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漢賦之雕琢鋪張，膚廓無真意，而始終如詩、騷一樣以情意之表抒創作的中心。這樣它就在實際上開創的中古詩才情並重，以氣馭才，以才達氣的優秀傳統。
首先是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篇》說： “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採，亦云周備，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又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採而推，兩漢之作乎?”劉勰說，西漢成帝時曾編選了當時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這些作品裏並沒有五言詩。可是他又說，現在傳下來的這一組非常好的古詩，有人說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則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西漢景帝時的人，傅毅是東漢明帝、章帝時的人。現在我們先來討論枚乘，等一下再說傅毅。大家知道，景帝的時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時代的枚乘寫出了這麼多這麼好的五言詩，那麼成帝時代編選作品時怎麼會不選這些詩呢?這已經是一個問題。但認爲這些詩裏有枚乘作品的，還有徐陵。他編的《玉臺新詠》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詩，其中有八首在《古詩十九首》之內。然而，劉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蕭統都是南北朝時代的人，以《昭明文選》、《文心雕龍》和《玉臺新詠》這三部書相比較，《玉臺新詠》成書年代最晚。 《昭明文選》選了這一組詩，標爲“古詩十九首”，說明蕭統當時不知道它們的作者； 《文心雕龍》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說明劉勰也不敢確指枚乘就是這些詩的作者；那麼徐比他們的年代稍晚，怎麼反而能夠確定枚乘是它們的作者呢?更何況，徐陵編書的態度是比較不認真的，因此他的說法並不可信。其實，比他們年代更早的，還有陸機。陸機曾寫過十四首擬古詩，其中有一部分所擬的就是徐陵認爲是枚乘所寫的那些作品。但陸機只說是擬古詩，卻沒有說是擬枚乘。這也可以證明，在陸機的時代，人們也不以爲這些古詩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鍾嶸《詩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種看法。他說： “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幹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謂“曹王”，指的是建安時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們看，現在已經有了好幾個可能的作者了。一個是西漢景帝時的枚乘，一個是東漢明帝、章帝時代的傅毅，一個是東漢獻帝建安時代的曹王等人。劉勰說《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與《漢書》的作者班固同時，但《漢書·藝文志》裏並沒有記載他寫過五言詩之類的作品。而且傅毅與班固齊名， 《詩品序》中曾批評班固的《詠史》“質木無文”，那麼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寫出如此諧美的五言詩作品，因此傅毅之說也是不可信的。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說法是否可信呢?我以爲也不可信，因爲《古詩十九首》與建安曹王作品的風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對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詩都有所評論，卻從來沒有提到過他們之中有哪一個人寫過這麼好的十九首詩。
給《昭明文選》作註解的`李善說得比較謹慎。他說：“並雲古詩，蓋不知作者，或雲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車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所謂“辭兼東都”是說，這十九首詩中應該兼有東漢的作品。爲什麼這樣說呢?因爲西漢建都長安，東漢建都洛陽，“上東門”是洛陽的城門，“宛與洛”也是指洛陽一帶地方。只有在東漢的時代，洛陽才這樣繁華興旺。李善並沒有否定詩中有西漢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詩中可能兼有東漢的作品，所以說這種說法是比較謹慎的。於是後人因此又有了“詞兼兩漢”的說法，認爲《古詩十九首》中既有西漢的作品，也有東漢的作品。這種說法，表面上看起來雖然很通達，其實也不能夠成立。
最後，我還要強調一個問題：在一般選本中，對《古詩十九首》往往只選其中的幾首，但如果你要想真正瞭解《古詩十九首》，真正得到詩中那種溫厚纏綿的感受，只讀幾首是不夠的，必須把它們全部讀下來。因爲這十九首詩在風格和內容上雖然有一致性，實際上又各有各的特點。如果你會吟誦的方法，那就更好。吟誦，是中國舊詩傳統中的一個特色。我以爲，它是深入瞭解舊詩語言的一個很好的方法，因爲它能夠培養出在感發和聯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
總結：當你用吟誦的調子來反覆讀這十九首詩的時候，你就會“涵泳其間”，也就是說，你會像魚遊在水裏一樣，被它的那種情調氣氛整個兒地包圍起來，從而就會有更深的理解和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