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一詞由來已久，具體興於晚清受辱，民族圖強之時。當時有識之士起中西“體用”、“道器”“本末”之爭，其中的“中”便是指中學，亦稱國學。國粹派鄧實在1906年撰文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爲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第19期)國學應指包括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等學術思想和醫學、書畫、星相、數術、戲劇、音樂、建築等等一切中國之傳統思想、文化與學術。然而被當時稱爲立國之本的國學，卻是指以儒、釋、道、法、兵等爲主的中國傳統文化，以《詩》、《書》、《禮》、《樂》、《易》、《春秋》、《韓非子》、《孫子兵法》等爲經典。
從近代至今的百年多來，以儒學爲代表的傳統文化逐漸成爲學術的邊緣，無論是精華還是糟粕。實際上，國學仍是一門修身養性、治國理民之學，從人性論開始，由修身而達天下治，其思想所包涵的大智慧經過千年的積澱，至今仍折射着它的獨特魅力。國學各家學術思想雖有爭鳴，然而其目的莫不是爲了天下大治而建立理想之國，各行其道而殊途同歸。以老莊爲代表的道家學派，貴弱尚柔，崇尚無爲，實際上是以“無爲而無不爲”，強調“天下大事皆作於細，天下難事皆作於易”，認爲“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以弱勝強，以柔克剛，方能天下大治。而以孔孟爲代表的儒家倡仁政，循禮教，愛萬物，胸懷天下，以修己安人爲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養“地勢坤”之厚德，行“天行健”之大道，以養浩然之氣而平天下，由此而成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來的統治思想。同時，儒、道、釋、兵、法、陰陽思想等相互融會貫通而臻於成熟。無論是儒、墨、老、莊以及佛教禪宗都極端重視人的感性心理(慧命)和自然生命(身命)。儒家講修身內省，親親和諧;莊子“物物而不物於物”，實是冷眼熱腸，道是無情卻有情;墨家重生殖，“兼相愛”;禪宗講“擔水砍柴”，禪法不離生活日用。這些關注實際上是從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表現了對生命、生活、人生、感性、世界的肯定與執著，並要求生命諸要素保持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因此，從另一個角度說，國學一直都在倡導一種和諧之美，從而說明國學不僅僅是管理的智慧，又是一種審美的智慧，關注人生幸福的智慧。
國學在天下管理、社會管理及自我管理方面的大學問、大智慧至古至今都貫穿於中國社會的行政、經濟、文化、軍事、家庭及各種組織的各個方面及各個層面。我們必須承認，它們對現代的企業管理仍有着極大的啓發作用，在國家政治管理或社會企業管理上仍有着重大的現實意義。企業的管理便是管人的工作。企業是人力資本與財務資本(財、物)的交易合約，其主要目的就是賺得利潤，創造價值，無論是精神的是還是物質的。爲了實現企業目標，企業必須整合人、財、物資本，它要求管理者對企業的生產活動進行組織、計劃、指揮、監督和調節，這些職能活動就是企業管理。只有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力資本、財務資本的效用，企業管理纔是成功的，企業纔有發展的可能。而其中人力資本是主動資本，他不僅對自身有較大的自主權，在其責任範圍內，還對被動資本(財務資本)有着決定權。所以說任何管理最終還是由人來執行，只有通過人的有計劃的調配、加工、流動等活動，才能使財、物的流動保持通暢，才能保證生產經營管理活動有序有效的進行。所以企業管理者必須認識到人作爲價值創造主體的能動性，要考慮人的文化心理與精神狀態，實行鍼對人性的管理。“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認爲：“正因爲管理的對象是爲着一個共同目標而工作的人的集體，所以它永遠以人性爲課題，永遠探究善與惡。”(Drucker,The Daily Drucker)這一論斷不僅僅只適於美國企業，它具有普遍意義，同樣適用於任何具備人、財、物組成的企業的管理，現代中國的企業管理也同樣需要關注人性。而中國傳統的國學正是以對人性的考察爲起點來論證管理的，對管理者來說，修養國學對於企業的人性化管理仍有着不可忽視的意義。
任何一個社會人都只有在繼承的前提下才有創新的可能。從這一點上說，現代企業管理不可能完全割捨傳統文化的影響而存在，這也是現代企業管理不得不關注人的思想、關注人的行爲、關注人的價值取向的原因，因爲人們的價值取向都在某種程度上打上了傳統文化思想的烙印。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管理者特別要正視我國文化傳承性這一人文背景的特異性，因爲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積澱使國人的人生理念及道德準則呈現出多元化，從而人們的社會利益關係也產生差異的多樣性。因此，中國的現代企業必須瞭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及其仍然存在的現實影響，否則管理的有效性便會大打折扣，甚至會影響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再者，從積極的方面來說，企業管理者瞭解傳統文化，研修國學精髓，提升管理智慧，能夠更深刻地認識人性，實現人性化管理，使企業管理本土化在現代企業運行中創造輝煌。
在企業內部，制度化、標準化管理是最基本的管理，也是西方管理的特點。在企業管理中，針對經營管理中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崗位，以人爲核心，制定出細化的科學化、量化的制度進行管理，這樣就可以使企業從上到下統一標準，統一思想和統一行動，使企業產生少投入多收益的最佳效果。我們所學習應用的西方管理方式就特別注重建立規章制度和條例，嚴格按制度辦事，追求制度效益，從而實現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除了這些硬性規定外，企業還是需要一些軟制度——沒有文字規定，而人們又能自覺遵守的無形制度，包括個人的道德修養、社會氛圍等。中國古代的'管理智慧實際上與現代管理智慧的某些思想不謀而合。如現代企業管理注重過程，注重細節，而道家創始人老子的名言“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就是講大事須從小事開始，難事必定從容易的做起。若是企業的細化管理與國學的大道理相輔，讓員工理解大事須從小事做起的內在精神，員工積極性將會同時從外部動力與外部動力激發起來，從而創造更大的效益。
管理者處理好與員工之間的關係對產生經營有效性十分必要。當然，通過制度的約束能取到較爲規範的效果，但是若不能順應事物發展之規律，一味地講求制度壓制，也會產生類於“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結果。儒家創始人孔子講“忠恕”之道，倡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人性道德底線，更是提出“君子成人之美”。這都是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法則。企業管理者在實行人性化管理時，不但要考慮管理者的需要，也考慮員工的需要，同時，也需要讓員工考慮管理與企業的需要。在儒學的發展中，有人提出“己之所欲，必施於人”的理念，又爲企業中的人際關係管理提供了寶貴的借鑑。《論語·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是對“以和爲貴”中“和”理念的具體闡發，追求內在的和諧統一，而非表象的相同一致，是人類共同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與基本準則。在有組織規則的企業內部，企業員工形形色色，矛盾與衝突時常存在，“和而不同”就是重協調而非附合，尋求和諧而包容差異，如此企業纔會有生氣，纔會產生和諧美，纔會有進取的企業文化。
在管理學家看來，企業管理的最佳方式應該是達到自我管理的境界，即員工不在任何監督的情況下自願、自發甚至自覺地執行企業的規定。此時，制度的存在反過來成爲員工自我管理精神的附庸，員工的行爲變成自主的內在動力，企業將會產生最大的效益。然而這一效果的達成，完全來自於管理者和員工的個人修養、企業文化與制度人性化的完美結合。這與道家“無爲而治”的管理智慧不謀而合。在老子眼裏，國家的管理者實行無爲便能無不爲，“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如果將這一無爲思想運用到現代的管理藝術中，就是管理者致力於戰略方針的確定，將日常事務的決策權下放，充分調動下屬的工作積極性，給下屬及員工最大可能的發揮自己的才能的空間。由此，企業管理者不置身於瑣事而脫身於細節，以自身的模範行動影響羣體的共有價值觀，“正民”、“化民”且“富民”，在平和自然的氣氛中實現企業管理的目標。同時，《左傳》記載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古人稱之“三不朽”，這是儒家進取精神的理想寫照。追求是人產生行爲的最內在的動力。在企業中，無論是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都希望在工作中有所成就，那麼企業管理者需要給員工追求自己理想的機會和空間。一旦員工具備了自以爲有意義的理想目標，那麼企業所提供的空間便會成爲其大顯身手的大天地，管理就成爲一種企業羣體共同的追求，和諧的企業文化就會形成，管理也就達到了自我管理的境界。
當然，人性化管理絕非人情化管理，而是針對人類共同的心理而採取的和諧管理。在當今社會，制度是企業正常運轉的基礎，企業管理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能離開制度的保障。但是，從現代企業的管理狀況來看，無論是制度方面還是文化方面，中國古代的管理智慧實際上已經包涵了現代管理智慧的諸要素，但由於國學學派林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國學智慧分散於各家學術思想之中。如果我們能把各家思想要義融會貫通，取其共通之處並應用於現代企業管理中，國學管理智慧的現代意義就能顯現出來。
近年來“國學熱”悄然興起，各類經典一再刊印，各種“解讀”充斥於書店的醒目位置，越來越多的人在讀國學，研究國學。國內產生了分佈於各大高校及研究院的“學院國學”，他們以研究國學經典、發掘國學精髓及弘揚國學精神爲己任，創造了極大的理論成果。同時，從馮成龍先生的“龍江書院”，人民大學國學院，北大國學講壇，到上海交通大學新儒商國學智慧學堂，國學智慧開始從學院的神聖殿堂走向生活日用與社會管理，特別是開始應用於現代企業管理。更讓人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開始關注國學，並且開始利用國學智慧進行企業管理。國學培訓機構正是爲醉心國學以提升經營智慧與人生境界的企業家們提供了學習、研修國學與交流管理經驗的平臺。我們可以想見，中國國學之要義將得以昇華，中國當代企業將成就騰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