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次左宗棠與人在官場上的博弈，憑着這次爭鬥，左宗棠開始邁向了權力高峯。
咸豐九年夏，北京城的都察院接到一紙控狀，原來是已革職的永州總兵樊燮控告永州知府黃文琛勾結湖南巡撫幕客左宗棠圖謀陷害。同時，湖廣總督官文參劾左宗棠的奏摺也送達御覽，官文在奏摺上稱左宗棠是出名的劣幕，驕橫跋扈、把據湖南、越權干政。
官僚體系外的師爺擅權專政、陷害朝廷命官，這是官場大忌，所以咸豐皇帝很生氣，當即下旨，令官文與湖北主考官錢寶青嚴查此事，並密諭：“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當即就地正法。”
時隔不久，復有內外臣工上疏，這回都是保舉左宗棠的。一份是湖北巡撫胡林翼所奏：左宗棠纔可大用，只因爲名滿天下，所以“謗亦隨之”；另一份是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長）潘祖蔭的專折，更是極力薦舉左宗棠：“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也。宗棠爲人，秉性剛直，疾惡如仇，湖南不肖之員，不遂其私，思有以中傷之久矣。湖廣總督惑於浮言，未免有引繩批根之處。宗棠一在籍舉人，去留無足輕重，而楚南事勢關係尤大，不得不爲國家惜此才。”
封疆大吏彈劾在前，朝廷重臣保舉於後，這個左師爺該如何處置呢？
咸豐主意未定，便找御前大臣肅順商量：“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真是個人才，是不是應棄瑕錄用？”肅順說：“人才難得，自當愛惜。”他還建議皇帝再給官文寄一份密旨，附上內外臣工保薦左宗棠的奏摺，讓官文酌察情形辦理，咸豐從之。後來官文復奏，“樊燮案”與左宗棠無涉，還了左宗棠一個清白。隨後兩江總督曾國藩的保折也到了：“宗棠剛明耐苦，可大用。”
咸豐於是頒下詔書，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
至此，“樊燮告左師爺”一案徹底了結，左宗棠有驚無險，並因禍得福。其後，左宗棠平定太平天國、追剿捻軍、收復新疆、主持洋務運動，成爲晚清中興名臣。這也證明了潘祖蔭當年所言非虛：大清不可無左宗棠，殺了左某人，絕對是大清社稷的損失。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將左宗棠的命運反轉歸功於潘祖蔭等人的慧眼識才、咸豐皇帝的從善如流以及官文的手下留情呢？進而言之，從咸豐九年的左宗棠事件中，我們是不是可以說，當時的權力系統是能夠通過公開的彈劾與保舉機制，從而有效地辨析是非、識別人才的？
事情沒有這麼簡單。樊燮的控告、官文的參劾與潘祖蔭、胡林翼的保舉，只是檯面上的意見博弈，檯面下還牽涉到更爲錯綜複雜的勢力較量，“倒左”與“保左”雙方都動用了不可明言的私人關係網絡，啓動了妙不可言的隱權力機制。左宗棠最後勝出，樊燮則灰溜溜捲鋪蓋走人，除了左宗棠確是匡世之才外，更說明他的隱權力遠遠超出了對手的想象。
事情得從樊燮說起。這個鎮總兵、二品大員據說極不成器，貪贓枉法，挾優宿娼。時值多事之秋，“寇事急”（指太平天國起義），永州知府黃文琛日夜守城，樊燮則日夜酣飲狎優，不出衙門。黃文琛非常不滿，有一次乾脆帶着官印，跑到巡撫駱秉章那裏要求解任。樊燮害怕黃文琛說自己的壞話，也進省拜謁巡撫。駱秉章讓他去見師爺左宗棠，誰知見了左師爺，卻迎頭遭到一通教訓：“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汝何不然？快請安！”樊燮也不是吃素的，回敬說：“朝廷體制未定武官見師爺請安之例，武官雖輕，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宗棠大怒，將其厲聲呵斥出去。樊燮進謁，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帶着一肚子暗恨回到永州。
平心而論，左宗棠的做法的確過分了。只是當時他深得駱秉章的信任與器重，上至布政使，下至州縣牧令，均由左宗棠定奪，作威作福慣了，連湖南、湖北兩省的總督官文都不放在眼裏。時人都戲稱他爲“左都御史”，意思是說，巡撫按例不過領右副都御史銜，左宗棠的權力竟比巡撫還大。這當然是一種缺乏合法性的隱權力，師爺不過是地方行政長官的私人顧問，不領朝廷俸祿，沒有正式職權，因此師爺專擅，是爲僭越。後來官文彈劾左宗棠“越權干政”，也不是全無所本。
樊燮受辱未幾，咸豐八年年底，駱秉章趁赴京陛見之機，參了樊燮一本。回省後又委官員查實樊挪用公款等劣跡，致使樊燮被革職回籍。樊燮懷疑是左宗棠從中陷害，更是憤恨難消。此時，對左宗棠專擅早已心存不滿的湖南布政使文格極力慫恿樊燮倒打一耙。樊燮在湖廣也是頗有勢力的，他是官文圈子裏的人，與官文門丁李錦堂交情不淺，現在受了委屈，便請李打點關係，找總督大人告狀、訴苦。
官文當然要維護親信，因爲親信的私人效忠關係，通常構成了庇主的隱權力根基。於是官文暗助樊燮將控狀遞上都察院，同時親自具折參劾左宗棠。在得到御批嚴查之後，他即刻將涉案的黃文琛等人逮問，並準備捉拿左宗棠到湖北對質。
而另一邊，左宗棠的東主駱秉章也不可能見死不救，咸豐九年八月廿五日，駱秉章將樊燮妄控的情由奏明，並把查明的賬簿、公稟、樊燮親供等文件，諮送軍機處。但是，以駱秉章的身份爲左辯解，在皇帝看來，難免有護短的嫌疑，所以皇帝批覆“劣幕把持”，並對駱秉章嚴加申飭。有好事者還在左公館大門邊刷上“大字報”：“欽加劣幕銜幫辦湖南巡撫左公館”。
眼看大禍臨頭，恃才傲物的左宗棠這才慌了神。巡撫衙門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所以他決意出幕，以免累及駱秉章。他打算北上進京，一者咸豐十年是大比之年，如果撈個進士回來，哪用屈尊當什麼師爺？二來樊某人既然告到北京，我也不怕他，“願就刑部對質，一夕暴死”，這是左宗棠致信好友兼姻親胡林翼時所言，其不善鑽營的秉性，由此可見一斑。這位“左都御史”得意之時，用隱權力肆無忌憚地挑戰湖南官僚的正式權威，其實卻全然不明白隱權力的微妙效用。
胡林翼則老謀深算，深諳官場上陰陽相濟之道。當初他任湖北巡撫，朝廷忌他手握重兵，特派官文總督湖廣，暗中監視，有識之士都爲他擔慮。
但胡林翼很聰明，極力討好官文，每月給總督府送上豐厚銀兩，又讓母親認了官文寵妾爲乾女兒，從而與官文建立了非常良好的.私人關係。現在左宗棠有難，胡林翼以他多年爲官的經驗，自然曉得最爲妥善、保險的解決辦法是什麼。
胡林翼一方面致信左宗棠，設法阻止他北上。“刑部對質”的想法雖然光明磊落，卻恐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另一方面，他悄然啓動了建立在一系列私人關係網絡之上的非正式庇護機制，開始營救左宗棠。
那麼，私人關係網絡是如何環環相扣，將庇護信息從一個關係網傳遞到另一個關係網，並推動着正式保舉渠道的迅速形成呢？
如果說正式保舉渠道的標誌物是奏摺，那麼，私信與私人傳話就是非正式庇護機制的象徵。先看胡林翼寫給官文的一封私信，胡林翼先給官文燒了一炷高香：“滌帥所謂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之德大，冠絕中外百僚也。”然後請官文對左宗棠開恩：“此案樊與黃等似無好聲名，正案不敢預聞，其案外之左生，實系林翼私親，自幼相處……如此案有牽連左生之處，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係林翼一人私情，並無道理可說，惟有燒香拜佛，一意誠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
至於京城那邊，胡林翼則“輦三千金（摺合人民幣約五六十萬元）結交朝貴”，替左宗棠打點關係。出面操辦這些事情的是左宗棠的另一位好友兼親家、翰林院編修郭嵩燾。
郭嵩燾很早就從他的同鄉王闓運處獲悉皇帝密諭嚴查左宗棠的消息，知道事情非同小可，立即想到向御前大臣肅順求救。肅順權傾朝野，又非常賞識曾國藩、胡林翼等漢臣，由他出面，自然可保左宗棠無虞。郭嵩燾於是先委託同鄉王闓運代爲疏通，然後王又託其同僚、肅順親信高心夔，最後由高將“保左”的信號傳給了肅順。這個過程講述起來比較複雜，其實也說明了關係網運作的特點：一個關係網絡可以藉助某一節點，與另一個關係網絡鑲嵌起來，環環相扣，從而實現影響力半徑的拓展。
肅順答應搭救左宗棠，不過他又不想太着痕跡，引起皇帝猜疑，所以暗示郭嵩燾：“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餘方能啓齒。”那麼由誰具折呢？
外臣好辦，胡林翼以及與左宗棠也有姻親之誼，又是同鄉，極相友善的曾國藩都會保舉他。只是內臣找哪位呢？
郭嵩燾想到了一個合適的人選：與他同在南書房當值的潘祖蔭，一則自己與潘有私交，二則潘與皇帝親近，說得上話。但有一個問題：潘與左宗棠素不相識，憑什麼要保舉他？郭嵩燾考慮再三，決定計賺潘祖蔭。
郭嵩燾先將保折起草好，再帶上三百兩銀票去找潘祖蔭（這筆錢應該是胡林翼所出），見了面也不明說來意，只是拉着潘祖蔭去喝花酒。席間，他才言歸正傳，請潘具奏保人。潘詢問所保何人，郭說：“你且先別問，保折我已代爲寫好，你只要抄正遞上去就行了，我這裏有三百兩銀子爲謝。”
潘祖蔭一直很信任郭嵩燾，又見到銀票嘩啦啦響，煞是吸引人，所以也不拒絕，將銀票納入懷中，說：“我們且飲酒，再商量。”幾杯酒下肚，大家面紅耳赤，郭嵩燾趁熱打鐵，要潘祖蔭趕緊遞折。到了奏事處門外，潘問：“事已至此，必無悔理。唯所保何人，折中所言何事，必先令我知悉，否則萬一皇上問起，將何詞以對？”郭嵩燾這纔出示保折，潘祖蔭看了並無異言，於是繕寫好遞上奏事處。
這份將左宗棠個人安危與帝國命運聯繫起來的保折，對咸豐皇帝的觸動很大，促使皇帝開始考慮對左“棄瑕錄用”。後來左宗棠爲報答潘祖蔭的保舉之恩，贈給潘家一份價值連城的厚禮：道光初年出土的西周文物大盂鼎。
不過認真計較起來，所謂“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宗棠一在籍舉人，去留無足輕重，而楚南事勢關係尤大，不得不爲國家惜此才”這麼有震撼力的保薦詞，應該是出自郭嵩燾的手筆。潘祖蔭固然對薦舉左宗棠沒有異議，但若說他慧眼識英雄，恐怕也談不上。
事實上，潘鑑賞文物的眼光是一流的，但識人則有點不靠譜。有一則軼事可以證明這一點：某次潘祖蔭與衆閒談，提及某提督忠肝義膽。有人問：“此人戰績如何？”潘說：“不甚清楚。”又問：“狀貌如何？”潘又說：“沒有會過。”問話的人感到奇怪：“既然如此，你如何斷定此人忠義？”潘揭開了謎底：“他送我的鼻菸壺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錯。”
後面的事態基本上按着“保左”派的設想發展。潘祖蔭上疏後，胡林翼與曾國藩的保折也先後呈達御前。咸豐皇帝依肅順之言，將幾份保折打包發給了官文。官文一看，已知朝廷有意重用左宗棠，同時又礙於胡林翼的情面，也就不好爲難左宗棠了，遂與僚屬商量具奏結案。來自正式權力系統與個人關係網絡的雙重壓力，致使官文不得不改變了主意；而正式權力系統的壓力，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個人關係網絡的暗中推動而形成的。
回頭再來看此案，可以發現，樊燮控告左宗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一場正式權力意欲剷除隱權力的官司，但弔詭的是，博弈雙方都需要借隱權力保駕護航與推波助瀾。樊燮固然有官文暗助，左宗棠的最後勝出更是得益於他幾位姻親－胡林翼、郭嵩燾、曾國藩不遺餘力的周旋。若不是郭嵩燾耍了一個小小的花招，潘祖蔭的關鍵一疏顯然不會從天而降。
這是一場隱權力的大比拼，左宗棠儘管只是一名舉人、幕客，但他的朋友與親戚們都是勢力顯赫的朝廷重臣，當時內憂外患，朝廷離不開這些湘籍大佬們力挽狂瀾；而樊燮雖然官居二品，卻只有湖廣總督官文一人可倚仗，而官文卻只是胡林翼關係網絡的一部分。總而言之，左宗棠的人脈資源遠非樊燮能比，所以，咸豐九年的那一場公案，並未給左宗棠帶來滅頂之災，反而成了他從遊幕生涯走向封官拜相的人生轉折點。
再來對比一下同案中永州知府黃文琛的遭遇，或許將會更感慨隱權力對於個人仕途命運的強大影響力。湖北人黃文琛性子耿直，平素與左宗棠不和，但在此案中卻堅決爲左辯護，只是他缺乏左宗棠那樣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胡林翼在致官文的私信中也全然沒有眷顧他，反而說：“此案樊與黃等似無好聲名。”最後，黃文琛“微罪奪官”，與他的同僚兼對手樊燮一起捲鋪蓋走人。
這場隱權力之間的比拼其實也可以歸結爲對信息掌握程度的比拼，誰對對方的隱權力信息有更多的瞭解和掌握，誰就能更好的做出策略選擇，甚至在發現自己的隱權力完全不如對方的情況下，選擇不與對方進行博弈，以保全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