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他，是在二十年前的一場業餘歌手比賽中。主持人報出他的名字時，我才知道，他就是我們這個地區小有名氣的歌手常雷。常雷喜歡穿黑衣，喜歡戴墨鏡，冷峻而白淨的臉，抱着一把吉他在舞臺上唱一首哈薩克族民歌，很是陶醉的樣子。於觀衆來說，這是一個神祕的歌手，因爲即便臺下一片掌聲，即便那麼多觀衆大聲喊着他的名字，他卻始終未還以觀衆一個微笑，只是重重地點一下頭，算是鞠躬，而後轉身走下臺去。
那一刻我正準備上臺，他從我身邊擦肩而過，我看了他一眼，一張沒有表情的臉，眼神隱沒在漆黑的墨鏡裏，一片空洞。我無法描繪常雷給我的第一印象，一個人的喜怒哀樂，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眼神去表達的，看不見眼神，人與人的交流溝通就困難多了。
那一年我剛工作，領到工作證後一個月，我就被單位派去參加藝術節的歌唱比賽。其實我的夢想是上音樂學院，我想做一名歌唱家，可現實讓我走進了一所國企工廠，成了一名工人。那個年代，還沒有超級女聲或者達人秀，業餘文藝愛好者的舞臺，就是每年一次的藝術節。據說紡織女工毛阿敏就是在這樣的藝術節舞臺上被伯樂找到的千里馬，所以，我們總是把這種比賽當做一次重新選擇人生的機會。
我像一隻不經世面的黃毛醜小鴨，穿着媽媽爲我縫的一件撒滿銀色梅花的白旗袍，默默地坐在後臺等候上場。那些歌手們穿着色彩絢麗的演出服，畫着濃重的妝，男的女的都像漂亮的花蝴蝶。他們相互嬉鬧調侃着，好像一點都不緊張，比賽對他們來說幾乎就是遊戲。可不是嗎？老資格的歌手，誰在乎這樣一場比賽？整個中國又出過幾個毛阿敏呢？他們只是單位派出來爲集體爭榮譽的，又沒獎金，不如在歌廳裏唱歌，還有每晚的出場費。
沒有人認識我，也沒有人搭理我，我獨自坐在化妝臺前，捧着一張節目單作反覆研究狀。其實我無所事事，又不希望被人看出孤單落寞，於是盯着節目單看，好似要從那一頁紙片上找出蝨子來。可即便有蝨子，也很快被我捉完了，於是我又拿出一把銀色音叉，準備開嗓子練聲。可是當我發出“咿呀”或者“咪嗎”的練習聲時，那些“花蝴蝶”紛紛回頭看向我，臉上一致地露出嘲諷抑或同情的表情。我想，是我打擾了他們無所顧忌的嬉鬧和遊戲，便乖乖地噤了聲，心裏卻委屈得緊。那會兒，我覺得我那顆執守着一份岌岌可危的夢想的心，撐持得既寥然，而又不知所措。
也許，那些對一切都無所謂的“花蝴蝶”們曾經也有過與我一樣的夢想，也許殘酷的現實已經讓他們從夢中醒來。可我自認爲和他們不一樣，我不在乎獎金，我也從不去歌廳唱歌賺錢，我只是熱愛歌唱，熱愛這種用歌唱去生活的方式。
就這樣沉默了片刻，聽到有人在我身側說話：能借你的音叉用一下嗎？
我把那支被我捏得汗津津的銀色音叉遞給這個穿着白色燈籠袖綢襯衣的男人，他輕道“謝謝”，然後坐在我旁邊的椅子上，開始調他那把棕色的吉他。這把音叉是我每次參加演出或者比賽時隨身攜帶的，敲擊音叉，找到一個標準音A，就可以順着音階開開嗓子喊叫幾聲，即便沒有鋼琴，也可以練聲了。
他就坐在我旁邊，低頭抱着他的吉他，不時用音叉敲一下大拇指的指甲，仔細聽那嗡嗡傳出的振動聲波，然後調整着琴絃的鬆緊度。他很專注，長而筆直的頭髮順着額頭掉落到鼻尖，瘦削白淨的臉上毫無表情。即便是此刻，他依然戴着墨鏡，一個神祕的男人。直到我聽他用稍稍沙啞的嗓音在臺前唱歌時，我才確信，他就是那個叫常雷的歌星。我早就認識他，並且聽過他唱歌，只是每次都是我在臺下的觀衆席上，而他，卻抱着吉他在高高的舞臺上。
他的歌聲並不華麗，甚至有着一絲滄桑和落寞，彷彿一頭受傷的猛獸漫步在空寂的原野裏，依然用“漫步”的方式行走，內心的絕望使他漠視周遭的一切，他只是爲靈魂而歌唱，爲即將死去而歌唱……
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收穫，那次比賽，有兩位選手並列得了金獎，常雷，以及我。當我站在頒獎臺上時，我想我那張還未完全成熟的圓臉蛋上一定綻開了燦爛的花朵。常雷在我旁邊，一如既往地面無表情，我的快樂與他冷漠的酷勁兒比起來，簡直幼稚得可笑。
那一晚演出加頒獎結束已經十點多，我抱着一隻水晶獎盃穿着白色的旗袍走在深夜街頭的樣子一定顯得不倫不類。走過大排檔，溫熱的油煎臭豆腐和炒河粉的'香味惹得我肚子“咕咕”直叫。爲了參加比賽，我晚飯都沒吃。我的聲樂老師曾經說過：飽吹餓唱！我說不清楚其中的道理，但的確有效。
排檔前略有數人，老闆娘正滿頭大汗地炒着毛蟹年糕，我有些猶豫，想要一份炒麪或者餛飩，可低頭看自己的旗袍，坐在大排檔前吃夜宵，實在有辱剛剛得來的金獎歌手的稱號。
正想轉身離開，卻聽到有人叫我：你好，喝杯啤酒嗎？
循着聲音望去，竟是常雷，戴墨鏡的歌星，正坐在一張摺疊餐桌邊，桌上是一盤醬爆田螺，還有一瓶百威啤酒。那張瘦削的臉在昏暗的路燈下竟白得透明。
我遲疑着走過去，腳下並不積極，心裏卻暗自歡喜。有人陪着一起吃夜宵，就不難堪了，況且，這個人是今晚與我共同站在領獎臺上的明星。
我要了一碗小餛飩，然後等着上桌。常雷倒了兩杯啤酒，舉起杯子說：祝賀你！我說：也該祝賀你，我們都得金獎啦！
他笑笑說：我已經參加過三次比賽，只是臉皮比較厚，這一屆藝術節以後，不準備再參加了。
我也舉杯，笑呵呵地說：那就爲你成功的告別演出乾杯！
我好像喝了不少，小餛飩上來後我也顧不得吃，只一味地覺得啤酒好喝，涼爽暢快。後來忘了是怎麼回宿舍的，只記得一路又是笑又是哭地說：我離音樂學院只一步之遙，現在我是一個工人，多好啊，做一個工人……
這麼看來，是常雷送我回去的，我想起來了，在那條通往我們廠宿舍的小路上，常雷扶着我說：來，讓我看看你的掌紋。
我攤開手心把手交給他，他站在路燈下，仔細地打量着我的手，很認真地說：你是一個好運氣的女孩，你的事業線曲折但綿長深刻，你將來會在一條少有人涉足的道路上獲得成功。你的生命線長久而坦直，你會幸福，不管有沒有成就，你生命裏終歸充滿快樂。
我抱着我的獎盃看他，昏黑的夜裏，他依然戴着墨鏡，他的手裏，也有那座水晶獎盃，和我的一樣，夜色中，我和他的胸懷裏，同樣閃爍着晶瑩的光亮。
後來，報上登出了藝術節盛況報道，有一張照片，是我和常雷託着獎盃站在臺上的合影，我傻笑着，把兩隻本來不算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條縫。常雷，卻是一臉嚴峻，眼睛前的兩框黑片，遮擋住了他所有的情緒。
自那以後，我就真的沒有看到常雷再參加過任何比賽和演出，這個喜歡在夜晚也戴墨鏡的男人消失了。我卻開始每週去音樂學院業餘進修聲樂，直到我得了市業餘歌手的金獎，我的MTV上了電視，我成了這個小城赫赫有名的歌手。儘管並不是專業的歌唱演員，但我卻似乎在求索的過程中得到了最大的快樂。直至今日，我依然記得常雷在我們得獎的那個晚上抓着我的手說過的話：你會幸福，不管有沒有成就，你生命裏終歸充滿快樂。
多年以後，某一天傍晚下班回家，走過一家音像店，聽到一個沙啞的男聲唱着一首哈薩克民歌，用一把孤獨的吉他伴奏，聲音充滿滄桑悲涼，像一頭受傷的獸獨步在空闊的原野裏。我情不自禁地循着歌聲走進音像店。
走進店堂，滿屋子的唱片擺着擁擠的迷魂陣，幾個年輕人在翻找着周杰倫。我問夥計：音響裏播放的歌是誰的？我要買這張唱片。
夥計回答我：不賣，這是我們老闆唱的，他自己刻了一個光盤。
我頓時驚詫，追問：你們老闆叫什麼名字？
夥計懶懶地回答：常雷，一個過氣歌星！
我霎時驚異，那個多年前與我同時獲得藝術節獨唱金獎的人，開了一家音像店？再問夥計：你們老闆什麼時候會到店裏來？
夥計說：老闆不會來的，二十多年前他的右眼就瞎了，左眼本來還能勉強看東西，現在也差不多失明瞭。
“爲什麼？怎麼會？”
“你不知道嗎？我們老闆在一次火災中爲了救一個小孩，被一根倒下的柱子砸在頭部，右眼瞎了，剩下受傷的左眼也幾乎看不見，要不是眼睛壞了，他早就成大歌星了……”
我想起那個夜晚，他那麼仔細地爲我看掌紋，我在酒精的麻醉下竟然一直未曾想到，戴着墨鏡的他在那麼一個漆黑的夜裏怎能看清我手掌裏縱橫交錯的生命預言？一個與我僅僅一面之交的人，一個近乎失明的人，卻給了我美好的祝福。
我站在音像店裏，耳旁沙啞而渾厚的民歌把我帶回二十年前的那個夜晚。
我從口袋裏拿出一把銀色的音叉，對夥計說：請你把這交給你們老闆，向他問好，告訴他，我爲他祝福，祝他健康，幸福！
夥計好奇地接過音叉，用力敲了一下桌子角，彷彿一羣天使飛過，嗡嗡的震波傳來，我看到一個戴着墨鏡的男人，以一臉漠然看着我，黑色鏡片，卻阻擋不住流溢而出的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