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國小二年級的時候，當時我非常調皮經常跟一些孩子瞎混，童年往事作文350字。當時我們學校牆外有棵桑葚樹，它非常大也非常粗，它的一些樹枝都伸到我們學校裏來啦。這棵樹伸進學校的地方正好是在車棚上方。一到夏天，我和我的夥伴就去摘桑葚。
有一次，我先爬了上去發現上面的桑葚熟的正好，我趁他們沒注意先偷吃了一個。桑葚到我嘴裏之後感覺入口即化、飽滿多汁，味道好極啦！我正在細細品嚐時，他們突然問我：“味道怎麼樣？”我回答道：“很好，你們也上來吧。”於是他們就爬了上來。他們上來後二話不說便吃了起來。等他們吃完後我看還有一大堆，便摘到我特意帶的塑料袋裏。我摘了一會發現自己摘不過來，於是我把夥伴叫來叫他們一塊摘。他們聽後剛開始不願意後來在我的勸說下才過來幫忙，我們七手八腳地開始摘，不一會袋子就滿啦。
放學回家後，我立即放下我的書包開始享受我的“戰利品”。吃完後我去洗手時，照了下鏡子，發現我的舌頭、手和衣服都變成了紫色的。當時我在鏡子裏看到自己時嚇了一大跳，仔細看後才知道是我。晚上媽媽回家後，看見了家裏的這個“紫星人”不由得嚇了一跳，讓我把衣服脫下來洗一洗。
後來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那棵樹突然從人間蒸發啦，所以我再也沒有發生這樣的事。雖然我再也沒有發生這樣的事，但是我很想念那棵給我帶來美好回憶的桑葚樹。
《芭蕉花》是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夜寫於福岡的童年往事：母親得了頭暈病，呻吟嘔吐，十分痛苦，需要芭蕉花入藥治療。當年才五六歲的郭沫若和二哥，爬進了私塾的園子偷摘了一朵芭蕉花。郭沫若興奮地捧着芭蕉花趕到病牀前獻給母親，母親問清了花的來歷後，非常生氣，立刻叫郭沫若和二哥跪在牀前，呵斥他們爲“不爭氣的孩子”，稱“爲孃的倒不如病死了好”。父親對此還對他們動了家法，並責令他們將芭蕉花送還原處。
粗看《芭蕉花》，語句平實，敘事條理；細讀〈〈芭蕉花〉〉，用詞講究，含義雋永，其力透紙背，郭沫若名家風範讓人不敢對文章一掠而過。
一朵普通的芭蕉花，一對活潑天真的孩子，兩位嚴厲的父母，構成了一個小故事，給人以深刻的啓迪。病中的母親盼花心切，但沒有忘記育子的重任，父親也能體察到孩子的孝心，但他堅守“勿以惡小而爲之”的信條，第一次責罰了心愛的'孩子，童年趣事作文《童年往事作文350字》。他們把孩子的品德看得比治病還重要，比生命還可貴，他們對孩子的愛才是真愛，愛得有價值。“惜錢休教子，護短莫投師”。“積金不如積德，善雖小，不可不爲。”都是郭沫若母親的教育信條。自己把名家名篇讀懂了，如何“深入淺出”，就是教師的功底了。
語文教學是藝術，在實踐的磨礪中，在鑑賞的品悟後，在知識的潤澤裏，語文教學再加上教學輔助工具的現代化，讓語文課呈現出教學目標多元化的態勢。語文課可以成爲一門藝術課——美的欣賞課、情的陶冶課、國粹浸染課。篇未開而性情已愉悅，文未入而性靈已頓開。語文教學不僅有道德準則，還要有人性美的一面。哥哥和我的“掐花” 決不是簡單地道德評價，教學中要抓住矛盾衝突，我們“歡喜”極了，“歡喜”什麼？是像小朋友這樣歡喜它的美麗，還是像飲食家“歡喜”它的食用價值。都不是，這“歡喜”連着對母親的情與愛！這“歡喜”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歡喜”也讓哥倆小心翼翼地把花藏進衣袖帶回家。面對母親的嘆氣，父親的訓斥，孩子“傷心”了，“我哭了，哥哥也哭了。”兩個人的哭含義不同，因爲他們的年齡不同，對世事的閱歷不同。
語文課是一門技術課，老師教是一方面，學生的學又是更重要的方面。關注讓學生學些什麼，通過什麼手段讓他們容易學、接受得又快又好的這門技術就是教法，涉及到教學理念、目標設定、過程與方法、手段與媒介。在語言環境中識字，體會“我”和哥哥爲母親治病採花的急切心情。課文中“芭蕉”生字是形聲字，“託、捧、掐、擱”是四個與手動作有關的字。隨文識字、歸類識字、區別形近字，這些教法、學法都是二年級行之有效的方法。
語文課更是一門學問課，對教材的把握並不是單靠認真備課、藉助絢爛的媒體就可以圓滿解決的。二期課改後新教材以及新的課程標準要求教師有相當專業的學科素養。哪怕是國小教師，如果沒有很好的漢文學底子，上課的底氣恐怕就不足，眼界恐怕就不高，欣賞趣味恐怕就不到位。課堂是無垠的海，是廣闊的天，投身到裏面才覺其廣大，在其中搏擊才得其滋味，正因爲它的奧妙無窮，才引人折腰，願語文講臺能讓我們各領風騷、一展姿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