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內容的博大與其史料的來源是不無關係的。筆者在反覆研讀《史記》和相關研究淪著的基礎上，認爲《史記》的史料來源主要有如下四個方面 。
一、書籍
元封三年司馬遷任太史，至天漢三年遭李陵之禍，出獄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司馬遷先後任太史公、中書令的特殊經歷，使得他得以廣泛地接觸到各種文書檔案，這在《史記》中有明顯的反映。
譬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記侯國國名、侯功、戶數、始封年月日、益戶、徙封、莞嗣、誅兔、侯第等，非常具體:《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載諸侯王的始封、徙王、入朝、除國、誅滅、自殺、莞嗣、溢號等，詳盡且系統:《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諸篇，記載侯國基本情況，亦頗詳明《惠景間侯者年表》雲“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長沙王者，著《令甲》”。作者所讀史料，都屬於國家檔案一類，《史記》王侯諸表，應是依據這類資料整理而成書籍。司馬遷自幼受其父的影響，博覽古籍經書，無所不讀，可以說，凡漢代以前古書，如經書、國語、國策、楚漢春秋、諸子、騷賦等都是他寫史的主要來源。《六國年表》序言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
從這段文字可知，諸侯史記也是司馬遷着重閱讀，獲取史料的來源。秦火之後，諸侯史記基本上都己損失，但無疑這些資料對司馬遷創創《史記》是至關重要的，故而司馬遷曾專門外出尋求諸侯史記。據衛宏《漢舊儀》雲:“司馬遷父談，世爲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雖原始史料與現在《史記》中所記內容有所出入，但那都是經作者改寫熔鑄而致。資料來源於諸侯史記是確鑿的，孫德謙曰:“《史記》本紀、世家，其間多有稱‘我’者，如:《秦本紀》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昭襄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吳世家》‘吳伐楚，楚敗我師’，諸如此類，或以爲史公刪之未盡者，不知既用舊文，當留存之，有不必刊削者也。蓋周時列國諸侯各有國史，一國之史言‘我’，所以別於人，故謂之‘我’者，爲其國史之舊可見矣。”父司馬遷在《史記》中載錄各國事件時，常用第一人稱代詞“我”字，我們從中不難斷定主方和客方，因而確定作者是依據哪國史記來寫定這些文字的。
在閱讀諸侯史記之外，司馬遷還廣泛閱讀了其它書籍，這在《史記》的許多篇章裏都有明確的說明。如《三代世表》中說“餘讀《諜記》，皇帝以來皆有年數……於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皇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管晏列傳》中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馬攘直列傳》中說“餘讀《司馬兵法》，閡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競其義”:《五帝本紀》中說“護觀《春秋》、《國語))"《屈原賈生列傳》中說“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降》等等。
二、檔案
司馬氏家族世爲史官，司馬談曾任太史公，後來司馬遷又繼任父職《太史公自序》雲:“(司馬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鈾史記石室金之書”鈾，是綴集的意思:石室、金，都是國家藏書之處太史一職，爲司馬遷充分利用國家圖書資料提供了便利。因此，漢初檔案如詔令救命、記功冊，臣下百官的書奏議疏等都能見到，並且用作寫史的資料。這一點，也可在《史記》中得到證明。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說“餘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傳》中說:“餘讀《功今》，至於廣厲學官之路”等等。《隨書·經籍志》雲:“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密室之府”《太史公自序》雲:“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祕府藏書豐富，司馬遷可以自由翻閱查檢，這是《史記》能夠順利撰寫的一個重要前提。
三、遊歷
爲了著《史記》，其遊歷是極其豐富的《太史公自序》雲:“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遊於沉、湘:北涉注，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峯:厄困都、薛、彭城，過樑、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鄧、竿、昆明，還報命”可見太史公遊歷範圍之廣。從《史記》各篇來看，太史公到過的地方也是非常多的。如《五帝本紀》中說“餘嘗西至嶺蛔，北至琢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河渠書》中說:“餘登廬山”:《魏公子列傳》中說:“吾過大梁之墟”:《屈原賈生列傳》中說:“餘……適長沙”:《龜策列傳》中說:“餘至江南”:《伯夷列傳》中說:“餘登箕山”:《蒙恬列傳》中說:“吾適北邊……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等等這些反映了他的足跡幾乎遍佈全國，同時也說明了他周遊各地與’弓作《史記》的密切關係。
王國維雲:“史公足跡，殆遍宇內，所未至者，朝鮮、河西、嶺南諸初郡耳。”耳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太史公的遊歷，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擴大了見聞範圍，這爲完成《史記》創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四、見聞
《史記》中所載的一些內容，是作者親身經歷所得的材料司馬遷所任太史公、中書令二職，地處樞要，侍從皇帝左右，有機會參與一些重大的'事件。如《封禪書》載:“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至，不愈。游水髮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其事祕，世莫知也。”文中指出:神君之事極其祕密，“世莫知”，而作者卻對神君的言淪，行動了如指掌，這其中的原因司馬遷在《封禪書》的讚語中爲我們作了解釋:“太史公曰:餘從巡駕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淪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據此可知《封禪書》所記載的內容也與作者親歷有着很大關係。
此外，《史記》中所載的有些人物是與司馬遷有過交往的。如《屈原賈生列傳》雲“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餘通書”:《張釋之馮唐列傳》雲“(馮)遂字王孫，亦奇士，與餘善”:《田叔列傳》雲“仁與餘善，餘故並淪之” 這些從見聞中得來的材料，不僅增加了史料來源，而且增強了《史記》內容的真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