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我雖然住的沒多少年，但卻住過三個地方，一個是老村，一個是遷建村，一個是新村。
老村給我的記憶最模糊，我只記得老家有藍磚掛麪的三間北房，那時爺爺還在，但他的相貌我一點印象都沒有，但有一件事好像還記得，就是爺爺去世前，從被子裏伸出一隻手，拉着我的手，爺爺是否說什麼了，我不知道，但母親說爺爺拉着我的手流淚了。
很少聽家裏人講起爺爺，但知道他重男輕女，他只給男孩起名字，還寫了一個字譜：文武雙全，國泰民安。
在我家，父親排行老三，以上這些字都讓大伯和二伯家的兒子佔了去。加之當時父母都在外地，所以我家兄弟姐妹的名字並沒按家裏的排。
從這一點上講，爺爺應該是個文化人。
我在爺爺家也許住了些天，我看什麼都新鮮，唯一記得的就是到處亂翻。爺爺家的書很多，都是線裝書，當時我還不識字，只是看裏面的插圖。
老村在河套裏，河套後來成了泄洪區，要村裏人搬家。
村裏也有搬得晚的，整個村子三四百戶，大約老村只剩下一戶還沒搬時，我家從外地搬了回來。
我家回來時還沒房子，就住在用坯壘的土房子裏，裏外兩間。外間做飯，放水缸和糧缸，還有柴草，裏間住着一家三代。
雖然我沒在老村生活過，但那時特別喜歡老村，經常上老村去。也許意識裏想在老村發現些什麼，或者找到些什麼。
聽父親講，爺爺早年在俄羅斯工作，回來時曾帶回150多萬元盧布。那時盧布比美元還貴，大約是一盧布兌換二點四美元。但我從沒見過那錢。
因爲爺爺去世後奶奶就糊塗了，大家最後一致認爲奶奶把那錢燒掉了。
還有一個原因，是二大伯講的，他曾在老家的後宅裏埋過一大筐子彈殼，那子彈殼都是銅的，是日本鬼子打槍後留下的。我挖過幾次，只挖到一隻電燈泡。還有一部破舊的電話機。
那是我第一次見電燈炮，拿回家去問上年紀的人是什麼，有人告訴我這是日本鬼子用過的燈泡。那電話機和我們常在電視裏看到的日本鬼子猛搖一陣，然後衝着話筒大喊大叫的黑色電話機也不同，那電話機怎麼看怎麼像一個扁扁的木箱子，電話是掛在牆壁上的，話筒在這個木箱子的左側掛着，搖把在右側。木箱子正面還有一行字：大日本國三菱株式會社製造。這樣的電話，在反映抗日的影片中我從未見過。
去老村，我習慣從南面爬上去，那是一個很大的'斜坡，村子裏的人們出入也是走南面，因爲南面這條路也算是村裏唯一的正街。大車小輛的出出進進，也還算熱鬧。
村北也有一條路，窄窄的，蛇行而下，路的兩邊長滿了半人高的野草，還有很多低矮的的雜樹，出了村北就是墳場。墳場種的樹更多，是白毛楊。沒風的時候仍能聽到那樹發出低沉的轟響。
村北這條路還有一個傳說，說婚喪嫁娶需要餐具，桌子，只要晚上去這兒上供，想借多少就能借到多少，特別靈。我問怎麼能從這條路上就能借到東西呢，村裏上年紀的人便說，沒看到路兩邊那些洞嗎?那洞裏可住着狐仙呢。
我看過那洞，最大的也只有臉盆大小，這麼小的洞怎麼能放進餐桌去?
一場大雨，我家的土房倒了，沒了住的地方，當時新村已經建好了一些房子，新村是從河的南邊建起的，依次向南建，因爲我家搬的最早，所以離河岸最近，晚上躺在牀上，都能聽到水流過的聲音，彷彿那水流就在耳下流過。
新村的房子都是一樣的，一家一個院，三間正房，全部是藍磚蓋成的。
藍磚是用土窯燒的，燒好後，人們往窯頂上壓水，一桶桶的光着膀子擔上去，那窯頂就冒出濃濃的蒸氣。沒壓過水的磚就是紅色的。
燒過了火的磚會變型，比正常的磚也會小很多，還特別結實。這樣的磚都被扔掉了，我就天天去窯附近撿這磚，往家背。我家的東房就是用我背的這些磚蓋起來的。蓋這東房時，我在上面壘了一個鳥窩，因爲院子裏的樹上有很多鳥，天冷了，或者下雨時我想鳥也許會去裏面住。但母親讓我拆了。因爲壘上這個東西，我家的東房就比對面的房子高了。在農村這是大忌，房子比對方高一磚也不行，高一點就有壓人一頭意思。因爲這事，農村人吵架的很多。
這樣的平衡並沒保持多久，村裏人又興起墊宅基地，這家墊得高，那家墊得更高。二三十年下來，整個村莊大約已被擡高了二三米。有時會接到老家的電話，說我老家的房子現在一下雨就會被雨水泡，那水十天半月也下不去。再次接到老家的電話，說那房子倒了。
我回家看了一下。發現四周的房子像是建在我家的房頂子上一樣。
我家對門的房子也倒了，院子長滿了野草，還有一棵樹，是榆樹，長得也不好，我知道對門是爺倆。說是爺倆，感覺年紀卻差不多，一塊放羊，天一亮就出去，天快黑時回來。一年到頭，很少聽到他這個院有過說話的聲音。亮燈的時候更少。
我走進這個院子，院子裏只有一隻鞋，半躺着。
有人告訴我，他們不在了。
也就是那一年，我也在老家重建了自己的房子，站在自己的院子裏，感覺也像站對面的房頂子上一樣，對面地基還沒人用，但肯定有一天這房子也會被埋在腳下，或者更深的地方。
載《讀者》鄉土人文版
【本文作者：雨街。(公衆號：雨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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