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之名——讀《中國英詩漢譯史論》有感
正如《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中所論述的那樣，翻譯的歷史真-相需要有人展開，翻譯工作者需要通過了解翻譯史提高自己的理論修養，翻譯方面的教師需要了解翻譯史以教導學生，我們在橫向學習西方翻譯理論的同時，也需要縱向地繼承本國的翻譯精髓。從早期的零散的譯介，經發展初具規模化，以至後來的譯詩數量、質量上的飛躍，從文言體的選用發展到譯語的全面白話化，英詩漢譯在中國已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對這期間的翻譯活動進行系統性地梳理，意義重大。《中國英詩漢譯史論》(1937年以前部分)以全面的視角重構了1937年以前中國翻譯界的狀況，值得一讀。
詩是“形”與“質”的統一體，“形”即形式，包括語言、韻律、節奏等方面的內容，“質”指詩歌所傳達出來的意蘊、精神。因此，在具體的譯詩過程中，人們關注的問題也就落在了這兩點上，即“形”的構建與“質”的傳遞。中西詩歌有兩套截然不同的詩形體系，如何達到“形”的`生動傳譯，一直是困擾衆譯家的難題，就中國詩歌形式而言，詩體形式的演變具體經歷瞭如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詩經》中的四言詩。如：關關雎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第二階段：春秋戰國時期的騷體。最具代表性的是屈原的《離騷》。如：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第三階段：漢的賦體。比如《上邪》中的“山無棱，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第四階段：隋唐的五言、七律。如楊炯《從軍行》中的：“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第五階段：兩宋時期的宋詞。如李清照《聲聲慢》中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
第六階段：金、元的曲體。如張養浩的《山坡羊·潼關懷古》中的“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上述這些詩歌形式，都在後來衆譯家的譯詩中不同程度地被套用。但是這些譯詩在新文化運動開始以後卻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質疑。因爲英語詩歌多形式自由，而選用上述古體形式中國詩味太濃，不足以傳譯這種形式自由的異域詩歌。因而，這個時期的衆譯家都在尋求一種新的詩路，採用白話詩進行傳譯。詩體解放的結果是過於放縱、散漫的詩體，有些看來甚至更多的像是散文，然而詩與散文是有區別的，“詩是一種最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樣式，它飽含着豐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來表現，而且在精煉與和諧的程度上，特別是在節奏的鮮明上，它的語言有別於散文的語言。”這個定義性的說明，概括了詩歌的幾個基本特點：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飽含豐富的思想感情;第三，豐富的想象、聯想和幻想;第四，語言具有音樂美。譯詩同樣是詩，也要符合這些詩學特點才能算得上好的譯詩。然而由於中西文化差異，譯文與原文之間無法取得完全的對等，受這種差異的影響，譯者必須做出取捨，或使用歸化翻譯策略，藉助中國固有的意象完成詩體構建，讓作者接近讀者，使譯文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抑或使用異化翻譯策略，保留原文的特點，讓讀者接近作者，這都需要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做出抉擇。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正處於一個社會動盪的危機時代，隨着中國大門被打開，民族危機加深，衆多的仁人志士都在努力探尋着救國之路，翻譯外國文學是他們藉助的方式之一。他們試圖通過文學這一道路來喚醒麻木的中國民衆，因而那一時期的翻譯詩歌受意識形態的影響較多，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往往會憑空增添許多意象，以達到其啓迪民智之目的，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來說，是合情合理的。若旨在介紹外國文學以豐富主體文學體系，這種過於歸化式的翻譯策略的力量似乎微不足道，既然是翻譯介紹外國的文學作品以豐富主體文化體系，似乎應該更多地遵循異化式翻譯策略，從詩學觀的角度多作考慮，考慮怎樣更多地將異域文化因子引入。
但不管怎樣，以詩之名，或弘揚政治精神，或抒發個人情感，無論是從意識形態角度着眼，還是從詩學觀的維度出發，都有它特定的價值與意義，我們不能武斷地評價兩種形式的優劣。在這篇讀感臨近尾聲時，我想借用席慕容詩集《以詩之名》中的一小段，表達自己對詩的看法。
薄薄的一頁，瘦瘦的幾行，
不需要衣衫，不畏凍餓，
就可以自己奔跑到野外，
甚至只要有幾句，寫到誰的心裏面去了，
就可以從商周到隋唐，
一直活到所謂的當代。
也許，真正能流傳下去的好詩，是寫到我們心裏去了的那最真摯的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