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娥的藝術形象分析

【內容摘要】

竇娥的藝術形象分析

竇娥是世界文學畫廊中一個著名的悲劇典型。造成竇娥悲劇還有內存因素,即竇娥自身的性格原因,竇娥的性格具有二重性,她的性格體系中有兩大既對立又統一的脈絡:自覺高尚和倫理精神和剛烈不屈的鬥爭精神,這兩脈絡又由很多具體的、活生生的性格元素組成,這些性格元素又分別組成一組一組既對立又統一的聯繫,如接受封建禮教影響和掙脫封建禮教的束縛。甘受命運的擺佈和對命運的抗爭;靠天與罵天。造成竇娥悲劇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她的性格的二重性。

關鍵詞

竇娥 悲劇性格 二重性 一元化

關漢卿是我國戲劇史上最早也是最偉大的戲劇作家。他的很多雜劇作品都反映了社會底層勞動婦女的命運,表達了對生活在社會底層勞動婦女的深切同情。《竇娥冤》是中國古典四大悲劇之一,關漢卿在劇中塑造了竇娥這一平民婦女的典型形象。

竇娥善良、溫碩、守禮節、懂孝道、明事理、善剋制,就是這樣一個人人皆憐愛讚揚,對世道毫無觸犯的女性,卻被大千世界所不容,遭受了人世間的諸多不幸,直到最終被殘暴的惡勢所吞唑。究其原因,當然有社會的原因,封建統治者的草菅人命,地痞無賴的凌逼迫害,甚至利貸高利盤剝都是社會的原因,但這是造成其悲劇的外在因素,造成竇娥悲劇還有內在因素,即竇娥自身的原因,這是最基本的因素,一切惡勢力之所以能夠得逞,正是利用了竇娥這個“內在因素”。柯列根說過:“悲劇並非只是描寫死亡,死亡是生活中的一件事實,無論我們承認與否,死亡是我們的伴侶,悲劇表現由於我們不能始終保持渾然一體,因而我們所希望的一切無可避免地要遭到失敗,根源並非由於外力,而是在於心中,我們如果要打開悲劇藝術之門,真正的鑰匙就是必須承認一切悲劇在於人類的衝突,而是從人性的基本分裂中產生出來的。……悲劇最重要的特徵──區別悲劇與其它戲劇形式尤其是鬧劇的主要特徵,就是一切有意義的‘收場事件’,並非由於外在力量,而由於主人公的內在分裂。”①柯列根的觀點雖然有點偏激,他忽略了悲劇產生的社會原因,歷史必然性,但他看到了悲劇性格對產生悲劇的作用,造成竇娥悲劇的自身原因實際上就是她的性格的二重性。

首先我們來闡釋一下性格的二重組合原理。關於性格的本質,至今仍然有許多種說法,如果較樸素的表述,所謂性格,就是人的個性心理特徵的重要方面。恩格斯說:“人物的性格不僅表現在他做什麼,而且表現在他怎樣做。”②這就是說,性格表現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行爲的現實,一是行爲的動機與方式,人的行爲方式千變萬化,心理特徵也千差萬別,因此,人的性格本身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劉再復說:“每個人的性格就是一個構造獨特的世界,都自成一個有機的系統,形成這個系統的各種元素都有自己的排列方式和組合方式。但是,任何一個人不管性格多麼複雜,都是相反兩極所構成的。性格兩極的排列組合就性格的二重組合。或者說是、性格世界中正反兩大脈絡對立統一的聯繫,但是性格的這二重內容並不是抽象的,它是由具體的,活生生的各種元素構成的。這些性格元素又分別形成一組一組對立統一的聯繫,即形成各種不同比重,不同形式的二重組合結構。人物性格的二重結構,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既不是單一結構,凝固結構,也不是分裂結構。”③我們用性格的二重組合原理來分析一下竇娥的性格,在竇娥的性格世界有兩對立統一的脈絡,即自覺高尚的倫理精神和剛烈不屈的鬥爭精神。這兩大脈絡不是抽象的,它裏面包含有具體的、活生生的性格元素,這些性格元素又分別組成小的二重組合結構。

自覺的倫理精神是竇娥性格系統裏的一大脈絡。悲劇作爲善惡兩種社會力量的鬥爭,與倫理學的關係極爲密切,中國封建社會特別重視倫理道德,古典悲劇總是具有濃厚的倫理道德色彩,打動人心的力量首先來精神道德的優美,人的倫理的理性本質體現得越鮮明越自覺,他就越成爲崇高的對象,悲劇通過悲劇主人公的被毀滅來展示他的優良品德,給人以深刻的倫理感動,使人受到精神道德的薰陶,悲劇人物雖被毀滅,但卻表現了壞分子所自覺遵循的倫理精神的不可征服,人們由感性的痛苦而得到理性的快感,從而得到倫理精神上的提高。關漢卿在塑造竇娥這一個人物形象時,則以凝重的倫理道德觀念和履行道德的強烈義務感爲性格特徵,總是努力地表現其倫理精神。關漢卿筆下的竇娥在一定程度上也帶有殉道者的色彩,她爲了履行某種倫理義務,自覺地做出犧牲。王國維評及《竇娥冤》時說:“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乃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④如果是在承認悲劇的社會根源的前提之下,那麼他對竇娥悲劇性格的看法還是很有見地的。

竇娥性格系統中的另一大脈絡便是剛烈不屈的鬥爭精神。竇娥性格中既有溫柔賢慧的一面,又有剛烈堅毅的一面。賢慧媳婦的苦難令人迴腸蕩氣,悲從中來;剛烈性格的抗爭,叫人義憤填膺,怒火中燒。同一性格的這兩個側面,相輔相成,共同造成“悲而不傷、悲中有壯”的悲劇效果。當然,對於軟弱平庸的`性格,遭到毀滅是完全被動的,毀滅對於他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竇娥的剛烈性格決定了她同黑暗勢力的鬥爭是無法調和的,這就決定了戲劇衝突只能是悲劇性的。正是竇娥寧折不彎的鬥爭意志推動着悲劇衝突不可抑止地向前發展,直至她自身的滅亡,這是構成悲劇性的一個重要因素。悲劇能夠容納最強烈的戲劇衝突,能夠最大限度地表現戲劇衝突,竇娥的剛烈性格滿足了悲劇在這方面的要求,從而使《竇娥冤》的悲劇衝突具有不可調和的尖銳性。

竇娥性格的這二重內容是由具體的性格元素構成,這些性格元素又分別組成一組組對立統一的聯繫。比如,接受封建禮教的影響和掙脫封建禮教的束縛就是一組對立統一的聯繫。竇娥出身於書香門第,接受儒家的思想和教育,她的父親竇天章把“三從四德”當作教條來約束竇娥,把竇家“五世無再婚之女”當作美德來教育竇娥,所以竇娥把“好馬不備雙鞍,烈女不更二夫”當作信條來遵守,把孟姜女器長城、浣紗女投江水、貞婦化爲望夫石這些典故作爲典範來膜拜竇娥丈夫列後,她只有“侍婆守孝”,是個言詞應口的孝順媳婦。但她不是一個任人捏合,逆來順受的弱女子。她身上充滿一種“力”,充滿一股對正義追求的“力”,當張驢兒闖進她家並拉她堂結親時,她斷然拒絕,推張驢兒一跤,在張驢兒你子面前,竇娥像一位凜然不可侵犯的女神,所以“連美婦人見過萬個的地痞無賴張驢兒對她也毫無辦法。這都是受到了封建禮教的影響。當蔡婆婆不得不已要招婿張你時,竇娥對她予以了正言規勸,說婆婆已經一大把年紀,再嫁有辱自己的貞節,“枉教人笑破口”並且還表示了對婆婆的強烈不滿,說“你豈不知羞”,竇娥對蔡婆婆與張父的暖昧關係十分生氣,甚至有些憤怒至極了,“可悲,可恥,婦人家直恁的無仁義”,竇娥認爲,再婚“不是咱沒丈夫婦女的下揚頭”,進而“勸普天下前婚後嫁的婆娘們”都吸收他們的教訓,這無疑是對封建禮教的宣傳和對他人的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