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年7月12日，東漢黨錮之禍，是東漢桓、靈時的兩次打擊士人和太學生的事件，影響深遠。東漢末年，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虛設。他們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強敢豪奪；同時又把持官吏選拔大權，濫用親朋，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學識的知識分子的仕途。當時民間流傳着嘲諷官吏選拔制度的打油詩：“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選拔出來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動盪，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識分子對時政提出議論和尖銳的批評，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宦官，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清議”，這種清議發展到後來，便釀成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
三國形成時期，孫權、劉備聯軍於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十二日，距今已1807年）在長江赤壁（今湖北赤壁西北）一帶大勝曹操軍隊，奠定三國鼎立基礎的著名戰役。是歷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之一。
曹操基本統一北方後，作玄武池訓練水兵，並對可能動亂的關中地區採取措施，隨即於建安十三年七月出兵十多萬南征荊州（約今湖北、湖南），欲一統南北。便率領20多萬人馬（號稱80萬）南下。此時孫權已自江東統軍攻克夏口，打開了西入荊州的門戶，正相機吞併荊、益州（治成都），再向北發展；而依附荊州牧劉表的劉備，“三顧茅廬”得諸葛亮爲謀士，以其隆中對策，制定先佔荊、益，聯合孫權，進圖中原的策略，並在樊城大練水陸軍。曹操軍勞師、水土不服、短於水戰、戰馬無糧等弱點，堅定了孫權抗曹決心。孫權不顧主降派張昭等反對，命周瑜爲大都督，程普爲副都督，魯肅爲贊軍校尉，率3萬精銳水兵，與劉備合軍共約5萬，溯江水而上，進駐夏口。
曹操乘勝取江陵後，又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仍統本部兵，鎮守漢川（今江漢平原）。益州牧劉璋也遣兵給曹操補軍，開始向朝廷交納貢賦。曹操更加驕傲輕敵，不聽謀臣賈詡暫緩東下的勸告，送信恐嚇孫權，聲稱要決戰吳地。冬，親統軍順長江水陸並進。
孫劉聯軍在夏口部署後，溯江迎擊曹軍，遇於赤壁。曹軍步騎面對大江，失去威勢，新改編及荊州新附水兵，戰鬥力差，又逢疾疫流行，以致初戰失利，慌忙退向北岸，屯兵烏林（今湖北洪湖境），與聯軍隔江對峙。
曹操下令將戰船相連，減弱了風浪顛簸，利於北方籍兵士上船，欲加緊演練，待機攻戰。周瑜鑑於敵衆己寡，久持不利，決意尋機速戰。部將黃蓋針對曹軍“連環船”的弱點，建議火攻，得到讚許。黃蓋立即遣人送僞降書給曹操，隨後帶船數十艘出發，前面10艘滿載浸油的乾柴草，以布遮掩，插上與曹操約定的旗號，並系輕快小艇於船後，順東南風駛向烏林。接近對岸時，戒備鬆懈的曹軍皆爭相觀看黃蓋來降。此時，黃蓋下令點燃柴草，各自換乘小艇退走。火船乘風闖入曹軍船陣，頓時一片火海，迅速延及岸邊營屯。聯軍乘勢攻擊，曹軍傷亡慘重。曹操深知已不能挽回敗局，下令燒餘船，引軍退走。
聯軍水陸並進，追擊曹軍。曹操引軍離開江岸，取捷徑往江陵，經華容道（今潛江南）遇泥濘，墊草過騎，得以脫逃。曹操留曹仁守江陵，滿寵屯當陽，自還北方。
周瑜等與曹仁隔江對峙，並遣甘寧攻夷陵（今宜昌境）。曹仁分兵圍甘寧。周瑜率軍往救，大破曹軍，後還軍渡江屯北岸，繼續與曹仁對峙。劉備自江陵回師夏口後，溯漢水欲迂迴曹仁後方。曹仁自知再難相持，次年被迫撤退。
赤壁之戰，曹操自負輕敵，指揮失誤，加之水軍不強，且軍中出現瘟疫，終致戰敗。孫權、劉備在強敵面前，冷靜分析形勢，結盟抗戰，揚水戰之長，巧用火攻，創造了中國軍事史上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
爲什麼說李傕和司馬懿屬於兵陰陽家兵陰陽家的說法來自漢書，《漢書·藝文志》把兵家分爲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四類。
對兵陰陽家的定義是這樣的:其中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順時、刑德、鬥擊、五勝云云，表明兵陰陽家實際上是在陰陽五行框架支配下的多種術數形式在軍事理論和實踐中的運用或延伸；而“假鬼神以爲助”，則意味着一切藉助鬼神的.方術巫法在軍事上的應用，也都可以歸入兵陰陽的範圍。兵陰陽家既包含了以往各種軍事術數，諸如卜筮、占星、佔雲氣、占夢、祭祀、禳禱、詛咒、厭勝和形形色色的雜佔、巫術等，又與以往軍術不同，兵陰陽家是陰陽五行化的軍事術數。
所以說兵陰陽家是在戰場上愛裝神弄鬼（可能也有效果）的一類人。
就軍事而言，當時較重要的術數形式有：
卜筮，天文雲氣佔，式佔，象佔，擇吉，圖讖，道教，祭禳祝咒，厭勝等。
董卓他家是封建迷信的大本營，不弄點怪力亂神的東西估計覺都睡不好。
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其部將李傕、牛輔等之好巫，也一點不遜於董卓。——《太平御覽》卷735引《幽明錄》“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爲。”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卓將牛輔膽怯恐懼，“常把闢兵符，以斧質致其旁，欲以自強。”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魏書》所以把李傕算作兵陰陽家也是有道理的，沒事請請筆仙，和大鬼小鬼什麼的談笑風生之類的。
至於司馬懿，並不一定是特指他擅長陰陽五行之術。
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
這種類似天氣預報的小伎倆，在古代都是小兒科了。
死螞蟻用兵多詭詐，演技出神入化，擅長瞞天過海之術，這可能纔是他被歸爲兵陰陽家的原因。
韜光養晦，騙曹操: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聞而闢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臥不動。
——《晉書·帝記第一》高平陵前騙曹爽: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才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幷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晉書·帝記第一》其實影帝擅長的是穿雙新百倫裝瘋賣傻，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東漢醫聖張仲景出生張仲景，河南南陽人，東漢後期醫學家。生於公元150年3月4日（農曆150年正月十八日，距今已1865年），於公元219年溘然長逝，享年69歲。他出生於一個沒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張宗漢曾在朝爲官。由於家庭條件的特殊，於是他從小就接觸了許多典籍。他從史書上看到了扁鵲望診齊桓公的故事後，對扁鵲產生了敬佩之情，也爲他後來成爲一代名醫奠定了基礎。
他從小嗜好醫學，“博通羣書，潛樂道術。”當他十歲時，就已讀了許多書，特別是有關醫學的書。他的同鄉何顒賞識他的才智和特長，曾經對他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爲良醫”(《何顒別傳》)。後來，張仲景果真成了良醫，被人稱爲“醫中之聖，方中之祖。”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關，但主要是他熱愛醫藥專業，善於“勤求古訓，博採衆方”的結果。
年輕時曾跟同郡張伯祖學醫。經過多年的刻苦鑽研和臨牀實踐，醫名大振，成爲中國醫學史上一位傑出的醫學家。
他是處在動亂的東漢末年，連年混戰，“民棄農業”，都市田莊多成荒野，人民顛沛流離，飢寒困頓。各地連續爆發瘟疫，尤其是洛陽、南陽、會稽(紹興)疫情嚴重，“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張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對這種悲痛的慘景，張仲景目擊心傷。
據載自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內有三分之二的人死於傳染病，其中傷寒病佔百分之七十。“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夭之莫救”(《傷寒論》自序)。於是，他發憤研究醫學，立志做個能解脫人民疾苦的醫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傷寒論》自序)。
當時，在他的宗族中有個人叫張伯祖，是個極有聲望的醫生。張仲景爲了學習醫學，就去拜他做老師。張伯祖見他聰明好學，又有刻苦鑽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醫學知識和醫術，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而張仲景竟盡得其傳。何顒在《襄陽府志》一書中曾讚歎說：“仲景之術，精於伯祖”。
《傷寒雜病論》序中有這樣一段話：“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生長全，以養其身”，表現了仲景作爲醫學大家的仁心仁德，後人尊稱他爲“醫宗之聖”。醫聖——張仲景(20張)
張仲景故里位於南陽郡涅陽人(今河南省鄧州市穰東鎮)，天賦聰穎，勤奮好學，少年時學醫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
東漢光武帝詔“殺奴婢者，不得減罪”奴婢問題，是西漢末年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農民起義，沉重地打擊了佔有奴婢的豪強地主，使許多奴婢得到了自身的解放。劉秀
從公元35年3月6日（建武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距今已1980年）開始，漢光武帝又連續頒佈：殺奴婢的不得減罪；炙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炙灼者爲庶民；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這雖然改善了農民的處境，體現了農民戰爭對奴隸制殘餘的打擊，但是，嚴重的土地兼併和依附農民問題仍無法解決。
東漢光武帝劉秀(公元前6—公元57)，字文叔，南陽蔡陽(今湖北棗陽西南)人，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
西漢末年隨其兄劉納起兵反王莽，以光復漢室爲號召，力量逐漸壯大。與綠林軍聯合之後，在昆陽之戰中以少勝多，打敗王莽軍，公元25年稱帝，定都洛陽。
之後，經過長達十數年之久的統一戰爭，劉秀先後平滅了更始、建世和隴、蜀等諸多割據政權，使得自新莽末年以來，紛爭戰亂長達20餘年的中國大地再次歸於一統。他曾多次下令釋放奴婢、刑徒。天下平定之後，劉秀推行“偃武修文”的國策，發展生產、大興儒學，興修水利，精兵簡政，加強中央集權，經濟呈現一派繁榮，史稱“光武中興”從而奠定了後漢王朝近兩百年的基業。
公元57年3月29日(建武中元二年二月初五日)享年63歲，在位32年，死後葬在原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