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堅硬的事實是，無論我們怎樣高蹈地談論現實中的諸多問題，但只要我們深入其間，惱人的傳統就會浮出歷史的水面，昭示出它兇猛而久遠的醜惡面容。談論二十世紀以後的中國小說家，歷史這一緯度斷不可缺。二十世紀初的小說家們是一羣面帶感傷與焦灼、處境極爲尷尬的傢伙，他們處於傳統士人與現代知識分子之間，左右爲難痛苦不已。連魯迅這樣的“趨新派”，卻也堅定地將自身劃入舊勢力的範圍，內心中那惱人的糾纏可想而知。時代使然，個人難逃歷史。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小說家們，他們那閃爍着時代光芒的面龐上，更多的帶着歷史的陰影。我們不禁要問，那又是什麼樣的歷史呢？
王曉明在《潛流與漩渦》一書中說，“重世俗，講功利，實用的理智思維異常發達；總是從羣體的角度估量個人的價值，習慣於以自我收縮來適應環境：這就是中國文人的兩個基本的精神特點。”由此可見，“實用理性”是傳統中國文人基本的精神底色，而且這種理性決非個人理性，它更多的是羣體性的意見彙總。這就是小說家們所繼承的精神傳統，也是他們作爲藝術家的悲劇性命運的必然。爲什麼這麼說？因爲小說創作本身要求創作主體能夠超越功利意識，並且這種超越必然是小說家以最個人、最獨特的方式完成的——這與傳統中國文人的精神特點格格不入。對於這一點，我們有一個極爲典型的例子可以證明。對於二十世紀新文學貢獻最大的兩個人，莫過於魯迅與胡適。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他們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介入其中的，胡適倡導“文學革命”，更多的是鼓動、宣傳，魯迅則是以創作實績來證明自身的。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難道胡適不想搞創作嗎？深層的心理動因又是什麼？我在閱讀《胡適日記》的時候注意到，有一次魯迅對胡適說，現在能搞創作的人太少，勸他多搞創作，胡適表示同意，但又苦於沒有時間。果真是沒有時間嗎？我的答案是否。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胡適雖是一個“趨新派”，但骨子裏還是傳統的那一套，理性的一面壓倒了他進行文學創作的才華。因此，他能夠面對廣場和大衆，卻無法深入自己的內心——我們只要讀幾首胡適的白話詩，自可明白。魯迅後期的寫不出小說，也與那種過於沉重的現實感相關。
我們終於要接近問題的核心了。我們發現，惱人的現實是阻止小說家們進行持續創作的罪魁禍首——這不僅是針對魯迅們的，更指向今年的中國小說家們。摩羅在一篇文章中曾說，中國的小說傳統從來只有社會歷史這一緯度，卻始終缺乏對於文學而言極爲重要的信仰緯度。我同意這種說法。令人悲哀的是，這一病象卻始終未得到應有的改觀，就是近幾年談論最多的底層文學，也還是社會歷史這一傳統的衍生物，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即使是像底層文學的代表作，曹徵路的.《那兒》，我讀過之後，感覺還繼續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水平。功利的現實觀，嚴重損害着小說家們的藝術感覺。王曉明指出，“即使在一般意義上，作家對眼前景象的過分熱衷也很可能是一種自我損害，因爲這使他很容易變得眼光分散，思緒無定，甚至陷入那種就事論事的狹隘心境。”這是多麼深痛的現實。我要繼續指明的事實是，這種極爲功利的現實觀不僅阻止了小說家們對自己內心深廣世界的持續開掘，就是在對現實的把握方面，也照樣流於表面——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在高舉現實主義偉大旗幟若干年後，依然難覓偉大現實主義作品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如果小說家沒有一顆博大的心，無論是關照什麼，都必然是膚淺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同意作家閻連科在《受活》後記中有關現實主義的看法，對於小說家而言，物理意義上的現實只是一個虛僞的存在，真正的現實主義必然是內心的現實主義。也就是說，任何有意義的現實如未經小說家強大內心的過濾，都只能是一堆毫無意義的生活碎片，它們根本不可能支撐起小說帝國的宏偉大廈。
對於小說家而言，剩下的問題似乎只有一個，即如里爾克所說的：請你走向內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