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新與舊、中與西這兩對矛盾的複雜交織構成了中國近代建築的特殊面貌。一大批西方式樣—古典主義、折衷主義及以後的“摩登建築”的“洋房”，首先在各大城市的租界出現，我們一起看看吧。
一方面，一大批前所未有的建築類型出現了，諸如工廠、車站、銀行、醫院、學校、會堂、教堂、領事館和新式住宅大量涌現，以及以鋼鐵、水泥爲代表的新的建築材料及與之相應的新的結構方式、施工技術、建築設備等的應用，都極大地衝擊着傳統的以木結構和手工業施工爲主的建築方式;另一方面，傳統的建築類型如宮殿、壇廟、帝王陵墓、古典園林和廟宇等都停止了建造。這一切，都爲建築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動力，客觀上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新的生活和生產方式使人們的審美情趣等也發生的變化。總之，總體上已發展到終點的中國古典建築體系在近代以來已逐漸淡出，新建築已成了中國建築的主導方向。
但是，這種“新”卻不是從中國傳統建築的內部自然地演化出來的，而是隨着列強的剌刀從外部強加在中國土地上的。一大批西方式樣—古典主義、折衷主義及以後的“摩登建築”的“洋房”，首先在各大城市的租界出現，其建造目的是在於掠奪中國的財富，炫耀西方的驕傲，使中國蒙受屈辱。這個現實剌傷了中國人民的自尊心。藝術是感情的產物，於是，一批受過西方現代教育的中國愛國建築師自然會起來與之抗爭，於是與完全西化的建築潮流相對應，近代中國建築又掀起了一股聲勢不小的“民族形式”的運動。這個運動還得到了當時政府出於維護其法理正統地位需要的支持，甚至還有外國教會，爲便於其文化觀念的宣揚，也曾參加其中。所以，完全西化的洋房與對於“民族形式”的努力，就構成了近代中國建築藝術的兩條主線。
早在明代，中國就出現了西式教堂，清初在圓明園還建造了“西洋樓”，由在清廷供職的西洋畫師設計，水平並不高，基本採取西方文藝復興後出現的巴洛克風格。但西方建築形成潮流的涌入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本世紀初以來，隨着西方近代和現代建築的發展，面貌與西方同時期的建築完全一樣的“洋房”，首先在各大城市的租界更是大量出現。其發展大致可分爲三個時期。一爲本世紀20年代以前，先是流行古典主義，更多模仿西方文藝復興建築形式，然後是集仿主義，拚湊西方各種古代建築形式於一身，代表作如上海外灘英商匯豐銀行、北京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堂大禮堂等。第二時期是二、三十年代，建築形式大多已向現代“摩登建築”的方向轉化，代表作如上海外灘江海關、沙遜笙煤?4層的國際大廈。江海關和沙遜大廈仍帶有折衷主義的印記，國際飯店則屬於地道的現代建築，與同時期例如美國的現代建築芝加哥學派相差無幾。第三個時期是30年代末以後即抗日戰爭到新中國建立以前，除東北僞滿時期由日本人促成的仍屬西方折衷主義的所謂“興亞式”建築外，建築活動不多。
在二、三十年代，與西方建築在中國流行同時，“民族形式”的建築運動也呈現出活躍的態勢，其形式處理大致有三種方式：一是基本照抄古代形式，把它用鋼筋混凝土澆鑄出來，代表作如南京中山陵、原中央博物院“大殿”、靈谷寺陣亡將士紀念塔、中山陵園藏經樓、北京燕京大學未名湖塔等。中央博物館“大殿”是一座展覽大廳，從全體到細部，形式完全模仿北方遼代建築。靈谷寺塔和未名湖塔也用鋼筋混凝土建造，形式模仿宋塔和遼塔。中山陵園藏經樓是北京清代漢式藏傳佛教寺廟形式的再現。
以這種方式建造的大都是一些功能比較單純的紀念性建築，其中建於1926年的中山陵是中國青年建築師呂彥直設計的優秀作品。事前進行了有獎設計競賽，規定“須採用中國古式而含有特殊與紀念性質者，或根據中國建築精神特創新格亦可”，收到中外參賽方案40餘件，作者必須隱去性名，經公開陳列評選，獲頭、二、三等獎的都是中國人，後即按頭獎進行建設。評語認爲：此方案“完全根據中國古代建築精神”。
南京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南麓，在入口設石牌坊，以緩坡經長長的神道抵正門，再至大碑亭，過亭後坡度加大，以很寬的臺階和平臺相間次第上升，直達祭堂。全程坡度由緩而陡，造成瞻仰者逐步加強的“高山仰止”的嚴肅氣氛。寬闊的大臺階把尺度不太大的祭堂和其他建築連成一個大尺度的整體，取得莊嚴的效果。陵墓總平面呈鐘形，寓意“警鐘”。
祭堂平面前部近方，四角各有一個角室;後部以短甬道連結圓形墓室，總體呈凸字。外觀爲重檐歇山頂，覆深藍色琉璃瓦，角室牆面高出下檐，構成四個堅實的牆墩，牆、柱都是白色石頭，襯以藍天綠樹，十分雅潔莊重，沉靜肅穆。祭堂內部中央置中山先生白石坐像，四個圓柱和左右側牆下部鑲黑色磨光大理石。堂爲穹窿頂，以馬賽克鑲青天白日圖案，地面爲紅色馬賽克，寓意“滿地紅”。圓形墓室中央作圓形凹下，周以白石欄干，置中山白石臥像，棺柩封藏地下。在墓室穹頂也鑲貼青天白日圖案。墓室的佈局吸取了法國古典主義的墓室處理手法。
中山陵是中國人自己設計的第一座國家級現代紀念建築，總體規劃吸取了明、清陵墓手法，單體建築雖然也是在現代結構上加上一個木結構形式的外殼，但造型上有所創新，同時作爲一座其精神性意義大大超過物質性意義的特殊建築來說，它的內容和形式仍然是協調的。即使到了今天，對於某些相類建築，採用這種方式，也應該是可以存在的探索方向之一。
呂彥直設計中山陵時只有31歲，他還榮獲過廣州中山紀念堂設計競賽的首獎。1929年，當中山紀念堂還正在施工的`時候，他就過早地去世了，當時只有35歲。
“民族形式”的第二種方式用於功能要求比較複雜的大型樓房中，平面設計與西方現代建築差不多，只是披上了一箇中國傳統建築的經過“創造”了的外殼。代表作如原上海市政府大樓、南京中央研究院、北京輔仁大學、武漢大學、燕京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北京協和醫院和原北京圖書館等。其中有一些還是外國人設計的，由於對中國傳統建築並沒有多少研究，往往不倫不類，功能上也常常甚不合理。
第三種“民族形式”建築以形式的簡化爲特點，出現在人們開始對前此的作品產生懷疑以後，如南京原外交部大樓、北京交通銀行、南京原國民大會堂、上海中國銀行等。已經與西方現代建築相當接近，只是局部運用了一些中國古代建築的裝飾圖案。
總的來說，近代中國建築藝術處在一個大轉折的過程當中。一方面，新的功能要求，新的建造條件和手段，以及在中國土地上建造的包括西方現代建築在內的西式建築，爲中國建築師提供了就近學習的機會，對於促進中國建築的發展，都起着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新一代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建築師並不認爲現代化就是西方化，也在探索多種民族化的途徑。雖然不一定都是成功的，但不論是經驗還是教訓，近代中國建築畢竟是新中國建築賴以發展直接基礎，是中國古典建築與新中國之間的過渡。
在20年代末還正式誕生了中國建築史學科。學科的創立者樑思成、劉敦楨等作了大量工作，把幾千年來一直爲士大夫所盲目不齒的建築事業納入學術領域，爲中國建築歷史和建築理論研究初步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