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有機會在日本的大學讀學位、教書前後近七年，幾乎每天都和日本的大學生接觸。在日本，我們中國人，還有來自世界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們，在大學校園裏形成了一處獨特的國際化亮景。
我們總是習慣於用自己的本土文化去類推日本文化。接觸到其間的相同之處，大有他鄉遇知音之感；碰到不同之處，心理的準備又沒有，則表現出牴觸，甚至極其反感的情緒。我們就是這樣在異文化的痛苦轉換中，煎熬着、思考着。在日本文化的日積月累的薰陶下，我們實現着自我原初人格的裂變；在日本社會的猛烈撞擊下，我們也學會了如何在最孤獨無援的絕境中謀求生存和發展。同時，作爲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一羣人，我們每時每刻都在用年輕和敏感的心去觀察，去體會出生於斯、生長於斯的日本國民。
每年的四月，是櫻花盛開的季節。在這樣燦爛的季節裏，日本的大學生們迎來了自己新的人生階段。老生返校，開始了新的學年。新生入學，由狹窄的中學校園，步入了自由的`大學殿堂。然而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除非在上課的時候，否則，你很難見到成羣結隊的大學生們。他們住在校外，每月的房租來自自己的勤工儉學的收入。離開了教室，他們正以最快的速度奔赴車站，去做時給900塊日元的臨時工。富國卻不養懶漢，見不到怨天尤人的年輕人，也見不到高談闊論的逍遙派。在吃苦中長大的日本大學生們，沒有中國大學生們從小在父母的呵護下養成的那種嬌氣，也許更懂得自食其力的含義。我在五反田車站附近的一家卡拉OK店裏端盤子，我的同學服部和菊池則在一家報館裏騎着自行車送報。他們乾的那份差事可一點也不比我的輕鬆，早晨三點半就得出發，趕在那一大片地區的居民起牀前把報紙悄悄的塞進他們的信箱。這樣的工作一干就是一學期，有時也許是一年。
博士學位拿到後，在大學裏教英語，原來在學生階段接觸不到的東西，聽不到的一些議論才終於有了介入的機會。英文系的課程表全部登出來了，剩下來的事，就是讓學生們自由選擇自己想聽的課程。一位教授開了古英語，學問不可謂不高，可選的人爲零。我的英文作文課，選的人卻佔英文系所有學生的百分之九十五。不是我的學問比那位教授高，學生們都說，學的課程要管用，將來有利於找工作才行。學以致用嘛。務實，似乎成了大學生們的學習準則。世界上的知識一輩子學不完，首先學點實用的東西，好生存。我對他們的理解，正來自於艱苦的打工生涯。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的每個毛孔裏都充滿了銅臭。這話一點不假。中國人有吃大戶的習慣，自己窮，去佔富人的便宜，白吃白拿，天經地義。可這辦法在日本行不通。大家彼此算得很清楚，誰也不佔誰的便宜，哪怕吃一頓飯也如此，吃完後平均分攤。中國人有中國人的邏輯，日本人有日本人的邏輯。你說哪一種做法好？
大學生們也免不了常常搞一些聯誼活動，事後一起結算，彼此心安理得。我經常見到他們把一些賬目算得那麼精確，連一顆鈕釦也買不到的十元日元也很少遺漏。我是中國人，習慣不了他們的那種精細；可他們是日本人，也習慣不了我們的那種粗疏。日本是一個民族，我們又是另外一個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