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樓上》是魯迅的作品，被收錄在小說集《彷徨》當中。下面請看小編帶來的魯迅在酒樓上賞析！
《在酒樓上》主要講述了一個“我”回鄉後來到昔日常去的小酒樓一石居時，與舊同窗呂緯甫偶遇，聽他講訴人生悲慘境遇的故事。雖然小說的內容很簡單，但是卻發人深思，給人以震撼。
魯迅在該文中一方面極力批判知識分子改革的不徹底，另一方面又努力謳歌誠和愛。
《在酒樓上》的主人公呂緯甫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曾是一個激進的革命青年，在求學時和同學們同到城隍廟去拔過神像的鬍子，還因爲激烈地爭論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但是卻因爲屢遭挫折而變得一蹶不振，不再激進，變得順從。小說對呂緯甫的命運遭際，一方面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銳地批評了他以“模模糊糊”的態度對待現實的消極情緒。魯迅是將他的這種人生態度作爲徹底反封建的對立物來加以鍼砭的。在這種鍼砭中，正寄託着魯迅對於知識分子作爲一種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
呂緯甫由於“心死”而背棄了高尚的人生境界，變得苟且偷安，混混噩噩，甚至爲了餬口而不得不違反自己的意願去教給孩子們充滿了封建毒素的《女兒經》之類的東西。這無疑是非常可悲的事。他由一個激進者而退化爲一個落荒者了，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當年在與同學爭論改革中國方法時，他若不是對自己的主張十分自信，是不至於與同學打起來的，而這“打起來”，正表明了他的激情升騰到了何等狂熱的程度，及至悲嘆“那時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他也就自然分外失望。過分的失意使他墮入頹唐。
呂緯甫雖然渾渾噩噩地度日而無力自拔，但他在思想上卻是十分清醒的，並且懷着難耐的隱痛，充滿着自責。他說：“……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到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他甚至頗爲尖刻地諷刺自己：“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下，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爲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他說的很坦誠，很符合實際，卻也很痛心。他顯然是不滿於這樣的人生的，但他的人生卻確實是一種蜂子或蒼蠅飛旋似的悲劇，然而他又不得不像蜂子或蒼蠅似的盤旋迴來。正是由於他的頭腦很清醒，對於自己這種可悲的人生有着深切的認識，這就更加深了他心靈的痛楚。小說在對呂緯甫的悲劇人生的嚴峻批判中，曉示當時的知識分子，不可重蹈他的覆轍。
可以說，呂緯甫的人生悲劇是當時相當一部分新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的真實寫照。
這篇小說的藝術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它動人地展示了主人公呂緯甫的感情世界。它的主要內容與情節是在“我”與呂緯甫的對話中展開的。這樣的藝術構思，便於表現人物之間的感情交流；又由於敘事中夾帶者抒情意味濃重的議論，感情也就袒露得更爲分明。“我”同呂緯甫在酒樓上不期而遇。舊友相聚，不免反顧往事，互通長短。呂緯甫還向“我”細細地講述了兩件小事：他說，這次他來S城的目的，一件是奉母命爲三歲時夭亡的小兄弟遷葬，另一件是，母親要他給舊時的鄰家姑娘阿順送兩朵剪絨花去。兩件事他都辦得不如意。小兄弟的墓找到了，但誰知掘開墓來一看，墓穴裏連屍骨的影子也沒有，連最難腐爛的頭髮也不見蹤影了，但他還是遷了點原處的土去埋在父親的墳地上。母親叫呂緯甫給阿順姑娘送剪絨花去的原因是，阿順小時候曾因爲羨慕別的孩子頭上戴着剪絨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捱了他父親的一頓打，後來眼眶還紅腫了兩三天的緣故。然而這次呂緯甫帶着從外省特意買來的剪絨花來找她時，她卻早已不在人間，呂緯甫便把剪絨花送給了阿順的妹妹阿昭（雖然他“實在不願意送她”）爲的是回家後好對母親說“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這兩件事都是很無聊的，“等於什麼也沒有做”，但他卻都做得很盡興。
那麼，呂緯甫爲什麼要盡心於這種“等於什麼也沒有做”的事呢？作者又爲什麼對呂緯甫在做這兩件小事時心態加以描寫呢？不錯，呂緯甫已在政治上變得頹唐了，但從他做這兩件小事的情況來看，他畢竟還是一個具有善良之心、且爲人誠懇實在的人。在遷葬的過程中，辛辛苦苦地在雪地裏忙碌了大半天，如果僅僅是爲了騙騙母親，他是無須這般一絲不苟的.，看來還是出於兄弟之情、母子之情，不這樣盡職地完成“遷葬”，他會過意不去，會留下感情的負累。送剪絨花的事亦復如此：一是爲母親，這是母親的一個心願；二是爲阿順，如他自己所言：“爲阿順，我實在還有些願意出力的意思的”因爲往昔鄰里之間親親熱熱的溫馨的記憶，呂緯甫是不能忘懷的，而且他希望這次送去剪絨花對阿順少年時代愛美之心受到打擊能有所補償。呂緯甫的心地善良、真誠待人的品質，在處理這兩件小事的過程中，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卻在大事上變得渾渾噩噩了，他對於改革社會已失去了信心，也不再追求了，他對於教《女兒經》這樣的事也採取“無乎不可”的態度了。在講完剪絨花的事之後，呂緯甫說：“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過了新年，仍舊教我的‘子曰詩去’去。“我”批評他之後，他訴說了自己的不得已：“……連算學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們不要教。……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然而同時也就滿臉通紅，“眼光卻又消沉下去了。”他感到悲哀，感到慚愧，心中有着一種無可排遣的苦楚。正因爲他是一個品質很好的青年，他的由激進變爲消極，頹唐，放棄了改革社會的高尚目標落荒而去才更令人感到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