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聯考”SAT早就成了衆矢之的，原因很簡單，因爲“選拔出的是掌握考試技巧的學生，不是真正有學習能力的學生”。
說起來，美國“大學聯考”的難度要比中國大學聯考簡單不少。它分爲兩個考試系統: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和AC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兩者之間是打擂臺和搶考生的關係。SAT始於1926年，由美國大學委員會負責出題，考批判性閱讀、數學、寫作三門，每年舉行7次。ACT則由ACT公司在1959年開辦,每年舉行6次,考數學、英語、閱讀和科學推理四門。不管是SAT還是ACT，每次考試的成績都是有效的，考生一次考得不滿意，還可以再考一次或者多次，最後只需要用最滿意的那次成績來申請大學。所以，美國學生很幸運地沒有“一考定終身”的壓力。
兩者最大的區別是SAT重在考查學生的智力水平(也就是邏輯思維能力)，比如思辨、推理、論證等,與高中的課堂學習內容關係不大;而ACT則重在考查學生的知識水平，與高中課程緊密相關:這又給學生一個按照自己的特長和興趣選擇考試類型的機會。
在中國，SAT要比ACT的知名度高得多，想到美國讀本科的中國考生基本上都是參加SAT考試。據報道，2014年1月25日,有近萬名中國考生雲集香港國際博覽館參加SAT考試(中國內地還沒有SAT考場)。由於考場設在博覽館的地下區域，這個能容納上萬人的巨大場地又被考生稱爲“萬人坑”。
有趣的是，SAT在中國這麼火爆，但在美國卻早就成了衆矢之的，已經被人罵了20年。原因很簡單，因爲“選拔出的是掌握考試技巧的學生，不是真正有學習能力的學生”，聽上去是不是耳熟?
SAT的初衷是通過公平競爭選拔出那些家庭背景一般但具有天賦的孩子，它也的確扮演過非常積極的角色，比如1950年代中期擔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布萊恩特·科南特就是通過SAT考試從波士頓的一個貧窮老街走進精英聚集的哈佛校園。
SAT創辦人卡爾·布里格姆自信滿滿地說：“SAT考的是潛力不是能力，所以無法通過應試培訓提高分數，能做到絕對公平。”卡爾·布里格姆當時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他開發的這個智力測驗項目最初是爲了對士兵進行選拔性測試，削弱軍隊裏的種族歧視問題，但後來被美國東北海岸的.常春藤盟校採用，成了錄取新生的參考標準之一。
但從1980年代開始,針對SAT的應試培訓市場卻越做越大，形成了一個45億美元的巨大產業，讓卡爾·布里格姆跌破眼鏡。與此同時，很多老師和學生都開始抱怨考試內容與高中課程脫節，能否考出好成績全看家裏有沒有錢送孩子去培訓(培訓費用從500美元到數千美元不等，只有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才能負擔得起)，“SAT就這樣變成了富人的囊中物”。
這種不滿在2001年達到白熱化，加州大學校長理查德·阿特金森公開聲稱要廢除SAT在招生錄取中的參考地位。各種壓力之下，SAT分別在1994年和2005年進行了兩次改革。但因爲改革力度不夠，越來越多的小型私立大學宣佈不採用SAT成績作爲錄取參考。一旦有大型學院跟進，就會形成一股勢不可逆的風潮，那時SAT就真的要壽終正寢了。當SAT惹來衆怒時，它的競爭對手ACT卻抓住這個大好機會、蓬勃發展，在2011年考生數量首次超過SAT，達到160多萬人，報名費收入也跟着突破4億人民幣。
眼看財源急速流失，美國大學委員會終於痛下決心，宣佈在2016年推出改頭換面、煥然一新的SAT。說起來有趣，SAT的改革方向竟然和差不多同時宣佈的中國大學聯考改革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首先，兩者都極力強調公平性。中國大學聯考改革中用來提高公平性的方法是盡最可能地實現“就近入學”以及加強學籍管理、取消“佔坑班”、“特長生”、“共建生”等措施。而美國大學聯考改革則是盡力弱化培訓在考試中所佔的分量，採取的方法是將SAT複習方法免費掛到網上，讓窮人家的孩子不必參加培訓也能學習必要的應試技巧。
其次，兩者都減少考試科目、把考試內容往“簡單”裏改。中國大學聯考不僅要取消文理分科，還把英語拉下神壇;而SAT則削減大量生僻詞(考生能少背三四千個單詞)，並把作文由必選改爲可選。
最後是強化對民族文化的掌握。中國大學聯考大幅增加語文的權重，致力於扭轉“英語重於中文”的局面;而SAT則在閱讀部分新增與美國歷史、尤其是美國建國時期有關的文件作爲閱讀材料，比如《獨立宣言》、《人權法案》以及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監獄來信》等。
不過，只要有改變就會引起紛爭。和中國大學聯考改革一樣,美國“大學聯考”的改革措施一宣佈也在社會上激起千層浪，批評的聲音五花八門。有人質疑讓作文變成可選項目會讓本來寫作能力就在退步的美國學生更加“退化”，有人認爲輕易改變標準化考試的評分系統會增加閱卷老師的工作量，還有人覺得削減科目會讓學生只把注意力放在“英語”和“數學”兩門學科上，從而變得興趣單一、視野狹窄。
面對種種議論，處於輿論漩渦中心的美國大學委員會主席大衛·科爾曼迴應說：“眼下，我們國家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標準化考試，而是更多的個人發展機會。只有教育，而不是考試，才能創造機會。”
這句話聽起來也同樣適用於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