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軍行》是漢代樂府《平調曲》名，內容多數寫軍人的戰鬥生活。唐代以來，王昌齡等都有以此爲名的詩篇流傳，表達一種士子從戎，征戰邊庭的過程和心情，。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從軍行其一王昌齡賞析，跟着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原文】
從軍行（其一）
王昌齡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上海風秋。
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賞析】
這一首，刻畫了邊疆戍卒懷鄉思親的深摯感情。
這首詩，筆法簡潔而富蘊意，寫法上很有特色。詩人巧妙地處理了敘事與抒情的關係。前三句敘事，描寫環境，採用了層層深入、反覆渲染的手法，創造氣氛，爲第四句抒情做鋪墊，突出了抒情句的地位，使抒情句顯得格外警拔有力。“烽火城西”，一下子就點明瞭這是在青海烽火城西的瞭望臺上。荒寂的原野，四顧蒼茫，只有這座百尺高樓，這種環境很容易引起人的寂寞之感。時令正值秋季，涼氣侵人，正是遊子思親、思婦念遠的季節。時間又逢黃昏，“雞棲於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詩經·王風·君子于役》）這樣的時間常常觸發人們思念於役在外的親人。而此時此刻，久戍不歸的徵人恰恰“獨坐”在孤零零的戍樓上。天地悠悠，牢落無偶，思親之情正隨着青海湖方向吹來的陣陣秋風任意翻騰。上面所描寫的，都是通過視覺所看到的環境，沒有聲音，還缺乏立體感。接着詩人寫道：“更吹羌笛關山月”。在寂寥的環境中，傳來了陣陣嗚嗚咽咽的笛聲，就象親人在呼喚，又象是遊子的嘆息。這縷縷笛聲，恰似一根導火線，使邊塞徵人積鬱在心中的思親感情，再也控制不住，終於來了個大爆發，引出了詩的最後一句。這一縷笛聲，對於“獨坐”在孤樓之上的聞笛人來說是景，但這景又飽含着吹笛人所抒發的情，使環境更具體、內容更豐富了。詩人用這亦情亦景的句子，不露痕跡，完成了由景入情的轉折過渡，何等巧妙、何等自然！
在表現徵人思想活動方面，詩人運筆十分委婉曲折。環境氛圍已經造成，爲抒情鋪平墊穩，然後水到渠成，直接描寫邊人的.心理“無那金閨萬里愁”的心情。作者所要表現的是徵人思念親人、懷戀鄉土的感情，但不直接寫出，而是從深閨妻子的萬里愁懷反映出來。而實際情形也是如此；妻子無法消除的思念，正是徵人思歸又不能歸的結果。這一曲筆，把徵人和思婦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就全篇而言，這一句如畫龍點睛，立刻使全詩神韻飛騰，而更具動人的力量。
【詩人簡介】
一、王昌齡之生年
關於王昌齡的生年，由於資料甚少，今學者中有諸多說法。聞一多在其《唐詩大系》中，推測王昌齡的生年在公元698年，其根據未有陳述。譚優學《王昌齡行年考》從聞一多之說，未有新論。傅璇琮《王昌齡事蹟考略》沿襲其說，推測出生年爲公元690年。有胡問濤《王昌齡年譜詩系》中認爲生年爲公元692年。後蔣長棟《王昌齡評傳》在譚、傅二人推論中推出生年應在公元695年。
以上諸家對王昌齡的生年均有考證，關於王昌齡的生年，從他自己的作品中尋求內證。
王維在《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中稱昌齡爲“江寧大兄”，王維生於公元701年，則王昌齡生年早於王維，應在公元701年前。王昌齡有詩《代扶風主人答》，詩中先有描述自己西北邊塞從軍之行，從邊塞歸來，抱負未展，鬱郁不得志，後詩人借扶風主人之口勸慰，“少年與運會，何事發悲端。天子初封禪，賢良發羽翰。”《舊唐書·玄宗本紀》記載，玄宗封禪在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冬，“初封禪”應在此後不久的公元726年間。此時，詩人剛從邊塞歸來，被主人稱之爲“少年”，這時他年齡應在二十至三十歲之間。若是生於公元690年或692年，此時已有三十多歲，若生於公元698年，當時則有二十八歲，稱少年尚且合適。
又有王昌齡有詩《宿灞上寄侍御璵弟》：“孤城海門月，萬里流光帶。不應百尺鬆，空老鐘山靄。”該詩作於天寶二年（公元743年），此時詩人年近五十，再加上詩人年少家窮，身體不佳，年過半百早已白髮蒼蒼，與詩中的“空老”也極爲相符。
再有聞一多在《岑嘉州系年考證》中提到，岑參作詩《送王大昌齡赴江寧》送王昌齡，該詩作於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對酒寂不語，悵然悲送君。明時未得用，白首徒攻文。”詩中有“白首”二字，或見當時詩人年紀不小。昌齡生於公元698年，此時已有四十二歲，年近半在，說“白首”亦合適。然傅璇琮《王昌齡事蹟新探》一改舊日之說，認爲岑參詩中所說“明時未得用，白首徒攻文”，只是一種設喻，說生逢明時未能得用，那就即使白首攻文，也是徒然。傅先生認爲以“白首”證其生年並不嚴謹準確，因此，對王昌齡生年的推斷大致可以確定在公元698—公元701年之間。
二、王昌齡之籍貫
關於王昌齡的籍貫，歷來說法有三：
“京兆王昌齡”見《舊唐書·文苑傳》卷一九〇與《全唐詩》卷一四〇。
“太原王昌齡”見《唐才子傳》與《河嶽英靈集》。
“昌齡字少伯，江寧人”見《新唐書·文苑傳》卷二〇三、《唐詩紀事》、《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唐詩品彙》。
史料對王昌齡記載並不詳細，關於其籍貫且多有出處。今人根據史料多有研究，尚未有一定論。分析諸家之說後，可以認爲“江寧”只是王昌齡官諡，既不是其郡望，也不是其籍貫。這一說法，現在研究者中多數贊同。
“太原王昌齡”之說，胡問濤先生否認了太原是其籍貫的說法。胡問濤先生在《王昌齡年譜詩系》中指出：《河嶽英靈集》提到‘太原王昌齡、魯國儲光義’云云，均不指籍貫。且認爲昌齡是客居在太原，《洛陽尉劉晏與府椽諸公差集天宮寺岸道上人房》：‘舊居太行北’，係指客居幷州（山西太原）、潞州（山西長治）而言。” 胡先生否認了王昌齡太原人之說，認爲詩中一個“舊”字，是詩人在客居他鄉時對過去的追憶。與王昌齡同一時期的殷璠在其《河嶽英靈集》中記載是“太原王昌齡”，譚優學在《王昌齡行年考》中認爲，殷璠是不會將王昌齡這樣著名詩人的郡望寫錯，而且譚先生指出在當時是有用郡望作爲稱呼的習慣。蔣長棟先生在《王昌齡籍貫郡望辨》中認爲，“舊居”之“舊”，當“舊”到王昌齡父祖之輩或更爲久遠的歲月，因而也認爲“太原”是王昌齡的郡望。但這一說法同樣遭到了否定。
《唐才子傳校注·王昌齡》中否定了“太原似亦非其郡望”一說，依據爲王昌齡在詩《宿灞上寄侍御璵弟》中提到的侍御弟王璵，昌齡與王璵屬一房，因爲在《舊唐書·王璵傳》以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王璵爲琅琊望族，王昌齡“當亦同此”。這個觀點同樣也遭到了質疑。傅先生論證時有舉出一佐證：唐人傳奇的《博異志》有稱：“琅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博異志》畢竟爲“傳奇”，作爲史料證據，其可信度遠不足殷璠在《河嶽英靈集》中的記載，此其一。其二，王昌齡與王璵是否有關，這點史料記載無多，沒有確信的證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記載，王璵乃琅琊望族，身出豪門貴族，王璵父王紹，記載中只有璵一子，王昌齡若系王紹所生，作爲朝庭命官，他也是不應該被遺漏。王璵的祖父王仲連、曾祖父王寵、高祖父王羲，也無法證明出與王昌齡的祖父同屬一房而且，如《鄭縣宿陶發大公館中贈馮六元二》：“本家藍溪下，非爲漁戈故。無何窮困耕，且欲馳永路。”王昌齡在詩中曾多次提及家境貧寒，與王璵的家境相差甚遠。因此，王昌齡與王璵是親兄弟的可能甚微。
再回看《宿灞上寄侍御璵弟》，這首詩作於公元734年，詩人任職江寧丞間，因公事暫入長安，而此時的王璵已是身居要職。詩人才高位低，字裏行間不乏在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借古諷今，直言無忌，他爲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仕途晉升，而攀附權貴，尋族認親，與王璵稱兄道弟，這在門第之風依然盛行的唐代，並不少見。
王昌齡籍貫，應爲京兆長安，這在他的詩中多次有證：《鄭縣陶太公館中贈馮六、元二》“本家藍溪下”，藍溪即是灞水。《別李浦之京》“故園進在灞陵西”；《灞上閒居》“鴻都有歸客，偃臥滋陽村”；《獨遊》“時從灞陵下，隨釣往南澗”；《題灞池》“腰鐮欲何之，東園刈秋韭”。《水經注·渭水注》：“霸水又左合滻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者也，是謂之霸上。”在王昌齡的詩中“灞水”、“灞陵”、“灞上”、“灞池”多次出現，而且每次出現都會是具體的一個點，可以推測出王昌齡的家鄉應是在長安東南灞陵以西灞水以北的滋陽村，因此籍貫應爲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