村社會秩序的維護，是兩宋鄉役的主要職責。不同職責，國家規定由不同色役分別掌管，但由於積貧積弱、內外交困等國勢，在實行中卻往往是混合執行。從唐、元前後兩代的沿革來看，宋代鄉役職責及其所反映出的社會發展過程，其特點更爲明顯。
關鍵詞：宋代，鄉役職責，演變，分工，合作
唐宋元三朝是我國古代社會發展變化較爲顯著的時期，其中鄉村管理體制的變化和沿革，頗能凸現基層社會演變的過程和社會變遷的趨勢。對於鄉村管理職能的探討，似乎也可窺見中國古代社會發展演進的較長時段中，制度的沿革、反彈及其所反映出的社會演變脈絡，凸顯出一些普遍性的特點。我們謹以兩宋時期鄉役職責的探討爲主，結合學界有關唐、元兩朝的相關研究，對上述問題試加研討。這裏，先採用歷時性的方法，對宋代各色鄉役的職責演變情況加以考察，再結合唐、元史事，稍做分析。
一
兩宋期間，鄉役制屢有變革，較爲複雜，在歷史的不同時間、空間，差異也較大。兩宋社會發展演進過程中，伴隨着鄉役制的多次變化，鄉役職責也隨之變動。但是，從帝制國家的制度設計來看，對於徵收賦稅和掌管鄉村社會治安兩個方面，政府有着較爲明晰的分工。我們先看各色鄉役的職責變動情況。
1.里正。宋初，沿用前代舊制，由里正、戶長、鄉書手一起負責“課督賦稅”[1](卷12《職役一》);[5](P4295)。由此可知，里正在催徵賦稅過程中居於主要地位，戶長和鄉書手輔助里正工作。里正督租[2](P.527)是其主要職責。在催稅時，里正須親自到鄉村各家各戶去催徵，南宋時有“當時夏稅不得免，到今裏（保）正排門催”[3](卷25《二月雪》)的詩句；或說催稅時“里正臨門”[2](P773)，都是里正負責鄉村賦稅徵收的具體描述。此外，里正還參與縣司對民戶徭役的差派。開寶、至和年間，有“諸鄉置里正，[主]賦役”[4](職官48之25)，里正“主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2](P4330);[25](《韓魏公家傳》，P1799)等記載。另據《宋刑統》卷12《戶婚律·脫漏增減戶口》，卷13《戶婚律·課農桑》，北宋初沿襲唐制，里正還負有案比戶口，課農桑等職責。這種情況是否與史實相符，目前還找不到其他的佐證材料，但是，從唐末五代戰亂對鄉村社會秩序的破壞來看，宋初政府極有可能沿用前朝舊制，以控制鄉村民衆，重建鄉村秩序。此外，里正還有與農師一起“周勸民分於曠土種蒔”的職責，但不久即廢[1](卷12)。里正由第一等民戶充任，在督促民戶賦役方面責任重大，地位較高，故一度“號爲脂膏”[2](P4330)。
開寶七年（974），朝廷詔令：“廢鄉，分爲管。置戶長主納賦……”[4](職官48之25)由戶長取代里正。天禧三年（1019）後，又有“諸州取年滿里正爲牙職，主掌官物”的情況，即民戶被差爲鄉役里正，2年期滿，再充州役衙前，是爲里正衙前。這是一件極苦的差役，承役民戶“多致破蕩家產”[2](P.2141)。開寶七年後，里正之役依然存在，但“只是準備衙前，其秋夏兩稅並是戶長催理”。里正之役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由於里正衙前的負擔太重，所以時人多有“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2](P4330);[23](卷6，P184)的議論，紛紛建議革除。於是，至和二年（1055）詔罷里正衙前，鄉役里正也隨之廢止。此後，宋人文集和其他一些傳世文獻中，仍大量出現里正之名，其實只是宋人俗稱保正爲里正，不可與宋初里正等同視之。
2.戶長。宋初，鄉役戶長與里正、鄉書手一起督催賦稅。開寶七年後，戶長取代里正，主催鄉民賦稅。然而，這一變革是否隨後就在全國實行了呢？史載，皇祐中韓琦奏請：“里正主督租賦，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朝廷准奏，並在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諸路推行[1](卷12《職役一》)。從開寶廢鄉令和韓琦奏疏來看，在這段時期內，戶長並未在全國範圍內完全取代里正。史載：至道元年（995）六月，朝廷派人處理開封府詭名挾戶之事時，強調不許將自家賦稅混爲逃移戶名下，“並許本村耆保、親鄰、里正、戶長、書手陳首，典押、令佐覺察”[4]（食貨69之37），由此可知，開寶廢鄉令後20多年，里正仍在鄉村社會中由民戶充差，輔助戶長、鄉書手催稅。至和年間詔廢里正衙前，里正也隨而廢除後，戶長才完全取代里正，成爲鄉村中主催稅賦的鄉役人。
鄉村賦稅的徵收，主要依據租稅簿籍。史載：“州縣賦之有籍，歲一置，謂之空行簿，以待歲中催科；閏年別置，謂之實行簿，以藏有司。”天聖年間，空行簿一度廢止，景祐時又重新攢造，“詔再閏一造”，至慶曆年間，始恢復[5](P4206)。催科所用簿籍和五等丁產簿，都須戶長和耆長、鄉書手一起參與攢造[4](食貨65之14-15)。所以，戶長的職責還包括催稅的準備工作。
在熙寧役法改革中，鄉役戶長也一度不再差派，改爲募人充役。這一改革也並非盡善盡美，據熙寧七年（1074）沈括的奏疏，常州無錫縣、蘇州長洲縣等由於“逃絕人戶”和詭名挾佃過於氾濫，而“戶長陪（賠）納稅有至二百餘緡”[2](P6077～6078)者；呂惠卿、和卿兄弟則認爲，五等簿的攢造“舊憑書手及耆、戶長共通，隱漏不實，檢用無據”，是負責攢造的戶長等不能盡知田野居民的“貧富之詳”所致，建議推行手實法[2](P6224，P6227)。此後，司農寺建議“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稅賦、苗役錢”[2](P6277)改由甲頭催納。即廢戶長，以甲頭取代。
廢除戶長的新法雖已頒行，在諸路州縣“有保長處已罷戶長、壯丁，其並耆長罷之”[2](P6436)，但仍有部分州縣並未實行。如熙寧九年（1076）十一月侍御史周尹就曾奏請“令諸路州縣依先降免役錢募耆長、戶長”[2](P6825)。隨後，沈括又指出兩浙路民戶的重役“不過牙（衙）前、耆戶長、散從官之類”[2](P6436～6437)，即可說明戶長存而未廢的史事。這表明，熙寧七年（1074）廢戶長代之甲頭的詔令，並未得以全面推行，故沈括再次建請以甲頭催稅。
熙寧後至南宋，保甲法逐漸混同爲鄉役法，時而是大小保長催稅，時而由戶長或甲頭催稅，各地也頗有不同，但凡差派戶長，其主要職責也是以催稅爲主，併兼及稅務徵收中攢造戶等簿等相關事務。
3.耆長、保正副。耆長之名，源於五代，後周時以之主掌鄉村事務。宋初的職役制度，在保障鄉村社會安定方面，亦以耆長率領壯丁，“逐捕盜賊”[1](卷12《職役一》)。在開寶七年(974)廢鄉令中，以耆長“主盜賊詞訟”[4](職官48之25)。其他如防備煙火，修補橋道，以及與戶長、鄉書手一起攢造五等戶簿等，也都屬耆長分內職責。熙寧八年(1075)閏四月，朝旨罷耆壯之役，而代以都副保正和承帖人。元豐八年(1085)，朝旨再次由耆長、壯丁取代都副保正、承帖人，主掌鄉村治安諸事。隨後又規定，允許原來充任保正、承帖人等役的民戶，如自己情願，可再充爲耆壯。換言之，朝廷允許以保甲制下的保正等名目充任鄉役耆長、壯丁等，這便成爲後來鄉役、保甲兼充制的源頭。
歷經元祐更化和紹聖之變後，上述這種以都副保正等兼充耆壯鄉役的制度，似更利於州縣政府對鄉民的治理，南宋時已在更多地區推行。而無論是隻設耆長，不設保正，或只設保正，不設耆長，或是以保正兼充耆長，自北宋後期以至南宋，耆長和保正的職責都明顯地日益具體化了，也出現了日漸增多的趨勢。現存文獻顯示，下述諸事均須由“耆長主之”：鄉村盜賊、鬥毆、煙火、橋道公事[6](卷21《論差役利害狀》)；稽查戶口，編造丁口文帳和五等戶簿[7](卷九)；鄉村的地理、村分四至，寺廟館鋪，客店酒坊，古蹟河渡等具體事務的變更，查明後向縣司申報；官員下鄉的迎送和供應酒食，逆旅之客病宿的請醫治療或死後安葬，以及無主墳塋的管理[8](卷3《處事》)[9](卷2《王客》)；協助督稅鄉役依限徵催稅賦，催納坊場錢，將戶絕者的田產籍沒入官[8](卷8《知縣事榜》);[10](卷20《上王提刑書》)；承受縣司各種文引、文帖、告示，然後遍告鄉里，解送鄉縣之間的公事和罪犯[8](卷7《榜耆壯》)等等。對此，李元弼《作邑自箴》卷7《榜客店戶》和《榜耆壯》記載尤詳。在保正兼充耆長時還有許多法外“職責”，諸如到縣司聽候差使，或任由縣司官吏私自借用承擔一些工役，以及各種名目的錢物需索，等等[4](刑法2之121);[6](卷99《約束不得搔擾保正等榜》)。要言之，自北宋後期至南宋，耆長、保正的職責確實是更加具體化，也逐漸增多並延伸至催稅職能了。
4.保長、甲頭。王安石變法，保甲制的推行和此後保甲名目被應用於鄉役制，對宋代職役制度產生了較多影響。保長、催稅甲頭就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併成爲此後鄉役制的主體角色的。史載，熙寧初即已推行甲頭之制，由鄉村鄰近的30戶組成一甲，先由家產富足者充任甲頭，負責一甲之內青苗錢物的散斂，一稅一替[11](卷70《神宗皇帝·役法》)。熙豐後，在各路州縣或以甲頭催稅，或以戶長、保長催稅，但凡設置甲頭，一概負責催理一甲30戶（或稍少於30戶）的稅賦，直至南宋。保長之役，又分大小保長，即每五戶爲一小保，設小保長一名；每五小保爲一大保，設大保長一名，有時大保長可以兼充戶長之役。總之，甲頭和保長都是負責催稅的鄉役。然而，南宋役制有所混亂，甲頭、保長等鄉役增有“法外”職責，如被縣司勒令掌管本屬於其他職役的任務，甚而被勒索錢財或應用於一些無償的奔走驅使等勞役[12]。
二
徵收賦稅、治安管理，宋初以來，國家制度對於各色鄉役的分工較爲明確。但是，實行中卻往往將上述兩種不同職責混在一起，即某一鄉役既徵收賦稅，又負責治安管理，甚至還將其他職責混在一起，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對此，我們分別加以闡述。
首先，在督稅方面，改多種鄉役爲一種或兩種鄉役（兼充）督徵課賦。唐前期的里正有案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等多項職責。中唐前後，又有書手等參與其事。五代時，三大戶（耆長）的職責也有催徵。降及宋初，催稅者則由里正、鄉書手、戶長共同承擔，將中唐以前由里正一役承擔的催驅賦役，改由三種鄉役共同承擔。開寶七年(974)，朝廷詔令以戶長主督稅課，而里正、鄉書手仍輔助戶長催徵。至和二年(1055)詔廢里正後，督稅還是由戶長、鄉書手共同承擔。熙豐之後，各地鄉村中負責催稅的鄉役，或以戶長、保長，或代以甲頭，或由大保長兼戶長之役，或戶長、甲頭並設，在役制上也大致呈現出鄉役職掌漸趨合作的趨向。而保甲制、鄉役制參互使用的過程中，督稅鄉役的職責也呈現出合作的趨向。這一趨向還可從以下兩個方面得到印證：
一、以督稅而言，南宋中期後，在一些路分出現了以都副保正掌管的現象。都副保正本職爲負責鄉村中的治安詞訟、煙火盜賊。由保正副催稅的同時，充役的民戶還照樣承擔原來的鄉役職責，即一種鄉役負有多種職責。
二、熙豐時期主要由甲頭督稅，散斂青苗等。鄉村每30戶以內，設一甲頭催稅。就兩宋而言，其催徵範圍有越來越小的趨向：唐朝督促賦稅是以100戶爲一個單元，由里正負責。宋初“循舊制”，史料中雖然無明確記載，但是，這一時期催稅的最小單元，也大概在100戶左右[13]。進而言之，熙寧初保甲制以500戶爲一都保，不久就改以250戶爲一都保，以每5、25、250戶分設大小保長和都副保正。這時的鄉役數量較之唐代和熙寧以前都增加很多，其中最基本的以五戶爲一小保徵稅的制度，較之設甲頭，催稅範圍更加縮小。都副保正等也幾乎都身負催稅的責任。小保長、大保長、保正副、縣司……可謂環環相扣，層層徵收。這既說明催徵工作的困難，也充分表明鄉役職責的合作化趨向，進而體現出政府加大賦稅催徵和鄉村治理的力度，以及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滲透的趨向[14]。我們認爲，到王安石變法時期，尤其是保甲法的推行，這一滲透有所深化。而且，如此一來，在溝通國家和鄉村社會的中間層——鄉役人數增多的情況下，國家爲了節省治理鄉村的成本，役錢逐漸轉化爲新的賦稅名目，北宋晚期直至整個南宋時期，役制中明顯出現了由差募並用到名募實差的變化。
其次，在鄉村社會治安方面，宋初設耆長、壯丁掌其事。熙寧年間創行保甲制，作爲民兵性質的保甲正長對於鄉村社會治安起到了很大作用。隨着保甲制被應用於鄉役制，保正承擔或兼充了耆長的職責，承帖人取代了壯丁。此後，保正或取代耆長，或耆長、保正並設而以保正兼代耆長，保正的職責漸漸包括了更多的內容：逐捕盜賊，主掌詞訟、鬥毆、橋道、煙火，掌控私販禁物、驅催稅租，以及在縣聽候差使，等等。鄉村社會中的諸多鄉役職責漸漸地由保正（耆長）、戶長（或保長、催稅甲頭）共同承擔了。前揭《宋會要輯稿》食貨65之80、刑法2之121，《朱文公文集》卷99《約束不得搔擾保正等榜》等史料，均可爲之佐證。鄉役合作的趨勢更趨明朗。
下面，我們從較長時段的觀察，結合唐、元兩朝史事對此再作探討，則鄉役職能沿革和反彈的軌跡更爲明顯。隋初，曾沿用北魏以來的三長制，不久即改行鄉里二級制，唐朝沿用隋制，在鄉村中以100戶爲一里，5裏爲一鄉，各設鄉佐（鄉正）和里正掌管鄉村事務。不久，廢除了鄉正掌管鄉村詞訟職責，而里正的主要職責是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15](卷3《鄉黨》)。中唐以降，史籍中幾乎不見鄉佐（鄉正）活躍於鄉間的記載，所有鄉村事務大都均由里正承擔。隨着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的破壞，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尤其是兩稅法的肇興，賦稅徵收不再依據丁口的多少，而主要依據民戶家產的數量，如此一來，鄉間事務陡增。這時鄉村管理者的人數有所增加，出現了書手等名目[24](P.598～606)（書手可見元稹《元氏長慶集》卷38《同州奏均田》，甲頭則可見晚唐臨安人程仁紹的《請蠲免伕役狀》，載《全唐文》卷898；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還多有當村押官、村老、邵村勾當等鄉村頭目的記載）。這樣不但要增加人手以完成州縣政府所交給的任務，而且，里正本身職責增加不少，也發生了許多變化。與此同時，里正也由過去的鄉官逐漸淪爲鄉役。
再看元朝的情況。有元一代政府向民戶徵收科差、稅糧（以人丁爲本），北方稅糧分爲丁稅、地稅，因戶而異；南方則是夏秋二稅，秋稅按畝徵糧，夏稅徵糧或其他實物，各地不一。而所有這些鄉村稅務徵收工作，大都是由里正、主首爲主。元代鄉役更多的是沿自於金朝：鄉設里正，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村設主首，幫助里正禁察非法之事。元代鄉村一般有鄉、都二級，鄉設里正，都設主首“使佐里正催督差稅，禁止違法”[17](卷16，《田令·理民》)，主要負責催辦差稅和地方治安。各鄉都頭目設置人數多少不一，一般每鄉設里正一人，主首則依都內戶數而定。這和宋代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在有些地方，“里正催辦錢糧，主首供應雜事”[17](卷2《地理·鄉都》P19)。他們都是輪流差派的'。至元六年（1269），元朝在北方農村初設社長，以50戶爲一社，意在勸農，並有監視民戶的制度理念。後來又增加了諸如統計戶口、徵調賦役、維持治安、處理訴訟等職能。元世祖以後，社制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社長常常被官府另行差遣，用於搜刮錢財等[17](卷16《田令·理民》；[18]卷53《刑部十五·訴訟·詞訟不許里正備申》，卷57《刑部十九·諸禁·祈賽神社》)。統而觀之，有元時期的鄉役職責也存在由分工到合作的趨勢。爲了更清晰地展現出唐宋元時期鄉役職責演變的特點，請看錶一：
表一：唐宋元鄉役職能變化情況表
職 責
案比戶口
課植農桑
檢查非違
催驅賦役
時 期
中唐以前
里正爲主，村正參與
中唐以後
里正、村正、書手等
五代後周
耆長（三大戶，見《程子遺書》卷21上）
北宋前期
耆戶長、鄉書手
里正、耆戶長
耆長、壯丁
里正、戶長、鄉書手
北宋熙豐之後
保正長
戶長或保正長
保正或耆壯
戶長、 甲頭或大保長
金朝
里正、主首
南宋時期
耆戶長、保正長
保正長或戶長
保正或耆壯
甲頭、戶長或大保長、都副保正（兼差）
元代
里正、主首負責徵稅派役和治安管理，社長主勸農，但後來也參與了徵稅派役等
由此可知，唐朝前期里正役的職責，在兩宋時多由兩種以上鄉役承擔其中的一個方面，制度上有明確的分工，但南宋中期後，保正長等逐漸承擔了幾乎唐前期里正的所有職責。元代也大體如此。故而，我們認爲，自唐至宋元，因財政的入不敷出，日益困窘，國家在賦役徵派領域加強了對鄉村社會的監控力度。總之，一方面，反映出鄉役職責分配歷經了分工——合作這樣一個演變過程。然而，隨着社會的演進，從實際上看，鄉役人混合、合作辦公的趨勢逐漸突出，鄉役職責的分配也日益混合爲一了。從另一方面，這又反映出賦役徵派的繁難，鄉村社會秩序的混亂和國家財政的危機。
最後，還需明確指出的是，唐宋時期的里正和戶長、甲頭、保長等，雖然同爲負責催稅的鄉役人，但他們催稅的名目和數量卻並不相同。這自是與中唐兩稅法變革有關。此前，帝國賦稅以人丁爲主徵收，此後，國家稅制規定，徵稅“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20](卷22《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革》)。宋代稅法沿襲於唐，也是按民戶的資產多少，排定賦稅繳納量。資產可以是有形的，如土地田產（有山水田、平坡，貧腴之分，不易把握）、傢什牲畜等等，而有的卻是無形或是可以隱蔽的，如銀錢的收藏。如此而言，按照資產多少徵稅，自然比按人丁多少徵稅複雜、繁難的多。兩宋賦稅名目繁多，徵收數量也有上升趨勢[21]。而所有這些不同名目的賦稅都由鄉役人完成，其肩頭的責任增重了許多。就兩宋而言，役制的反覆和南宋中晚期義役的出現，充分說明天水一朝的鄉役制度已紊亂不堪。鄉役職能中出現的從分工到合作的趨勢，正好反映出在外敵內困的社會背景下，兩宋三冗三費、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農民收穫有限，催稅鄉役往往不能按時足額完成任務，而國家和地方財政卻日益困窘[22]，這就使得國家在賦稅徵收方面不得不一再做出調整，於是，詔令紛紛，後改前衝，前混同於後，禁令者三，於事無補者多，出現了各色鄉役合作徵稅的現實。這正如北宋歐陽修所說：“從來臣僚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效，故改更雖數，號令雖頻，上下因循，了無所益。”ace="Times New Roman">[26]（卷97《論按察官吏札子》）而無論怎樣的調整和變化，國家的治理理念只有一個：在鄉村社會秩序穩定的前提下，促使民戶按時足額地完稅納糧，以保證國家財政的良性運行和王朝的持續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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