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花道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概括的來說即日本的花道起源於中國，並受中國各個層面文化的影響不斷的發展壯大。下面小編帶着大家一起來了解一下中國文人的插花、瓶花詩與日本花道吧！
一、日本花道與中國的關係
隨着古代中日文化的交流發展,中國的梅花、菊花、垂柳,及隋唐時期以花傳情、寄情花木的賞花習俗傳入日本,大大推動了日本賞花文化的發展。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禮法和佛前供花以及花器的不斷傳入,極大程度地促進了日本祭壇插花的興起。
從遣隋使小野妹子，將中國的佛教禮法與佛前供花引入日本開始，日本的插花藝術就不斷的從中國的文化中汲取營養。其中日本花道受中國禪宗的影響極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日本花道起源於禪宗佛教。但是除了宗教的影響之外，中國的建築，園藝以及文學等也促進了日本花道的繁榮，尤其是中國的文學對日本花道產生了不小的作用。
日本花道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概括的來說即日本的花道起源於中國，並受中國各個層面文化的影響不斷的發展壯大。由於花道與中國文化交融源遠流長，而中國的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本文只從中國文學尤其是詩歌的角度來探索其與日本花道的關聯。
二、文人趣味與瓶花詩
中國文人與花的淵源
有一種說法，炎黃子孫自稱“華夏”民族，是因爲古語中“華”即“花”，《說文解字》中“華，從艸從 ”所指的就是“花”，整個華夏民族都離不開花，文人及其作品更是與花有着難解的淵源。
文人之中，幾乎沒有不愛花的.。
屈原及孔子都愛蘭，屈原在《離騷》稱自己是種植蘭花的大戶，一篇《離騷》七次寫蘭，六次寫蕙。孔子稱蘭有“王者之香”，把蘭的地位升到花之首位。黃庭堅將水仙視爲“凌波微步”的美妙仙子等等，都可看出文人愛花，正像對待知己與紅顏，欣賞與己習性相投者。周敦頤贊“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蘇東坡擔心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陸游對梅花的佔有慾，一點也不亞於那位以“梅妻鶴子”著名的林逋先生。陸游“插瓶直欲連全樹”，一般人折梅插瓶，最多不過數枝而已，他卻恨不得把整棵樹上的梅花都裝到瓶子裏。
中國文人插花風俗
上文提到陸游“插瓶直欲連全樹”的詩句，可見插花藝術已經出現在文人的詩句中了。中唐至五代以來，社回動亂不安，文人在佛教禪宗“持定”與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的影響下，傾向於隱逸的生存方式，追求清靈，淡定的審美取向。而插花這種藝術恰好符合了當時文人的這種要求。
一般我們認爲文人插花起源於唐及五代，是中華插花藝術的主流，文人插花作爲一種藝術含藏有三大基本精神：(一)形式以樸素清雅爲原則(二)題材要取之於大自然(三)創作要能發揮個性。所以文人雅士應用自然界中飽含生命的花草，抒發胸中逸氣，或供養或惜花，或“破簡居孤寂之苦”，作品都有灑脫、飄逸、靈慧及書卷氣。這些精神在文人的詩歌中都有所體現。
名家有宋徽宗、蘇軾、袁宏道、陳洪綬、張謙德等，表現場合以文人堂及書齋爲主，取材以清新脫俗，格調高雅，韻味無窮，易於持久的花木爲主，如鬆、竹、梅、菊、蘭、荷、桂、水仙等，經常只用一種花材，多則使用三種花材，切忌雜亂。花器講究古色古香、典雅無華，以銅、陶 、瓷、竹爲多。
文人的瓶花詩創作
唐代時是中國詩歌的繁榮時期，但是關於瓶花的詩卻很少，到了宋代之後，由於文人插花風氣的興盛，有關詠瓶花的詩句逐漸增多。在這裏本文略舉數首以見一斑。
王安石的《新花》：“老年少忻豫，況復病在牀。 汲水置新花，取慰以流芳。 流芳在須臾，吾亦豈久長。新花與故吾，已矣兩可忘。” 這是安石的絕命詩，超曠有哀聲。表達的是王安石對生命與花期的短暫的感悟。
陳與義的《梅花二首》：“畫取維摩室中物，小瓶春色一枝斜。夢迴映月窗間見，不是桃花與李花”這首詩的意思是把維摩室中的梅花分來一支，插在小瓶中，那斜着的枝上溢滿了春色，夢想時月亮將她映照在窗間，那不是桃花和李花(而是瓶花)
楊萬里《瓶中紅白二蓮》：“紅白蓮花共玉瓶,紅蓮韻絕白蓮清。空齋不是無秋暑,暑被香銷斷不生。”這首詩說得是紅白蓮花一起插在玉瓶中，紅蓮姿容美豔非常，白蓮清靜幽雅，空齋不是沒有秋天的暑氣。而是暑氣被花的清靜幽雅除掉了，再也感覺不到熱了。
陸游《荀秀才送臘梅十枝，奇甚，爲賦此詩》：“與梅同譜又同時，我爲評香似更奇。痛飲便判千日醉，清狂頓減十年衰。色疑初割蜂脾蜜，影欲平欺鶴膝枝。插向寶壺猶未稱，合將金屋貯幽姿。”說梅花插在壺裏還覺得不相稱，想用金屋把這優雅的臘梅藏起來。
進入明朝以後，瓶花詩卻出乎意料的少了起來。不過還是有很多關於瓶花的作品，如高啓《瓶梅》：“竹外相逢見素花，手攜數朵喜還家，雨窗今夜無明月，暫託寒燈照影斜”。這個時期瓶花詩確實很少，但是關於瓶花的專著卻多了起來。
如袁宏道的《瓶史》，張謙德《瓶花史》，屠本峻《瓶史月表》等都是這個時期的作品。
三、瓶花詩與日本五山文學
五山文學在日本文學史中佔有重要地位。五山文學是在禪林的特殊大環境下的產物，似疏離社會、孤立於近古文學發展而存在。五山文學的興隆與室町幕府封建制的確立是並行的，實現了當時古典的、貴族的和地方、庶民的兩中對立文化的融合。對於當時的政治、文化乃至人生觀方面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精神上的影響。
五山文學中出現了大量的瓶花詩，這些詩都明顯受到中國瓶花詩的影響。中國瓶花詩中所秉承的佛道“靜觀”、“自然”等思想，在日本的瓶花詩中均有所表現。例如：
虎關師煉的《瓶櫻》：“南館西軒思白家，一壺隨分有些些。夜因點燭月篩影，時或送噓風落花。”、還有《瓶菖蒲》、《瓶梅和》、《水滴菊》等詩作;鐵庵道生(本源禪師)的《次瓶梅韻》、《瓶凌霄花》、《瓶桃花》等;還有友山士偲、龍湫周澤、鐵舟德濟等五山文學家都有瓶花作品流傳。
五山文學是禪林中所興起的漢文學，我國自宋元以降，禪僧間盛以偈頌舉揚宗義，此一風潮與臨濟宗同時傳至日本，遂形成日本漢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五山文學中的瓶花詩也伴隨着五山文學在日本文學史上的成就而產生深遠的影響。
四、瓶花詩與花道
從五山文學的文人作品中可以明顯地看出是受了中國文學的影響，這些五山僧人的瓶花詩受到中國文學的薰陶，在許多的地方都有着中國文人的氣質。五山文學家拓寬了瓶花的花材，並賦予瓶花以新的內容和新的內涵：
五山僧人喜歡吟詠的花和中國文人的不太一樣，中國沒有櫻花，所以不能產生歌詠櫻花的瓶花詩。但中國有菖蒲和凌霄花，也有藤、楓葉、松樹、竹子，只是中國文人並不把這些東西作爲瓶花的材料，所以也沒有這類的瓶花詩。五山僧人用上述花材來插花，所以五山詩中的對象也自然和中國的不同。這樣就發展而來日本的花道。
但是我認爲在插花的思想上五山僧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和中國的文人相通的。他們把中國文人將瓶花作爲觀賞的對象的意識帶到了日本，這些意識影響到了日本的插花藝術。五山僧人的文學創作的思想必定會影響他們插花藝術的形式和精神。
總的來說，中國文人的趣味以及對插花藝術的理解傳入日本並影響着日本文人的藝術情趣。中國文人的瓶花詩對日本的瓶花詩創作有很大的影響，而日本的瓶花詩促進了日本花道藝術的發展，這樣中國的瓶花詩的直接或間接作用就不容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