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王仁宇先生撰寫的關於馮友蘭先生人生中的兩次重大選擇，小編帶大家來看一下這位文學大師究竟經歷了人生中的哪些重大事件。
人生道路雖然漫長，但關鍵處就那麼幾步，青年時期尤其重要。平常人這樣，哲學家亦如此。青年時期，馮友蘭有過兩次重大的人生選擇：一次在留學期間研究方向的選擇，從學習西方哲學到進行中西哲學比較，確定了終生研究方向，爲後來研究中國哲學，會通中西哲學、建立哲學體系奠定堅實基礎;另一次是留學歸國後工作單位的選擇，從中州大學到清華大學，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研究學術和管理大學方面做出巨大貢獻。本文就此做簡單回顧，爲當今青年學子選擇學業提供借鑑和啓發。
馮友蘭留學期間研究方向的選擇
1919年，馮友蘭考取公費出國留學學習哲學的資格。因弟弟景蘭此前已經到美國唸書，他母親建議他們弟兄在一起，他於是就選擇去美國留學。在去美國之前，爲選擇學校一事他徵求老師胡適的意見。胡適說，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系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學是舊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是新的。他本人就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的新哲學。聽取了胡適的建議，馮友蘭選擇了哥倫比亞大學。他是抱着學習和研究西方哲學的目的去留學的。當初報考北京大學就是爲了學習西方哲學。在北京大學雖然沒有接觸到西方哲學，但在畢業前的一年，他從胡適那裏窺探到西方文化和西方治學方法，覺得那是不同於中國文化的一片新天地，更加激發他學習西方哲學和文化的強烈願望。留學美國前，馮友蘭在《留別同社諸君》中寫道：“我便要泛舟太平洋，適彼岸、共和邦，也是想販些食物，救這饑荒。”意思是學習西方新思想和新方法，以救國民精神上的饑荒。
到哥倫比亞大學後，馮友蘭接觸到了西方哲學，如飢似渴地研讀西方哲學經典著作。從《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可以看到，馮友蘭有條件接觸和閱讀從古代柏拉圖到現代柏格森、杜威等哲學家的主要著作。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當時享有盛名，是實用主義和新實在論的大本營，著名哲學家杜威、蒙太古和伍德布利奇等人都在那裏執教。馮友蘭的指導教師就是著名哲學家的杜威。所有這些，都爲馮友蘭學習和研究西方哲學提供十分優越的條件。
可以說，馮友蘭到了哥倫比亞大學這座西方哲學的寶山。但他並沒有按原來目標主修西方哲學，反而在瞭解西方哲學的基礎上從事中國哲學研究和對中西哲學進行比較研究。這雖然違背了他出國留學的初衷，但也是審時度勢的選擇。因爲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不久，馮友蘭發現自己在主修西方哲學方面根本沒有基礎，可以說是“一窮二白”。所謂“窮”，是因爲他外文底子太薄。馮友蘭遲至十五歲纔開始學習英文ABC，此後也一直把主要精力和時間放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學問上面，而不是在學習外語上面，致使他剛到哥倫比亞大學時，其英文在講、聽、寫和閱讀四方面均顯得力不從心。這四方面中，最差的是講。馮友蘭有口吃的毛病，講母語漢語還不夠流利，英語的表達能力自然更差。在選擇課程時，便因英語講得不好而讓指導學生選課的教授難以決斷。馮友蘭在1920年1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往哥大圖書館見Coss教授，商議選課事，渠見我英語不甚流利，即略爲遲疑，後又打電話問Dean Woodbridge，始將所選畢業院之功課批准……”從Coss教授爲是否批准馮友蘭選課必須請示文學院院長一事來看，馮友蘭的口語不是“不甚流利”，而是“甚不流利”。他的英語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應在伯仲之間。他上了幾個月的課之後，連考試的宣佈也未能聽明白。他在1920年3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近幾日來心神不寧，有時大亂，皆爲決定考不考而起。自禮拜一心理學課宣佈於今日考試，即往見，據(說)哲學門中得學位時有考試，各單課無考試，遂決不考心理學，而心中定矣。及禮拜六哲學史課又有宣佈，當時未聽清，心中又亂。今日下午見u問之，言系下禮拜考試，吾果考不考乎?心中又大亂，至晚八點鐘決定不考，乃定。”那麼，馮友蘭平時課堂能聽懂幾成，也就不言而喻了。英文寫作對任何外國人來說，都是一大難關。馮友蘭的英文寫作一直到40年代都未能真正過關。他英文名著《A Short Historyof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簡史》)是佈德做了大量潤色修改之後纔出版的。馮友蘭在該書序言中說：“餘著此書，於史料選材，亦既勉竭綿薄矣，復得借重佈德博士(Derk Bodde)之文才，何幸如之。西方讀者，倘覺此書易曉、娓娓可讀，博士與有力焉;選材編排，博士亦每有建議。”這已經是40年代的事情。這也說明馮友蘭在40年代後期即使用英文撰寫中國哲學史方面的著作，其寫作水平還不能完全自立。那麼，馮友蘭在1920年代初期的英文寫作能力遠遜於多學了20年英文之後，是不證自明的事情。他的英文閱讀能力，按理說應該比聽、講和寫作能力都強。但不幸的是，西方的哲學著作，即使對絕大多數英文十分好的英美人來說，也不啻是深奧難懂的“天書”。馮友蘭若要主修西方哲學，對這些深奧難懂的“天書”，便不僅要讀得懂，而且要讀得快。這種要求對馮友蘭來講幾乎是可望不可即的。還有一點十分重要的是，西方哲學源自古希臘羅馬，要想在西方哲學研究方面有造詣、有建樹，必須研究古希臘羅馬哲學，需要精通希臘語和拉丁語。西方所有有建樹的哲學家都深懂希臘羅馬哲學，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這對於馮友蘭來講更是遙不可及的事情。
所謂“白”，是馮友蘭在西方哲學方面沒有訓練。馮友蘭在到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之前，“並沒有真正接觸到西方哲學。西方大哲學家的原著一本也沒有見到”(《三鬆堂自序》)，也沒有聽過這方面的課程。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西方哲學，可以說是從零開始。哲學是時代的精華和文化的核心，只有瞭解相應的時代、涵養在相應的文化之中，才能真正體認那種哲學。面對着生活在西方、以英文爲母語，長期浸淫在西方文化中的美國同學，馮友蘭便不能不處於絕對的劣勢地位。在嚴酷的現實面前，困擾着馮友蘭的問題，還不是如何與別人一爭高低，而是如何完成學業、順利畢業。只是爲了是否參加其會考試一事，就讓馮友蘭連續幾天心神不定、方寸大亂。他1920年3月19日的日記說：“今日本爲哲學史考試之期，以前決定不考，故未去。晚心又覺其不對而反悔，而大亂，看書不成。”若要主修西方哲學，馮友蘭必須參加考試。可要是真參加考試，又怕凶多吉少甚至一敗塗地。在嚴峻的現實面前，理想不能不做出讓步。馮友蘭終於決定不參加所有學科的考試，而旁聽或只修有學分沒有具體成績的P/N(通過/不通過)的課程。臺灣研究馮友蘭專家殷鼎說，他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檔案室查閱馮友蘭的成績單，“大多數課程沒有評分，只是‘通過’罷了。有些課程，他只是旁聽，以免除作業之煩”和考試之難。(殷鼎：《馮友蘭》，臺灣東大出版公司，1990年版)當時哥倫比亞大學有這樣的規定：哲學系的研究生要取得學位，必須先通過學位考試，而平時修課，並非一定隨堂考試不可。馮友蘭把考試押後到畢業，雖可暫解燃眉之急，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善“一窮二白”的處境。只要馮友蘭繼續主修西方哲學，可以預見在數年之後，他的英文水平和西方哲學學養，還是無法望其美國同學之項背。與其在數年後算總賬時仍不免折戟沉沙，還不如當下更弦易轍、另謀發展。如果把自己主攻專業，由西方哲學改爲中國哲學，或拿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進行比較研究，馮友蘭立刻就能從絕對劣勢的困局中突圍出來。他的英文水平雖然仍居於人下，但他二十年的中國學術方面的修養，不要說他的美國同學望塵莫及，就連美國教授也要退避三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