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慾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併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嚥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譯文】
六國的滅亡，並不是（因爲他們的）武器不鋒利，仗打不好，弊病在於拿土地賄賂秦國。拿土地賄賂秦國虧損了自己的力量，（這就）是滅亡的原因。有人會問：“六國接連滅亡，都是因爲有賄賂秦國的嗎？”（回答）說：“不賄賂秦國的國家因爲有賄賂秦國的國家而滅亡。原因是不賄賂秦國失掉了強有力的外援，不能單獨地保全。所以說：‘弊病在於賄賂秦國'。”
秦國在用戰爭奪取土地以外（還受到諸侯的賄賂），小的就獲得邑鎮，大的就獲得城市。比較秦國受賄賂所得到的土地，比戰勝別國所得到的土地，實際多到百倍。六國諸侯（賄賂秦國）所喪失的土地，比戰敗所喪失的土地，實際也要多到百倍。那麼秦國最大的慾望，與六國諸侯最大的禍患，並不在於戰爭。想到他們的祖輩父輩，冒着寒霜雨露，披荊斬棘，纔有了很少的一點土地。子孫對那些土地卻不很愛惜，全把他送給別人，好像拋棄（不值錢的）小草一樣。今天割去五座城，明天割去十座城，這才能睡一夜安穩覺。（可是第二天）起牀向四境一看，秦國的軍隊又來了。既然這樣，那麼諸侯的土地有限，強暴的秦國的貪心永遠沒有滿足，（諸侯）送給秦國的土地越多，秦國對諸侯的侵略也越急。所以用不着戰爭，誰強誰弱，誰勝誰負就已經分得清清楚楚了。終於落到全部覆亡，是理所當然的事。古人說：“用土地侍奉秦國，就好像抱柴救火，柴不燒完，火就不會滅。”這話說得很正確。
齊國並沒有賄賂秦國，（可是）最終也隨着五國滅亡了，爲什麼呢？（是因爲齊國）跟秦國交好而不幫助其他五國。五國已經滅亡了，齊國也就沒法避免了。燕國和趙國的國君，起初有長遠的打算，能夠守住他的國土，堅持正義，不賄賂秦國。所以燕雖然是個小國，卻最後滅亡，這就是用兵抗秦的效果。等到後來燕太子丹用派遣荊軻刺殺秦王作對付秦國的計策，這才招致了（滅亡的）禍患。趙國曾經對秦國五次作戰。打了兩次敗仗，三次勝仗。後來秦國兩次攻打趙國。（趙國大將）李牧接連打退秦國的進攻。等到李牧因受誣陷而被殺死，（趙國都城）邯鄲變成（秦國的`一個）郡，可惜趙國用武力抗秦而沒能堅持到底。而且燕趙兩國正處在秦國把其他國家快要消滅乾淨的時候，可以說（他們的）智謀和力量都很單薄，戰敗了而亡國，確實是不得已的事。假使韓、魏、楚三國都愛護他們的國土，齊國不依附秦國。（燕國的）刺客不去（刺秦王）（趙國的）良將李牧還活着，那麼勝敗的命運，存亡的道理，假若與秦國相比較，也許還不容易判斷（出高低來）呢。
唉！（如果六國諸侯）用賄賂秦國的土地來封給天下的謀臣，用侍奉秦國的心來禮遇天下的奇才，齊心合力地向西（對付秦國），那麼，我恐怕秦國人吃了卻咽不下嚥喉的。真可悲嘆啊！有這樣的有利形勢，卻被秦國積久的威勢所脅迫，天天割地，月月割地，以至於走向滅亡。治理國家的人不要被積久的威勢所脅迫啊！
六國和秦國都是諸侯之國。六國的勢力雖然比秦國弱，可是還有可以用不賂秦的手段戰勝秦國的形勢。假如我們憑仗着這樣大的國家，而重蹈六國滅亡的老路，那就連那六國也比不上了。
【寫作背景】
本文的歷史背景應從兩個角度着眼：一是作者論述的六國滅亡那個歷史時期的情況，藉以瞭解作者立論的根據；二是作者所處的北宋時代的歷史狀況，藉以明確作者撰寫此文的鍼砭現實的意義及其寫作上的特點。
在我國曆史上，戰國是七雄爭霸的時代。《六國論》中的“六國”，就是指戰國七雄中除秦國以外的齊、楚、燕、韓、趙、魏六個國家。秦國本來是個弱小落後的國家，經過商鞅變法的徹底改革，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強大起來；而原本強盛的六國卻因宗法勢力的強大，因循守舊，經濟和軍事實力日益衰落。秦強盛起來後，積極向東方發展，奪取六國的土地。六國也曾聯合起來對抗秦國，這就是所謂“合縱”。但他們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這種聯合並不鞏固。秦國採取“遠交近攻”的軍事戰略，韓、魏、楚三國都緊靠秦國，因此直接受到秦國的威脅和侵略，在秦國強大的軍事和外交攻勢下，紛紛割地求和，並最早被消滅，齊、燕、趙三國隨之相繼滅亡。六國滅亡，“非兵不利，戰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絕不僅僅是因爲割地賂秦。蘇洵不從其他方面去論證，而抓住六國破滅“弊在賂秦”這一點來論證，是爲其鍼砭現實服務的。
北宋建國以後，鑑於唐末藩鎮割據，五代軍人亂政，因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解除節度使的權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員到地方管理財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軍，將地方的政權、財權、軍權都收歸中央。爲了防範武將軍權過重，嚴令將帥不得專兵，甚至外出作戰，也必須按皇帝頒發的陣圖行事。將官經常輪換，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致使軍隊沒有戰鬥力。這樣的措施雖然杜絕了軍閥擁兵作亂，但是也造成軍事上的衰頹。北宋建國後一百年間，北宋軍隊與契丹、西夏軍隊大小六十餘戰，敗多勝少。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導致官僚機構膨脹和軍隊不斷擴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軍費開支浩大，政府的財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實行不限制兼併的政策，土地集中現象嚴重，社會矛盾尖銳。政治上的專制腐敗，軍事上的驕惰無能，帶來外交上的極端軟弱。到蘇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納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向西夏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茶三萬斤。這樣賄賂的結果，助長了契丹、西夏的氣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極大地損傷了國力，帶來了無窮的禍患。蘇洵正是針對這樣的現實撰寫《六國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