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從災荒里長成的民族，挨着一切的苦難，總像挨着天災一樣，以麻木的堅忍承受打擊，沒有招架，沒有憤怒，甚至沒有呻吟，像冬眠的蟄蟲一般，只在半死狀態中靜候着第二個春天的來臨，——這樣便是今天的中國，快捱過了第七個年頭的國難，它還準備再挨下去，直到那一天，大概一覺醒來，自然會發現勝利就在眼前。客觀上，戰爭與飢餓本也久已打成一片了，因此，愈是實質的戰鬥員，愈有捱餓的責任，不像人家最前線的人們吃得最好昨飽，我們這裏真正的餓莩恰恰就是真正的兵士。抗戰與災荒既已打成一片，抗戰期中的現象，便更酷肖荒年的現象了。照例是災情愈重，發財的愈多，結果貧窮的更加貧窮，富貴的更加富貴。照例是災情嚴重了，呼呈的聲音海外比國內更響，於是救濟的主要責任落在外人身上，而國內人士，相形之下，便愈能顯出他們那“不動心”的沉着而雍容的風度了。現在一切荒年的社會現象在抗戰中又重演一次，不過規模更大，嚴重性更深刻些罷了。但是說來奇怪，分明是痼疾愈深，危機愈大，社會表層偏要裝出一副太平影象的面孔。配合着冠冕堂皇的要人談話和報紙社評的，是一般社會情緒——今天一個畫展，明天一個堂會，“顧左右而言地”的副刊和小報一天天充斥起來，內容一天比一天軟性化。從抗戰開始以來，沒有見過今天這樣“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的景象，這不知道是肺結核患者臉上的紅暈呢，還是將死前的`迴光返照!
一部分人爲着旁人的剝削，在飢餓中生畜似的沉默着，另一部分人卻在舒適中興高采烈的粉飾着太平，這現象是叫人不能不寒心的，如果他還有一點同情心與正義感的話。然而不知道是爲了誰的體面，你還不能聲張。最可慮的是不通世故而血氣方剛的青年，面對這種事實，又將作何感想?對了怕支搖抗戰，但飢餓能抗戰嗎?粉飾飢餓就是抗戰嗎?如果抗戰是天經地義，不要忘記當年的青年，便是撐持這天經地義最有力的支柱，可見青年盲目而又不盲目，在平時他不免盲目，在非常時期他卻永遠是不盲目的。原來非常時期所需要的往往不是審慎，而勇氣，而在這上面，青年是比任何人都強的。正如當年激起抗戰怒潮的是青年，今天將要完成抗戰大業的力量，也正是這蘊藏在青年心靈中的煩躁。這不是浮動，而是活力的脈搏。
民族必需生存，抗戰必需勝利，在這最高原則之下，任何平時的軌範都是可以暫時擱置的枝節。火燒上了眉毛，就得搶救。這是一個非常時期!
從抗戰開始到今天，我們遭遇過兩個關鍵，當初要不要抗戰，是第一個關鍵，今天要不要勝利，是第二個關鍵，而第一個關鍵本來早已決定了第二個，因爲既打算抗戰，當然要勝利。但事實上目前的一切分明是朝着勝利相反的方向發展，所以可怪的，是一部分人雖然看出方向的錯誤，卻還要力持冷靜，或從一些煩瑣的立場，認爲不便聲張，不必聲張。眼看青年完成抗戰，爭取勝利的意志必須貫徹，然而沒有老年人中年人的智慧予以調節與指導，青年的力量不免浪費。萬一還有人固執起來，利用他們的地位與力量，陰止了青年意志的貫徹，那結果便更不堪設想了。時機太危急了，這不是冷靜的時候，希望老年人中年人的步調能與青年齊一，早點促成勝利的來臨!大衆的堅忍的沉默是可原諒的，因爲他們是災荒中生長的，而災荒養成了他們的麻木，有有着粉飾太平的職責的人們是可原諒的，因爲他們也有理由麻木。
可是負有領導青年責任的人們，如果過度的冷靜，也是可怕的，不這不宜冷靜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