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最古老的運河。是蘇伊士運河的16倍，巴拿馬運河的33倍，縱貫南北，是我國重要的一條南北水上幹線。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了看一下這京杭大運河。
世界上最大的運河：京杭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與長城、坎兒井並稱爲中國古代的三項偉大工程，並且使用至今，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中國文化地位的象徵之一。大運河南起餘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經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1797公里。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與交流，特別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
春秋吳國爲伐齊國而開鑿，隋朝大幅度擴修並貫通至都城洛陽且連涿郡，元朝翻修時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開鑿到現在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2002年，大運河被納入了“南水北調”東線工程。2014年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佈，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爲中國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
2014年9月，通州、武清、香河三地水務部門已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京杭大運河通州—香河—武清段有望實現復航，計劃於2017年實現初步通航，2020年正式通航。
歷史
背景
京杭大運河始建於春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開鑿運河基本都是爲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例如吳王夫差命人開鑿邗溝的直接目的是爲了運送軍隊北伐齊國，公元前360年魏惠王開鑿的鴻溝，基本都是爲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
隋王朝在天下統一後即做出了貫通南北運河的決定，其動機已超越了服務軍事行動的目的，因爲此時天下已統一。隋開運河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北方的經濟比南方進步。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400多年的混亂使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的衝擊，與此相比，南方經濟獲得迅猛發展，成爲全國經濟重心。隋統一全國後，格外重視這個地區，但隋定都長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隨經濟重心的發展變化南移。因此，國家需要加強對南方的管理，長安需要與富庶經濟區聯繫，需要南方糧食物資供應北方，不論是中央朝廷還是官僚貴族或是北方邊境。同時，長時期的分裂阻斷社會南北經濟的交流，而隨着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到這一時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經濟加強聯繫。
隋開運河不僅僅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世族大發展的時期，他們的力量相當強大。隋統一後，他們仍依恃其強大的勢力，企圖與中央政權抗衡。這一尖銳矛盾在江南地區一直存在，使隋政權面臨嚴重威脅，隋統治者要實施對南方的有效統治，貫通南北運河勢在必行。同時，北部邊境少數民族政權對隋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軍隊駐紮邊境，這些軍隊僅靠屯田是不夠的，必須依靠江淮和中原糧餉供應。路途遙遠，開鑿運河纔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隋以後的歷朝歷代，至清朝後期，無論是大一統時期政權，還是分裂時期的政權，都注重運河的疏鑿與完善，其動機無外乎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充分利用運河漕運。以運河爲基礎，建立龐大而複雜的漕運體系，將各地的物資源源不斷的輸往都城所在地，成了中華大地統治者主要手段之一。運河的修復改道，其緣由亦是現實中運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權的都城位置變化。至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明、清兩代京杭大運河成爲南北水運幹線。
運河是由統治者主導開鑿整修而成，統治者們集合龐大的人力、物力開鑿運河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漕運。運河是爲了實實在在的漕運目的而生的，漕運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與動力供應系統，維持王朝的生命延續。由於海運的海盜、風浪等問題難以解決，在漕運史上運河水運是主要首選方案。開鑿運河是一件名符其實的功在當代、利在萬秋的偉舉，對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時隔不久就能顯現，給王朝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歷朝歷代有見識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運河的修造。
建設
京杭大運河從公元前486年始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而秦始皇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後的江南運河走向。據《越絕書》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運河及運河文化由此衍生。
大運河開掘於春秋時期，完成於隋朝，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代，疏通於明清。漫長的歲月裏，經歷三次較大的興修過程。最後一次的興修完成才稱作“京杭大運河”。
運用
京杭大運河貫通之後以其特有的溝通功能將全國的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連接在一起，將不同江河流域的生產區域聯繫在一起。封建王朝當權者以它爲基礎建立了將各地物資輸往都城的歷時千年的漕運體系，維持着王朝的生命。
漕運之中圍繞運河的水運，相關的漕糧調配、收繳、發送、押運、下卸、進倉儲備等方面，在實際的過程中從實際出發不斷因地制宜更新發展，使得漕運體系發展起來，幾經變化。每一變化都是總結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發展而來。如唐朝宰相裴耀卿改“直達運輸法”爲“分段運輸法”，即水通則漕運，水淺則儲倉，設糧倉於運河沿岸。這樣，漕船既不停滯，漕糧也無損耗，極大提高漕運量。唐後期在“分段運輸法”的基礎上創“轉搬法”分段接運，改民運爲官運，改散運爲標準麻袋盛裝，船隻編組等等，集裝化系統化運輸。建立漕運獎勵制度，以鹽利爲漕傭，解決漕運經費問題。這些創新切實促進漕運的發展。宋、元、明、清在漕運方面根據運河的實際狀況也不斷革新方法，以便更好地發揮運河的作用。
統治者對運河的使用到明清時期也發生着務實的變化。明清時代，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市場行爲日益增多，南北物資交流的需求大增，漕運一方面帶動刺激了運河沿岸商業活動的發展，另一方面，漕運本身越來越商業化。先是漕運中私帶貨物，由少到多。朝廷見禁不住，轉而主動明確允許漕船北上時可以附帶一定的貨物，漕船南返時允許載客運輸。這種漕運政策的變化是政府務實的做法。一方面，漕船走私已是既存事實，沒法遏止，另一方面可以補貼漕工的生計，同時，官紳大賈們也有這種需求。漕船所帶貨物數額日益增長，漕船貿易日趨活躍，運河沿岸興起了很多商業城鎮。如通州、直沽(即天津)、滄州、德州、臨清、徐州、淮安等。南方的絲綢、茶葉、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斷運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貨、煤炭、雜品等也不斷由運河南下。大運河雖爲漕運所開，但當時代對之有商運需求時，統治者也與時俱進使之成爲商運之河、民運之河。
沿岸風俗
運河水不僅承載着南來北往的船隻，而且孕育、滋潤着沿岸的運河兒女、運河城市。運河邊的建築，如會館、河埠、碼頭、橋樑、船閘及漕運衙門等都是爲在實際生產中使用而建。運河邊也有很多民風民俗透露着務實之魂。如江蘇淮安的運河漁民的“交船頭”“汛前宴”“滿載會”等習俗。這些習俗都是祈願實際生產的收穫，直接、真切地體現出勞動人民希望實實在在收穫豐收的願望。運河生產過程中也創造了許多與生產相關的'藝術，如大運河號子。有河工號子，是挑河、擡土、築堤、下樁、打夯中所唱的。這些號子或粗獷簡樸、或蒼涼雄勁，一方面可以鼓舞精神，另一方面可以組織指揮集體勞動，如山東的《擡土歌》。運河上的縴夫有闖船號子、拉縴號子、糧米號子等。船工有船工號子，其中分類很多，有啓程的出船號、推船號、起錨號、拉蓬號、撐篙號等，行駛的搖櫓號、拉縴號、扳稍號、扯帆號等，停船的下錨號、拉繩號等。這些既是在實際的運河生產中形成，又實在地有助於生產。這些都內在地蘊含着務實之魂。
經濟意義
元代會通河和通惠河開通後，京杭運河完成，明代進行了大規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運管理制度，600年間，運河成爲真正意義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運繁盛，運河兩岸興起數十座商業城鎮，對古代經濟的貢獻無法估量。
元代開通海運，但是每年幾百萬石的漕糧、東南的貢賦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億萬件的消費品都要過長江渡淮河，經會通河北運，海外運來的商品過境之後也是經運河到燕京，會通河得名會通，就是因爲“江淮之漕，浮汶泗經達臨清，而商旅貿遷，遊宦往來往暨閩粵、交廣、邛 、川蜀，航海諸番貢 之入莫不由是而達”。
由明而清，每年400萬石(1石約今天27市斤，400萬石大約有5萬4千多噸)的漕糧由運河北上，此外，每年數十萬匹蘇杭織造絲織品運抵京城，江寧、蘇州、杭州三個織造局，專辦御用官用的綢、緞、紗、羅、布匹。湖廣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運河北上，到北京修宮殿，建宗廟。
物產交流和經濟交流極大豐富起來，明代北方棉花種植很普遍，發達的紡織業在江南，結果自然是棉花南運，布匹北運，太湖流域號稱衣被天下，棉布和絲織品幾百年來一直是運河上的主要貨物。
杭州、蘇州、揚州、淮安、濟寧、臨清、天津，這些運河邊上的城市，因此成爲商品集散地，商業盛衰與運河始終。乾隆年間，蘇州胥門、閭門外的運河碼頭“各省都會客貨聚集，無物不有，自古稱爲天下第一碼頭”。邵伯鎮以棉、夏、葛、標、黃草等布及米、豆、竹、木爲主要貨物，被稱作“御長十里，客貨雲集，江北第一大鎮”。
《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他沿京杭大運河南行，輾轉於蘇杭，最終抵達刺桐港(福建泉州)。運河每一個城鎮都能從他的遊記中找到讚美：將陵(德州)運河上南北運輸商品極多，最多的是絲、香料。濟寧商業手工業很發達，“船隻多得令人難以相信”。徐州、邳州、清口、淮安商工農業都極發達，淮安的貨運可以通到40多個城市。寶應、高郵、揚州都是商業手工業爲主的城市，很繁華。真州(儀徵)是運河通江口岸之一。長江上每年有20萬艘船航行，每船載重約50萬-150萬斤。真州是鹽、木料、麻等商品集散地。瓜州以工商業爲主，產絲織品和農產品。蘇州是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杭州最繁華，“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難以言語形容。”
明永樂之後，官運之外，運河上商運逐漸增加，運河上開始設關收船稅，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戶部從全國所收定額稅銀400萬兩，其中近1/3收自運河上往來的商船。
北京的什剎海、後海一帶，包括積水潭，正是當年行船漕運的終點，千帆競泊，熱鬧繁華。積水潭的碼頭應該不止一個，環繞積水潭兩岸都可停泊，《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了元大都的繁華盛景。“比較大的碼頭、最熱鬧的景象應集中在離鼓樓最近的銀錠橋、菸袋斜街一帶，最盛時，積水潭舳艫蔽水，盛況空前。”
當時的文人雅士彙集在積水潭邊賞酒作文，食肆、勾欄等迅速發展起來。“元代最著名的大都雜劇主要活躍在積水潭周圍，一批著名雜劇家聚集於此。”歷史學家們說，當時元大都的社會經濟文化幾乎全集中在積水潭。
北運河和南運河在天津會合，進海河最後流入渤海，漕運鼎盛時，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來往的漕船每年有2萬多艘、官兵12萬人次，商船3萬艘，運河的開通使一個小小的直沽寨成了遠近聞名的天津衛。
明代漕運使運河通州碼頭盛極一時。明代運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幫，由124處衛所12萬多軍士負責運輸，因路途遠近而規定各幫至通日期，有序不亂，大多漕船在通州空倉回航。各幫船於通州只許停留十天，最後一批船幫限定十月一日必須返歸。伴隨三月一日首幫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開漕移師上將燃放“萬頭鞭”，數十檔花會競技，沿途商鋪施茶獻果，賈船擲銀捐物，繁鬧堪比京城各處廟會。清代沿襲此制，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最後一艘漕船離開通州碼頭，景象不再。
十九世紀海運興起，以後隨着津浦鐵路通車，京杭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黃河遷徙後，山東境內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淤成平地。水量較大、通航條件較好的江蘇省境內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
政治意義
在政治領域，漕運始終是維繫歷代中央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後，出現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於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着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供應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並極大地支撐着整個中央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漕糧成爲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佈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禦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爲強大物質後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其他朝代何嘗不是如此!
大運河的開掘加強南北交通和交流，鞏固中央政府對全國的統治，加強對江南地區的經濟建設，促進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並且方便南糧北運。漕運之便，澤被沿運河兩岸，不少城市因之而興，積澱了深厚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有人將大運河譽爲“大地史詩”，它與萬里長城交相輝映，在中華大地上烙了一個巨大的“人”字，同爲匯聚了中華民族祖先智慧與創造力的偉大結構。
漕運在促進南北文化交流和區域社會開發等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漕運是專制集權政治的產物，具有這種體制中的諸多劣根性;更爲重要的是，漕運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財富的手段之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當中國步入近代社會後，漕運便在社會的鉅變中走向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