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們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歷史的積澱。當代中國社會在使用“文化”這個概念時主要強調三個主要特徵：歷史性、羣體性、影響性。圍棋作爲一種典型的文化現象，同時具備了這三點主要特徵。
被人們形象地比喻爲“黑白世界”的圍棋，是我國古人所喜愛的娛樂競技活動，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悠久的一種棋類。圍棋，在我國古代稱爲“弈”，在整個古代棋類中可以說是棋之鼻祖，相傳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據《世本》所言，圍棋爲堯所造。晉張華在《博物志》中亦說：“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
春秋、戰國時期圍棋已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了。三國時的曹操、孫策、陸遜等都是疆場和棋枰兩個戰場上的佼佼者。在甘肅敦煌莫高窟石室發現的南北朝時期的《棋經》載明當時的圍棋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數”。
南北朝時期由於玄學的興起，導致文人學士以尚清談爲榮，因而弈風更盛，下圍棋被稱爲“手談”。統治者以棋設官，建立“棋品”制度，對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與棋藝相當的“品格”(等級)。當時的棋藝分爲九品，現在圍棋分爲“九段”即源於此。
唐宋時期，對弈之風遍及全國。這時的圍棋，已不僅在於它的軍事價值，而主要在於陶冶情操、愉悅身心、增長智慧。弈棋與彈琴、寫詩、繪畫被人們引爲風雅之事，成爲男女老少皆宜的娛樂項目。唐代“棋待詔”制度的實行，是中國圍棋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標誌。所謂棋待詔，就是唐翰林院中專門陪同皇帝下棋的專業棋手。當時，供奉內廷的棋待詔，都是從衆多的棋手中經嚴格考覈後入選的。他們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藝，故有“國手”之稱。從唐代始，昌盛的圍棋隨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漸走出國門。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團將圍棋帶回，圍棋很快在日本流傳。除了日本，朝鮮半島上的百濟、高麗、新羅也同中國有來往。《新唐書•東夷傳》中就記述了唐代圍棋高手楊季鷹與新羅棋手對弈的情形，說明當時新羅的圍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明清兩代，棋藝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現之一就是流派紛起。各門派風格各異，佈局攻守側重不同，但皆爲當時名手。在他們的帶動下，長期爲士大夫壟斷的圍棋，開始在市民階層中發展起來，並涌現出了一批“里巷小人”的棋手。他們通過頻繁的民間比賽活動，使得圍棋遊藝更進一步得到了普及。滿族統治者對漢族文化的吸收與提倡，也使圍棋遊藝活動在清代得到了高度發展，名手輩出，棋苑空前繁盛。其中樑魏今、程蘭如、範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稱爲“四大家”。四人中，施、範二人的“當湖十局”下得驚心動魄，成爲流傳千古的精妙之作。
縱觀我國古代圍棋，從產生至發展、提高，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涌現出許多圍棋高手，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和理論知識，留下了一大批寶貴的遺產。陳毅同志多次說過：“國運衰，棋運亦衰，國運盛，棋運亦盛。”從晚清至解放前這段時期我國圍棋隨着國力的衰弱也落伍了，棋壇出現了衰落蕭條的景象。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安定，人民安居樂業，百廢待興。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下，圍棋這門古老的思維競技藝術煥發了青春。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同志特別對“中國絕技”的圍棋予以高度的評價，並積極倡導。 粉碎“四人幫”之後，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同志繼陳老總之後擔任了圍棋協會名譽主席。國家發展計劃中明確提出了圍棋要保持世界先進水平的目標，把圍棋列入國家發展計劃之內，建國以來還是第一次。新時期的昌盛國運，造就出新一代風流人物。以聶衛平爲代表的年輕一代棋手顯露出耀眼的鋒芒，特別是在1985年的第一屆中日圍棋擂臺賽上，力挽狂瀾，一舉擊敗了日本三位超一流棋手，爲中國隊取得最後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中日圍棋擂臺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圍棋界人士及廣大愛好者們，也振奮了全國人民關心祖國體育，奮發自強的赤誠之心。
目前在中國，圍棋人口有3000萬之多，而且有明顯上升的趨勢。近些年來，中國棋手先後在應氏杯、三星杯、LG杯、CSK杯、亞洲盃和春蘭杯等數項國際大賽中折桂。國內圍棋甲級，乙級，丙級三級職業聯賽影響越來越大。中國圍棋協會主辦的圍棋比賽一年要有160餘次，職業大賽有倡棋杯、NEC杯等，業餘大賽有晚報杯、大連美羅杯等國內頂級賽事。一個體育單項協會舉辦的比賽這麼多，是其他體育項目所沒有的。在我國圍棋有兩個專門的電視頻道，一天二十四小時播放圍棋節目，這也是其他體育項目所沒有的。近幾年來，圍棋網站在我國更具規模，如清風，弈城，新浪，聯衆，TOM等圍棋網站，每個網站在線人數都有數千人，越來越多的人喜歡在網上對弈，而圍棋網站的經濟效益也在逐年增加。
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山西大學等幾十所大學都開設了圍棋選修課，馬曉春九段還被聘爲陝西師範大學的圍棋兼職教授。在中國小生課外活動中很多都以圍棋作爲主要項目，青年人不僅把圍棋當作一種業餘愛好，更把它當作一種訓練思維，提高智力的運動。
現在學圍棋的人越來越多，老人在學，幼兒園的小孩子也在學;中國人在學，全世界的人都在學。據博弈教育網估計，全國各地已開辦各類正規的圍棋培訓場所有近千家，近萬名職業棋手和業餘棋手從事圍棋教育工作，參加學棋的少年兒童有數百萬人。圍棋的發展狀況愈顯強勢，展示了圍棋運動無比廣闊的前景。
圍棋的歷史性、影響性、羣體性，使圍棋具備了文化的基本特徵，使之成爲圍棋文化。圍棋文化的內涵包括了物質、制度、行爲、精神四個維度，即圍棋文化的結構應是一個由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爲文化、精神文化四個層面綜合而成的複雜系統。
(一)圍棋的物質文化層面
圍棋的物質文化層面是圍棋文化存在的物質基礎，是圍棋文化物質形態的重要標誌。圍棋的物質文化是一種“物化的知識力量”。 圍棋的棋盤和棋子是構成圍棋物質文化的基本元素。
圍棋棋盤由361個交叉點組成，表示農曆的361天。棋盤分爲四部分，就是四季;每一個部分都有90個交叉點，代表一個季度三個月的90天。棋盤的中央是太極，棋子的黑白兩色表示陰陽。圍棋盤上有九個星，最中間的稱“天元”，“元”是第一的意思，“天元”意爲天空最高點。圍棋的棋子、棋盤含有“天圓地方”的思想。棋子是圓的，所謂“天圓而動”;棋盤是方的，所謂“地方而靜”。
在我國，相傳是堯發明的圍棋實際是《河圖》的產物，
我國的《河圖》是文字產生前記號文化的最高代表作，在伏羲時代就被尊爲神物，結合《河圖》中蘊涵的多方面內容分析，其應有萬年左右的歷史。由於《河圖》的影響，出現在圍棋盤上的宇宙觀也被廣泛地應用於華夏早期文明中的許多事物的發明之中。
早在公元595年古人就用瓷來燒製圍棋盤。千百年來，人們用各種材質來製造圍棋的棋子，如：瑪瑙、瓷器、玉。中國歷史上流傳最爲久遠的棋子是雲南圍棋子，簡稱雲子。雲子的祖先是永子，永子原產於雲南永昌郡(今保山市)。據記載，永子始於唐、宋，盛於明、清，受到達官顯貴、文人雅士的厚愛;也是進獻皇帝的貢品，有“永昌之棋甲天下”之美稱。雲子質地細膩，色澤柔和，堅而不脆，沉而不滑。白子潔白似玉，黑子烏黑透碧，看上去很像天然玉石琢磨而成。
(二)圍棋的制度文化層面
圍棋的制度文化層面是圍棋在發展過程中，一系列權利、義務的綜合，是約束圍棋存在與發展的規範、規則，同時也表現爲圍棋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觀念、習慣等等。從文化的角度看，圍棋的制度文化具有一定的歷史性和連續性。
以職業選手選拔爲例，早在南北朝時期,上層統治者均好弈棋，他們以棋設官，建立了“棋品”制度，將棋藝分爲九品，《南史•柳惲傳》載：“梁武帝好弈，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可見棋類活動之普遍。唐代“棋待詔”制度的實行，是中國圍棋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標誌。隨着“棋待詔”制度的實行，棋手的社會地位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現代中國圍棋職業棋手的選拔制度更爲嚴格，要成爲職業圍棋手，首先要參加全國定段賽，通過定段才能成爲職業初段，才能邁入職業圍棋的門檻。 每年一度的全國圍棋定段賽被稱爲“圍棋大學聯考”，比賽時間與大學聯考之期相近，但圍棋定段賽的競爭比大學聯考則激烈得多，成功定段者將從此成爲職業棋手，有如“鯉魚躍龍門”。對於職業棋手的選拔，臺灣的院生制度、韓國的研究生學歷制度、日本的內弟子制度都各有千秋，各成體系。
(三)圍棋的行爲文化層面
圍棋的行爲文化層面是圍棋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約定俗成的行爲規範，即由習慣性定式的禮俗構成的文化層。圍棋行爲文化的存在不是個性化的'，而是模式化的。它們在實踐上體現出傳承性，在空間上體現出傳播性。
下圍棋時有很多習慣性定式的禮儀規定，比如：對局前猜先時，下手方應請上手方抓白子，自己則取出1枚(或2枚)黑子，表示白子若是單數則已方執黑：若是雙數已方執白(取2枚則相反)。比賽前的猜先，則應由衛冕者、段位高者、年長者來抓子;黑棋的第一手棋如果是佔角的話，則應下在右上角，把距離對方右手最近的左上角留給對方，表示對對方的尊敬;對局前下手方應主動整理棋具，晚輩、下手方、挑戰者都主動用白布擦拭棋盤，這不僅體現了對對手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把自己放到了一個學生的位置上，謙虛謹慎本來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美德，在圍棋上這種美德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下圍棋還有其他很多禮儀規定，當然，這不是法律，沒有強制的約束力，但是恰恰是沒有強制力才更能體現出了一個人的修養。
(四)圍棋的精神文化層面
圍棋的精神文化層面是人們在圍棋運動中孕育出來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主觀因素，這是圍棋文化的核心。圍棋文化更多地體現於精神方面，對中國圍棋文化的探討，也偏重於從精神方面，提示圍棋與人生，圍棋與哲學，圍棋與民族心理的關係。
圍棋與人生
一局棋就是一段濃縮的人生。少年讀書求學，猶如佈局奠定基礎;踏上社會工作生活，世事滄桑，恰似步入中盤，棋局紛繁;進入老年就如收官，一生的歷程到此就將蓋棺定論。
下棋取得優勢時，既不能得意忘形，也不可固步自封。劣勢時切不可自暴自棄，要積蓄力量，耐心等待機會翻盤。人生也是如此，順利時要居安思危，隨時準備接受命運的考驗;身處逆境時，更不能灰心喪氣，要積極進取，頑強拼搏，以登上成功的頂峯。
圍棋講求誠信，即落子無悔，不管走的好還是走的差， 都是自己走的，自己要負責，正如人生不能重來一樣，一步走錯了，自己要勇於承擔責任，敢於面對錯誤，機會還會有的，但是要更加努力才能把失誤彌補回來。
圍棋是一項內涵豐富、棋理深奧的體育項目。唐代著名國手王積薪曾著有“圍棋十訣”。“圍棋十訣”：一、不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先;五、舍小救大;六、逢危須棄;七、慎勿輕速;八、動須相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自古以來，“圍棋十訣”爲棋家奉爲金科玉律，同時它也是我們人生的座右銘。圍棋中包涵着很多的人生理念，同樣在很多處世哲理中也都能找到圍棋的影子，都可以用棋理來詮釋。圍棋對弈的最終目的是爲了追求棋藝與人生的共同完美。
圍棋與民族心理
圍棋很大程度上表現出了民族心理。中國人崇尚中庸精神，適應性強，是現實主義者，表現在圍棋上就很注重實地， 以中國流爲代表，形成了“求實”的棋風;日本人對什麼都細心和耐心，潛心研究棋藝， 總結成了各種定式和佈局，形成了“求道”的棋風;韓國棋手很頑強， 學棋刻苦，不拘一格，亂中取勝，經常上演“翻盤”戲，可謂“求亂”的棋風。
圍棋與哲學
圍棋在魏晉時期，已經不僅僅是一種遊戲了，而是一種哲學活動，悟道活動，對弈折射出棋手的生命哲學，也表現着棋手苦澀悲涼的思索。圍棋黑白二子象徵日月陰陽晝夜;圓形棋子象徵天象蒼穹，棋盤四角可比地象四方;棋局搏殺，滄海桑田;棋盤勝負，世事紛爭;諸如此類種種，皆可擬世事，讓人自己去悟道，去品世。
圍棋包含着濃郁的東方哲學。吳清源說過：“與其說圍棋是競爭和勝負，不如說圍棋是和諧”。吳先生在圍棋藝術中提出“調和”的理論，主張在棋局中取得平衡，道出了東方哲學中庸之道的精髓。東方人持中庸之道者衆，講究把握分寸。表現在圍棋上，不能一味進攻或是防守，要攻守兼備，張弛有度。表現在精神思想上，人的最佳精神狀態是不卑不亢，缺少自信是“卑”，過於自信是“亢”。這些都體現了傳統的東方哲學思想。
圍棋文化的四個維度，向我們展現了圍棋文化中所特有的中國特色的思想和文化內涵。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爲世界所矚目，但如果中國沒有這些發明，世界其他國家可能遲早也能把它們發明出來。但是，如果中國不發明圍棋，那世界上或許就永遠不會有圍棋這項運動了，因爲圍棋體現了太多中國人的思想和智慧，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特徵和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