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說明的是，所有這八種趨勢都有正負兩方面的影響，由於我們的着眼點是如何防範、消除那些影響和諧社會的失諧因素，因此我們的簡要分析可能會更多地涉及這一方面。
第一，當代科學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引領着社會的信息化、符碼化、數字化和網絡化，提供了使失諧因素被激活的結構性條件，從而更易形成社會矛盾、更易引發社會動盪。這種發展趨勢完全改變了傳統上的時空內涵和形式，在地理限制幾乎終結的同時，對時間限制的突破也達到了極致，社會事件更爲頻繁地從特定時空形式以及組織實體中抽脫出來，社會關係日益與“面對面的互動情勢”相分離。一方面，社會事件所受到的各種有形的、可見的、實體性的制約和限制，正在迅速地被弱化。另一方面，一些不可觸及的遠距離事件甚至虛擬過程卻越來越與我們的生活形成直接的牽扯。總體上看，當代社會生活更趨向迅速流變、動盪不居。我們在理論上將這種狀況描述爲“輕盈”、“靈動”、“流暢”，等等。在這種趨勢下，社會現象往往是“無形無像無痕”的，一些難以察覺的跡象可以快速擴散蔓延，發展成爲重大的社會事件，因而這一過程也更難以預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是，各種失諧因素極易得到激活，形成社會矛盾甚至導致社會動盪。
第二，當代社會“去集體化”和“去組織化”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對社會分化過程形成了更強的催化作用。今天的現代性已經遠遠超越了以大規模集體行動和大型組織過程來鍛造歷史的那個偉大時期。從許多方面看，這促使社會內部的分離趨勢得到了明顯增強。正如一些社會學家認爲的，這種變化一方面爲“個人自由、自我實現、民主化、去中心化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減少了工作場所和社會中的等級制度”，但同時，企業“規模不斷壓縮、長期僱員不斷裁減”、“勞動力的使用變得隨機化，社會分化也會逐步加深”。在中國，自改革以來，社會組織模式的改造和重組在迅速發展，與此同時，“去集體化”、“去組織化”在近30年中也一直在持續。儘管這種“去集體化”、“去組織化”既是現代性的必然趨勢，也是我國社會改革的一種必經過程，但在客觀上，這一趨勢畢竟在許多方面造成了個人與集體和組織的分離，助推了社會的離散趨勢，從而對社會的矛盾和衝突起了較強的增效作用。
第三，勞動與資本的傳統關係的破裂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的兩極化趨勢，導致了新的二元化現象。資本的自由度在全球範圍達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勞動的束縛度卻由於多種因素而有增無減。因此，資本的自由化與勞動的屈服，顛覆了古典現代性時期形成的相互依賴關係，這對於傳統的勞資盟約造成了極大的動搖。同時，由於資本對勞動的僱傭越來越趨於流動性、臨時性和隨機性，勞動的自我組織性也因之大大被削弱了，在與資本的對峙過程中，勞動的協商、抗議和抵制能力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喪失。在中國，這一過程表現得更爲突出。由於勞動的過剩供給在一個較長時期中仍將持續，同時，勞動對資本的依賴遠遠超過了資本對勞動的需求，使得勞動要素對資本的吸引力進一步下降，也使得資本的`“違約”更加頻繁，勞資關係因而也更容易出現緊張和激化，甚至造成相互對峙的局面。更重要的在於，由於資本越來越多地依賴於抽象的非物質性勞動過程(如思想、符號以及象徵和意義系統)來獲得高額利潤，這種情形直接導致了勞動世界本身的兩極分化。出現在高新產業與下游產業、核心技術部門與邊緣生產部門、高級白領與熟練工人、穩定就業與臨時就業等等區分，典型地表現了勞動本身的深刻裂痕，也表現了新一輪的社會二元化趨勢。
第四，有形勞動的社會地位急劇下滑，失去了過去的軸心地位，形成了社會分層的消極動力。社會勞動體系的輕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成爲了一種基本趨向，這種體系性變化對有形勞動產生了很強的排斥力。有形勞動傳統社會地位的喪失帶來了諸多的負面影響，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社會弱勢羣體的形成和固化。在我國，這一趨勢的發展特別體現在傳統工業和農業的衰落過程。這些行業對於信息化、符碼化、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技術發展趨勢的接受能力和適應能力都十分有限，因而其從業羣體及人員基本上可以說是“經濟體系中最爲廉價、最可變更、最可任意處理的部分”。這些羣體和人員在社會勞動體系中的弱勢地位是根本性的，這種弱勢地位會繼續對他們的其他社會地位帶來傳導性影響，最終形成了他們在社會分層、收入分配、資源和機會佔有等方面的被動處境。當然，合理的政治、政策和制度安排能夠使這一過程產生的矛盾得到改善或者緩解，反之，則會使這類矛盾進一步惡化。從目前看，上述弱勢羣體在就業、教育、社會流動、福利和保障方面都處於極爲不利的處境，其弱勢地位在不斷地被固化，從而進一步成爲遠離主流社會的邊緣化部分。
第五，經濟活動性質的轉變使社會風險不斷擴大和加深，對經濟與社會的安全基礎都形成了極大的銷蝕。這一點尤其表現在虛擬經濟的膨脹與升級。2000年底全球虛擬經濟的總量已達160萬億美元，而當年各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只有約30萬億美元，即虛擬經濟的規模已達實體經濟的5倍。全世界虛擬資本日平均流動量高達1.5萬億美元以上，大約是世界日平均實際貿易額的50倍。而且，電子商務、電子貨幣的發展及套利行爲的普遍化仍在推動虛擬經濟規模的繼續膨脹。這種趨勢對經濟安全與社會安全都有很大的影響。一方面，虛擬經濟使資本與勞動的相互依賴關係更爲弱化，其所造成的趨勢使資本的食利性、寄生性更爲凸顯和普遍化，這對整個社會生活和價值體系的負面影響是空前的。另一方面，由於虛擬資本的超時空轉移、支付和兌換，使不同形態資本的運作進一步脫離了有形轉移的限制，這就使得虛擬經濟本身具有的不確定性、波動性極易發展爲失控，從而使經濟和社會風險轉變爲事實。
第六，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所帶來的雙重社會壓力，使得社會矛盾的根源更爲深刻、表現更爲複雜。在古典階段，社會分配的核心問題主要集中在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方面，在後古典階段，社會分配的重心則轉移到了對於風險的分配。財富分配的壓力逐漸讓位於風險分配的壓力，是西方現代性經歷的一種演變進程。正如有的社會學家所指出的:“古典現代性階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級現代性階段的理想則是安全”。藉助這樣的比較，可以看出現代性在我國社會的一種特殊情勢，即古典階段的社會問題與後古典階段的社會問題的複雜扭結與重疊，這迫使我們目前不得不同時面對着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的雙重社會壓力。對後一種社會壓力，我們的關注和研究還遠遠不能適應社會風險化趨勢的迅速發展，這造成了在社會福利、保障、保險的理解和對策方面的侷限性。我們認爲，對於我國所面對的這種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的雙重社會壓力加強認識和研究，建立起關於社會分配的內涵和性質的動態性觀念，將在很大程度上扭轉社會福利、保障、保險的研究中存在的不適應，能夠使我們提供的政策和對策建議更爲積極、現實和具有預見性。
第七，生活世界與系統世界的不平衡關係爲世俗事物的神聖化添加了助力，對社會信念和價值觀造成了深度腐蝕。我們已經看到，社會生活中神聖事物的世俗化和世俗事物的神聖化趨向，也即“神聖與世俗的置換替補”的趨向，越來越明顯。以往的市井俗物反而顯示出自己吸引力，不斷填補着失去舊神聖後出現的空缺，形成了一場新的造神運動。世俗事物的神聖化成爲了一種主導性趨勢。這種價值替代和神聖重建趨勢的發展，對人們的主觀心理和日常行爲都造成了更爲深刻的影響。在我國，相對於市場化經濟和國家行政這兩大系統對社會生活世界的滲透趨強，第三部門即社會領域自身的發展明顯滯後，導致了生活世界本身具有的共同意義和價值的建塑功能嚴重萎縮。生活世界與系統世界的這種失衡，使得對神聖事物魅力的祛除再度升級，並助推了新一輪的世俗事物的神聖化。在社會生活中，人們逐漸習慣於用利益博弈模式來理解和處理人際關係，而疏於培育價值認同、相互信任、資源共享的意願和能力，因而公共精神和分享生活的興趣日益流失，這對於社會合作過程權利義務的履行都形成了破壞性影響。而且，由於對特定現象或事物的價值評價越來越帶有明顯的實用性、隨機性和流變性特徵，如果理想與現實、崇高與實用、道德與功利、未來可能與當下兌現的追求面對分裂和對峙，需要在兩者之間作出取捨，那麼人們往往選擇後者比選擇前者更容易。
第八，社會中的傳統性與現代性、古典現代性與現時現代性、舊式現代性與新型現代性，以及全球變遷與本土社會轉型。各種因素和傳統之間的關係更加盤根錯節，這種影響仍在不斷助推社會生活中的一些複雜症候。如社會生活體系中的“錯位”；生活性狀的“只要暫時、不求永久”；社會關係的“弱結合”趨勢；政治型塑力量的轉變，等等。
這些代表性的趨勢，就是當代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深刻時代背景和它必須認真應對的問題。
社會實踐的結構性鉅變，造成了當代社會的不同於過去的特點、構架，造成了舊式現代性的衰落、新型現代性的興起，更使得現代社會和諧的“問題性”方面突了出來，具有了新的時代含義。
第一，這種結構性鉅變，造成了當代社會的不同於過去的特點。社會學家們對此作了種種的描述:法國的理論家提到“不穩定性”，德國的理論家提到“不可靠性”和“風險社會”，意大利的理論家提到“不確切性”，英國的理論家提到“不安全性”——但是所有這些，都考慮到了在全世界、以各種形式、在不同名義下經歷的人類困境這一相同的方面。與此類似，我們中國理論家則常常提到“非協調性”、“突發性”等。這些特點告訴我們，當代社會和諧不同於傳統和諧之處，是與世界性的人類困境聯繫在一起的。
第二，這種結構性鉅變，也造成了當代社會不同於過去的構架。古典現代階段的社會實踐過程有其特定的構架，表現出一種剛性而固定的結構特性，社會的各個領域曾經邊界分明、線條清晰，當時社會的利益結構、關係結構、權力結構，以及階級和階層、羣體和組織、行業或部門，還有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等，都顯露出這一剛性而固定的特性。而今我們發現，這種傳統的結構特性正在被銷蝕，社會實踐的各個結構領域越來越流變、柔軟並具有彈性，它們自身的中心、邊界和等級不斷地擴展、收縮和相互交疊。在這些變化着的結構領域之間的地帶，大致分辨得出一些若隱若現的網域在不停地形成和消失。以往實踐過程中築成起了一個個停靠點，似乎正在一點點地被溶解掉。
第三，這種結構性鉅變，還造成了舊式現代性的衰落、新型現代性的興起。20世紀後期、特別是80年代末以來，古典時代的舊式現代性揮別了過去的輝煌，走向衰落，表現之一是它的兩難困境、它的不可克服的鴻溝依然隨處可見:富裕與貧困、發達與落後、繁華與凋敝、興盛與破敗等等。在這組巨壑匯成的背景之下，凸顯出了對和諧的追求——這是古典現代性留給我們的未竟之業，也凸顯出了“構建和諧”的時代意涵——這是一個需要付出持續的艱鉅努力才能達到的目標。這也標誌着以克服舊式現代性缺陷爲己任、以和諧協調爲標誌的新型現代性的不可抑制的興起。
在當代中國，社會改革不斷推動着社會轉型的提速，生活本身、社會實踐活動的方方面面——活動方式、交往方式等等，都經歷了急劇變遷，目前也走進了一個新的轉折期。這個偉大的、充滿生機的、既取得前所未有社會進步又付出沉重社會代價的過程，使我們能夠從經驗上更直接地體驗到上述“社會實踐的結構性鉅變”和它具有的兩種力量，體驗到我們必須面對社會實踐發生了並且正在發生着結構性鉅變的社會，也體驗到社會矛盾多發期活躍期的必然性、構建和諧社會的艱鉅性，以及採取建設性態度加以積極對待的必要性。
學者的學術責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學者的根本責任是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而不是相反。學者的社會責任之一，是推進健康的社會心態和思潮，引導不甚健康的社會心態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東西。這樣的迎合，可以取得廉價的讚美，可以熱鬧一陣，但是經不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如果這樣做，那是學者的悲哀。我的一位朋友說得好:學者不能只解構不建構，只務虛不務實，只求異不求真。學者也不能像“憤青”那樣行事，不能把自己降低爲“憤青”。單純的發泄，於事無補，只會於事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