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性教育期待在尷尬中突圍
2011年4月，華中師大生科院“人類性學”專業方向的研三學生彭露露在求職中屢屢碰壁，成爲新聞關注的焦點。她想當一名性教育教師，但無法對口就業，我國中國小根本沒有這樣的編制。
與此同時，首師大性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張玫玫卻在爲中國小性教育的師資難題而苦惱。去年年底召開的“北京市第三屆中國小性教育交流會”上，承擔性健康教育課程的老師們列出了他們面臨的一系列難題：欠缺背景知識、難以把握尺度、缺少交流平臺、亟需專業指導……“師資難題阻礙了性教育的發展。”張玫玫說。
這樣的悖論，只是我國中國小性教育尷尬現狀的一個縮影。
這理想與現實之間，究竟有着怎樣的距離?
與其說這是一個問題，不如說這是一種現象
“我真的要崩潰了。”
在青少年性教育專家、國家級心理諮詢師鄧軍面前，九年級男生張建(化名)坐立不安。
“每天放學我都騎車送她回家。那天，天氣熱，她脫下了校服，裏面穿着沒領沒袖的短衫，籠罩着她那少女的身體，我控制不住，不顧一切地擁抱、親吻她，沒有言語，有的是心跳和難以剋制的衝動……”
張建口中的她是與他同班的“女朋友”。
從此，這種青春的萌動與“進一步”的想象，總是在張建的腦海中浮現，臨近會考時，他的成績由班裏前五名落到了倒數第五名。
作爲爲少男少女解答青春期問題10餘年的心理諮詢師，鄧軍對中國小生產生的關於“青春”與“性”的困惑已司空見慣。類似的案例也常常見諸報端：
北京一名9歲男孩留下遺書離家出走，原因是跟他拉過鉤的那名女生不理他了。
女孩曉偉從小喜歡把自己打扮成男生，在七年級月經初潮時，十分煩躁，跟媽媽又哭又鬧。她質問母親：“你真沒用，爲什麼不把我生成男孩?”
一名重點學校的高一男生，趁着自修課向前排女生借橡皮的機會，捏着女生的手一直不放。班主任問男孩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男孩可憐巴巴地說：“老師我錯了，我很想去摸一下那個女生的手，想了三天三夜，不知道該怎麼辦……”
“與其說這是一個問題，不如這說是一種現象。”鄧軍說，“少男少女進入青春期，生理上出現第二性徵明顯發育，心理上也經歷着變化。在荷爾蒙的驅動下，處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出現性的萌動，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現象，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階段。”
早在2004年，孫雲曉與張引墨就採訪了13名發生過性關係的中學生，寫成了《藏在書包裏的玫瑰校園性問題訪談實錄》，在當時引起強烈反響。有人總結，該書至少講述了這樣幾個事實：這些學生半數以上是師生公認的好學生;他們三分之一來自重點中學甚至聲名顯赫的學校;他們初次發生性行爲時100%不用安全套;他們有過性行爲的事實其父母與老師100%不知道。
“無論父母是否願意承認，無論你的孩子成績好還是成績壞，你那正處在青春期的孩子也許正經歷着性的困惑和壓抑，如果他們找不到合適的方式宣泄這種性衝動，也許他們做出的事情足以讓你大驚失色。”鄧軍說，“這在價值觀越來越多元、信息越來越豐富、誘惑越來越多的社會環境下，是不可迴避的現實。”
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會副會長閔樂夫對青春期教育關注多年，他這樣總結當今正在經歷青春期的學生面臨的風險：“他們既面對現代社會對人才要求不斷提高的考驗，面對家長、老師的高度期待，面對生理髮育和對性的蠢蠢欲動，還要面對媒體的衝擊與誘惑，他們的成長難度加大了。”
“男孩女孩怎樣面對性，這是一個非常切合實際的話題，需要社會、學校、家庭爲他們作好鋪墊。”鄧軍。
連教師都是一個“嗷嗷待哺”的羣體
北京第二實驗國小針對六年級學生的輔導活動中，郭霄老師巧妙地設計了男生女生背靠背夾球走的遊戲。學生在活動中發現：兩個人距離太近，球就擠破了，距離太遠，球就會掉，從而領悟到，男女有別，交往有度。
這是北京第二實驗國小在首師大性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及北京性教育研究會《北京市中國小性教育模式初建》課題組的指導下，進行的性教育試點教學。“走進青春期”、“男生女生”、“我從哪裏來”等都是該校性教育課的內容。目前，北京市有30多所學校參與了該課題。
2010年11月，該課題組還推出了《北京市中國小學校性教育大綱(草案)》，以指導北京市性教育試點學校開展工作。但是，該大綱並沒有強制性，並非所有學校都能將性教育開展得有聲有色。對於我國當前性教育的整體現狀，總課題負責人、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會副會長張玫玫的評價是“極不令人滿意”。
“性教育能否開展往往取決於領導的重視程度，開展得是否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教師的資質。至於中國小性教育體系是否建立了，很多人並不關心，這是中國小性教育可持續開展的大計。而目前，一些學校開展性教育的目的僅是爲了避免出問題，採用的多是簡單說教、禁止甚至恐嚇的方式，忽略了性價值觀的提升、其與人生觀的關係等關鍵教育的進行，使性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張玫玫說。
其實，性教育在我國並非無“歷史”可言。
張玫玫介紹，早在改革開放之前，周恩來總理就提出應該開展性教育。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這部分內容主要還是從生理角度來講的。改革開放之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相關項目通過我國教育部門選擇了北京、上海、瀋陽等城市，以項目的方式推進性健康教育。1988年8月，原國家教委和計生委聯合發出了《關於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1996年、1998年又發出了《關於開展和加強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明確要求學校開展青春期性教育。2008年12月，教育部下發《中國小健康教育指導綱要》，要求學校通過學科教學和班會、團會、校會、升旗儀式、專題講座、牆報、板報等多種宣傳教育形式開展包括性教育在內的“健康教育”。
但是，至今，性教育仍然沒有進入國家課程體系，只是一些學校作爲校本課程進行探索。在大多數學校，性教育僅作爲生物課或者衛生課的一部分出現，內容也侷限於一些生理知識的普及，而性教育的內涵遠不止於此。
“退一步講，即使是最簡單的知識普及，很多老師也講得不到位、不科學，自己首先會面紅耳赤，給孩子傳遞了一種談及性的恥辱感。”張玫玫說。有的老師讓學生自己看書，有的老師只給學生放片子，自己坐在教室的最後排，不敢與學生對視。
在農村，性教育更是一個比較陌生的概念。鄧軍記得，一次去青海循化縣的一所希望國小作性教育講座，她發現孩子們連什麼是青春期都不知道，老師平時從未講過這樣的話題。
“優質師資匱乏是性教育面臨的首要難題。”閔樂夫介紹，“性教育涉及心理、歷史、文化、人類學、宗教、法律等多學科知識，對教師要求極高，但我國中國小沒有性教育教師的編制，性教育往往是由心理教師、生物教師、校醫來進行的，而且沒有統一的教材。”
“高校也無法將性教育作爲一門獨立的專業對外招生，有專業背景的學生在找工作時面臨着無法對口就業的尷尬。”張玫玫說。
因此，老師們在業務上的困惑感很強烈。
北京市大興教師進修學校德育研究室韓景貴說，承擔性健康教育課程的一線教師普遍反映，在教學中如履薄冰。“在性教育課堂上，應該更開放一些，還是更保守一些?在一些問題上，講多少，講多深?在術語的使用上，該模糊還是清晰?這都令他們困惑。”韓老師說，“畢竟很多教師在成長過程中從未接受過性教育，成爲教師後也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面對性教育，他們與學生一樣，也是一個嗷嗷待哺的羣體。”
北京市東直門中學心理健康中心教師陳萱做了多年健康教育工作，在她看來，如何保證性教育的課程內容與學生的需求相契合也是個問題。“此外，在講授某些知識或者探討某些問題時，有的學生接受不了，受到的衝擊非常大。這種情況下，怎樣讓大多數學生身心愉悅，怎樣面對學生的認知差異，怎樣將課堂教學與課後個體心理輔導結合好，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難度不小。”陳萱說。
“我常常感到孤獨。”某校承擔性健康教育工作的校醫說，“很多時候，我的工作沒有課時費，不納入績效考覈，難以進行教學評價。我覺得是自己的熱心、良知和對孩子的愛在支撐着工作。”
對於教師們遭遇的難題，一些校長雖然能夠理解，但對於進一步推動性教育的開展大多感到力不從心：“畢竟我們面臨着應試與升學的壓力。況且，實現性教育的科學性並非易事。如果性教育開展得不科學，會不會對學生產生負面影響，家長會不會對學校有意見，這都是我們的顧慮。”所以一些校長不敢冒險。
問題是，家長不知怎樣開口跟孩子談論這個話題
這幾乎是所有家長的困惑。
“家長是孩子認識的第一個男人和女人，是爲孩子進行性教育的最佳人選。”鄧軍說。但是，我國家庭性教育狀況不容樂觀。
北京市原宣武區青春健康中心在一項針對學生的調查中發現，被調查者中只有2.8%的孩子認爲父母能夠在性知識方面提供有用的信息，更多的孩子認爲家長在性教育方面無知、保守、粗暴……
在一次大學生與政府官員直面性健康的座談會上，大學生的第一個問題提給了國家計生委的一位司長：“當您的孩子進入青春期時，您給孩子講過性知識嗎?”座談會現場立刻活躍起來。司長猶豫了一下說：“我的孩子是男孩，沒講過，主要是難以啓齒，但我家有很多書，孩子會通過看書獲得知識。”
“連專業人士面對自己的孩子都不知如何開口，別說我們這些普通家長了。”一位家長感嘆。
更令人擔憂的是，那些認識到自己在性教育上能力有限的家長還是可貴的，有着錯誤甚至扭曲性教育觀念的“可怕”家長並不佔少數。
北京市西城區青少年活動中心溫方告訴記者，一個男孩子打電話向他哭訴：第一次遺精被父親發現後，父親疾言厲色地質問他“你想了什麼骯髒的事”，從此以後，他就覺得自己特別骯髒。身爲男士，且做了多年青春期健康教育的溫方遺憾之情溢於言表：“這位父親應該拍拍孩子的肩膀說，兒子，恭喜你，你要成爲一個男人了，你長大了。這會對孩子一生對性別的認知、對男性角色的把握，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他錯過了多好的性教育機會啊!”
還有一個現象更能說明問題。
2010年11月，“北京市第三屆中國小性教育交流暨課題成果展示會”的討論現場，一個話題引發了與會教師的強烈共鳴“你從哪裏來”。
“從垃圾箱裏撿來的”，“從天上掉下來的”，“從媽媽嘴裏蹦出來的”，“就是那個大橋，橋底下抱來的”……上百名北京市中國小健康課教師嘰嘰喳喳地“曬”出從學生們那裏聽來的奇怪答案。一位老師不無沉重地講述了這樣的經歷：一個成績很好的女生課後找到她說“我再也不相信媽媽了，她一直告訴我，我是從她的胳肢窩裏出來的。”多年來，這位女生對此一直深信不疑，直到在性健康教育課上聽到老師的講解，才知道原來不是那樣的。她對母親的信任剎時瓦解，而她的母親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
會議的主辦者張玫玫感嘆：“性教育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緩解孩子的性好奇。性好奇是孩子的天性，若沒有正確性知識的引導，孩子很可能會在性好奇的驅使下接觸一些不良信息。”
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國小參與課題的教師在調研中證實了以上判斷。因爲學校和家庭多半對性教育諱莫如深，國小生只能從消極的非正式渠道獲取性信息，如街頭小報、書刊、影碟、網絡或者朋友那裏，這使他們產生了一些不適當的性意識和性行爲。
正如性學者李銀河所說：“對青少年進行科學有效的.性教育，需要經過一番較量：一方面要和淫穢出版物、黃色網站搶孩子，一方面要和成年人傳統保守的性觀念抗爭。”
除了性知識難以啓齒，更讓家長感到頭疼的是，“那麼小的孩子，竟一對一對出現在了自己的面前”。
杭州市教科所曾對杭州市5所中學1060名學生的性健康狀況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9.24%的高中生承認“曾經戀愛”或者“正在戀愛”，8.3%的高中生“很想戀愛”，在有戀愛經歷的學生中，“初戀”的具體百分比是國小11.73%、國中76.02%、高中12.25%。
面對這類問題時，家長往往不知所措。一位家長髮現孩子“早戀”了，聯合起班主任“誓死”將兩人分開。結果，在叛逆心理的驅使下，兩人索性越走越近，不僅離家出走、同居，還生下了一個孩子。鄧軍說，由於家長不恰當的干預導致“早戀”產生惡果的情況很多。
“難道一個孩子有了思慕的對象，心跳不止了，坐立不安了，就很醜陋嗎?這是非常美好的情感，家長和老師應該推心置腹，幫助孩子作出選擇。”閔樂夫說。
“況且，很多情況下，家長們眼中所謂的‘早戀’並非是真的戀愛。”張玫玫說，“一些國中生‘早戀’或者更小的孩子出現親暱行爲，往往只是一種眷戀，是對美好感覺和美好品質的嚮往，這是健康的，只要家長疏導得當，會變成一種正面的力量。但是現實中，家長遇到這樣的情況往往很慌張。”
張玫玫說，怎樣與孩子相處，家長需要不斷學習。
到底應該怎樣開展科學的性教育
“首先要從觀念上破冰。”閔樂夫說。
20年前，閔樂夫到一所重點中學作講座，當學校領導在演講單中看到“青春期性教育”這個題目時，立即對他說：“閔老師，你看，‘班主任基本功’、‘應考心理’、‘職業選擇’這類題目多好，幹嗎講性教育啊，我們學校的學生非常優秀，不要低估了我們的學生。”
閔樂夫說，值得慶幸，如今人們的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但不可否認的是，性教育在學校的開展仍然遭遇了重重阻力。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們對性教育的理解仍然不夠透徹和全面。
“性教育，不只包括性知識的普及，性心理的調適，性道德的建立，以及人際交往的社會化適應，自我保護能力的養成，還包括審美的形成，引導學生做俊朗、陽光的男性，做優雅、有魅力的女性。這將對他們建立幸福家庭起到重要作用，是社會文明的體現。”閔樂夫這樣解釋性教育的內涵和意義。
“性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讓你學會如何做健康、自信、快樂的男人和女人。”張玫玫說，“誰不需要這樣的教育呢?”
張玫玫發現，無論是獲得上級領導的支持，還是性教育教師對自身工作的認同，甚至是性教育的質量，往往都與說服者或操作者對性教育內涵及目的的理解呈現出“正相關”。
“還有一個需要闡釋的問題是到底應該從何時開始進行性教育。”張玫玫給出的答案是零歲。“目前很多人認爲性教育是學生應該接受的課程，因爲他們的性器官發育了，性衝動產生了，爲了控制和保健，應該接受性教育。但事實上，性教育要從人一出生就開始，在孩子開始發育之前，把基本知識的普及完成。所謂‘健康、自信和快樂的男人或女人’，要達到以下標準：健康身體健康，功能正常，人格健全;自信悅納自己的生理性徵，表現出適當的性別角色與魅力度;快樂從做男人或女人和社會交往中得到快樂，並受到歡迎。顯然，這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科學的性教育進行得越早，孩子受益越大。這樣的性教育需要持續一生。”張玫玫說。
到了實際操作中，另一個問題出現了怎樣的性教育才是科學的。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也是性教育最大的難點。
在閔樂夫看來，科學的性教育應該是“適時、適當、適度”的。
“比如，幼兒階段，要讓孩子知曉並初步認同自己的性別;國小低年級階段，也就是身體發育之前，要使用科學的名詞，讓孩子瞭解生殖器官及自我保護的方法;國小高年級時要告訴孩子，他們的身體將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國中時要引導學生正確面對生理衝動、異性交往;高中階段則可以進行價值觀、愛情觀的教育等。”張玫玫說。
“更具體地說，適時、適當和適度，還體現在細節的把握上。例如，避孕原理什麼時候講，避孕方法講不講，避孕套是否出現在課堂上;精子和卵子是怎樣相遇的，說不說，什麼時候說。這都需要科研的引導。”閔樂夫說。
“建立起科學、系統的性教育體系至關重要。”張玫玫說，“我國對適合中國特色的性教育沒有很好的研究，性教育才會遭遇質疑，說服力差。要改變這種現狀，就要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性教育體系，以及教育教學效果的評價機制，讓決策者相信開展性教育是安全的、有益的、適應社會現實和未來發展需要的。這需要研究者和一線教師的共同努力，且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還要爲教師搭建業務成長的平臺。”張玫玫認爲，性教育的複雜性要求教師不僅在背景知識和技能上佔有優勢，還要有自身人格的健全以及愛心、責任心。那些在學校裏單兵作戰的教師們渴望有交流的平臺、業務學習的機會、職稱晉級的希望。而一些教師反映的情況是，他們可以獲得的此類機會並不多，一些學術研究成果之間也觀點各異，讓人無所適從，且一些研究成果對學校教育的實際操作指導性不強、意義不大。這使得促進教師教學實踐平臺的搭建顯得格外迫切。
“要以學校平臺爲主，輻射到家庭。”閔樂夫強調，學校善於面的普及，家庭善於點的深入。家長有着親情及長期洞察孩子成長過程的優勢。學校要通過各種方式激活家庭這個重要的性教育元素，與家長形成合力。
進行性教育時，學校還要重視對社會資源的利用。閔樂夫指出，計生委、婦聯、少年宮、關工委等各個領域的資源都可以爲學校所用。
“當然，性教育慢慢走出邊緣，包括學校日常工作中的滲透、課程設置、師資、評價標準等方面的完善和體系的建立，其前提是整個教育體制的逐漸變革。”張玫玫相信，隨着素質教育的推進，觀念和意識的進步，以人爲本理念的不斷落實，教育對人擁有美好生活這一終極追求的迴歸，這個問題定會得以解決。
雖然深知這一天的到來尚需時日，但是與所有這項事業的推動者一樣，張玫玫仍然期待這一天能儘早到來。畢竟，在性教育不甚完善甚至空白的狀況下，孩子們的成長不會停滯，他們早已一茬又一茬地長大了，留下的缺撼會在日後的社會生活中顯現，成爲文明社會的不和諧之音。
鏈接 國外如何開展性教育
瑞典：作爲世界上最早開設性教育課程的國家之一，瑞典從1942年開始對7歲以上的兒童進行性教育。1966年，瑞典又嘗試通過電視實施性教育，打破了家長難以啓齒談“性”的局面。
日本：文部省出版的國小第一冊《衛生》課教科書封面就是婦女分娩的畫面。在初、高中，日本每所學校都有由專家學者組成的“協助者協會”，負責向學生提供各種性諮詢、性教育，並編寫性教育指導手冊。
美國：從國小一年級起就開始向學生傳授生育、兩性差異、性道德等知識。國中階段講得更加深入。進入高中階段講婚姻、家庭、性魅力、同性戀等知識，並向學生髮避孕套。
韓國：從2001年起，在國小、國中、高中實行每年10課時以上的義務“性教育”制。韓國的教育人力資源部幫助每個學校按類別配備擔任性教育教師。
荷蘭：兒童從6歲就開始接受性教育，父母則會在餐桌上與孩子討論這方面的話題。儘管荷蘭規定12歲以上的青少年可以合法地發生性行爲，但在歐洲國家中，荷蘭青少年未婚懷孕的比率是最低的。專家們認爲，開展早期性教育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