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插隊時，鄰家姑娘總幫我們做針線。她話不多，手巧，全村婦女繡枕頭、綴襪底，幾乎都用她出的花樣。姑娘常年戴一副素淨的套袖，顯得勤快、幹練。
不久，她也送給我一副花細布套袖，告訴我說，戴上它，省衣服。我沒有省衣服的概念，戴上後只覺得多了一層從姑娘身上感覺過的那種氣質。另外，冬春兩季，冀中平原多風，有了套袖，黃風就灌不進袖筒了。
我戴着套袖趕集，買菜籽、鹼面；戴着套袖去公社參加“三夏”動員會；戴着套袖起豬圈，推碾子，摘棉花，下山藥窖，燙四十個人吃的棒子麪……
我回城了。要辦各種手續，戴着那副套袖東奔西跑，在各種紙片上蓋過二十多枚公章。後來手續辦完了，我的花套袖就沒了。它丟得很自然，不知不覺。
以後，在熟悉而又陌生的環境裏，我又見過很多戴套袖的人：精細嚴謹的銀行出納；結實、果敢的賣肉師傅；託兒所阿姨、傳達室老伯、印刷廠撿字工、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工作的需要呵，我想。
我沒有想過我那副花套袖。
四年前的一個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韓映山同志囑我帶封信給孫犁老師。我臉上竟顯出了難色，我怕見大作家，儘管他的優美篇章有些我幾乎可以背誦。我還聽人說過，孫犁的房間高大幽暗，人也很嚴厲，少言寡語。連他養的鳥在籠子裏叫得都不順暢。向我介紹孫犁的同志很注意細節的渲染，而細節是最能給人以印象的。我怎麼也忘不掉這點：連孫犁的鳥都怕孫犁。
韓映山同志似看出我的心思，指着他家鏡框裏孫犁的照片說：“孫犁同志……你見面就知道了。”
我帶了信，由百花文藝出版社李克明同志陪同，終於走進了孫犁老師的“高牆大院”。這是一座早已失卻了規矩和章法的大院，孫犁老師曾在文章裏多次提及，並詳細描述過它的衰敗經過。如今各種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裏自由地起伏着，稍顯平整的一塊地，一戶人家還種了一小片黃豆。
那天黃豆剛剛收過，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裏聚精會神地撿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側面，就猜出了那是誰。
看見李克明同志和我，他站起來，把手裏的黃豆亮給我們，微笑着說：“別人收了豆子，剩下幾粒不要了。我撿起來，可以給花施肥。丟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溫厚，語調宏亮，夾雜着淡淡的鄉音。說話時眼睛很少朝你直視，你卻時時感覺到他的關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褲，當他騰出手來和我握手時，我發現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
他引我們進屋，高聲詢問我寫作、工作情況。我很快就如釋重負。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會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給了我一種親近感。
我再次見到孫犁老師，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還颳着風。他剛裁出一沓沓粉連紙，和保姆準備糊窗縫。見我進屋，孫犁老師迎過來說：“鐵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見老？我這兩年老得特別快。”
“您是見老。”我說。
也許是門外的風、房間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縫用的粉連紙加強了我這種印象。但我說完很後悔，我不該迎合老人去證實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發現，孫犁老師兩隻襖袖上，仍舊套着一副乾淨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顏色是凝重的，但人卻洋溢着一種幹練的活力，一種不願停下手、時刻準備工作的情緒。受了這種情緒的感染，我更後悔剛纔自己的失口。
前年春天，我又見孫犁老師，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沒撿豆粒，也沒糊窗縫，正坐在寫字檯前。桌面攤開着紙和筆，大約是在寫作。看見我們，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還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見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興，隨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卻並沒有摘去套袖的意思。這次我才意識到，戴套袖並不是老人的臨時“武裝”。我也纔想起我有過的那副花細布套袖。在那些年裏，一副花套袖也曾武裝過我的雙臂。我一時忘卻了客人們的談論，思想起冀中平原的一切。
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聯繫着什麼，我說不清。聯繫着質樸、節儉？聯繫着勤勞、創造和開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沒有問過孫犁老師爲什麼總戴着套袖。也許，他也會說是爲了愛護衣服，就像村裏那位鄰家姑娘告訴過我的那樣。但我深信。孫犁老師珍愛的不僅僅是衣服。不然，爲什麼一位山裏老人的靛藍衣褲，就能引他寫出《山地回憶》那樣的名篇？儘管《山地回憶》裏的一切和套袖並無聯繫，但它聯繫着織布，買布。作家沒有忘記，戰爭年代山裏一個單純、善良的女孩子爲他縫過一雙結實的布襪子。然而作家更珍愛的，是那女孩子爲縫製襪子所付出的真誠勞動和在這勞動中傾注的難以估價的感情，傾注的中華民族樂觀向上、堅韌不拔的天性。是這種感情和天性，滋養着作家的心靈。
正月已近。“正月裏來是新春”，春天是開拓、創造的季節。夜深人靜時，我又想起孫犁老師的套袖。我彷彿看到他又坐在那張靠窗的舊桌前，雙臂戴着那整潔的青色套袖，開始伏案寫作，領略文學這平凡而又複雜的勞動中的喜怒哀樂。
春天永遠屬於勤勞、質樸、潛心創造着的人。
春天離珍惜她的人最近。
1984年1月
（1991年百花文藝出版社《草戒指》）
賞析
套袖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經常可以見到的，也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的。然而，通過一副套袖竟寫出一位著名作家的創作與生活，寫出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情感世界，卻是讀者所始料不及的。
孫犁在當代文壇上堪稱泰斗式的大作家了，關於他的生平，他的爲人與爲文，已經有不知多少人寫過。鐵凝作爲一位新時期的青年作家要來寫孫犁，她將如何着筆呢？“向我介紹孫犁的同志很注意細節的渲染，而細節是最能給人以印象的。”這是《套袖》中的一句話，但它卻在無意中向我們透露了作者寫作這篇隨筆的一種構思，一種意緒。這“套袖”本身不就是一種對“細節的渲染”嗎？
隨筆是一種自由度很高、隨意性很強的文體，往事追憶，現實寫真，記人、敘事、寫景、抒情、議論，幾乎無所不可。但無論怎樣它必須有感而發，矯揉造作、無病呻吟均與隨筆無緣。這篇《套袖》是有感而發的，而且“感”得真切、自然。作者由當知青時鄰家姑娘送給自己一副花細布套袖寫起，寫自己戴套袖時的感受，對戴套袖的人們的觀察，以及進城後對套袖不知不覺的丟棄。如同戲劇裏的序幕或舊小說中的楔子，所有這些都不過是爲正文所作的一種鋪墊。正是因了這一段與套袖的緣分，才使作者見到孫犁時一眼就“發現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而且三次見孫犁，三次都見他戴着那副套袖；也正因爲這一段與套袖的緣分，她才“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會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給了我一種親近感。”至此，作者在見孫犁前的那種拘束、忐忑不安的心情已煙消雲散。
戴套袖本是一個人的生活習慣，而作爲孫犁這樣的大作家居然戴着套袖寫作，似乎給人一種很不協調的感覺。可是作者卻從這裏見微知著地爲我們揭示了一位長期生活在勞動人民中間的老作家，是如何保持着勞動人民的勤勞、節儉、質樸的品質，如何與人民羣衆心心相印、休慼與共，如何從人民羣衆的感情和天性中吸取營養從而爲人民羣衆默默耕耘的。新聞寫作中特別講究“角度”，作者的這篇隨筆雖不是新聞，但它的角度的選擇真是絕妙，足以令新聞記者汗顏！
不知爲什麼，讀這篇隨筆總使我想到影視劇中的道具。道具幾乎哪齣戲裏都有，但如何使用效果卻不大一樣。說來也巧。一次，我與作者同參加一個座談會，討論一部反映海上石油勘探工人生活的影片。她在會上發言時說，影片中那高高矗立的井臺（自然是一種道具了——筆者），本可以賦予它生命，可惜導演忽略了，結果成了一堆沒有生命的鋼鐵。而她對自己這篇作品中的套袖倒是真正賦予了生命。我們不是從這副套袖中窺見了一位著名作家的喜怒哀樂，看到了他那顆美好的心靈嗎？
這篇作品選材獨到，構思精妙，語言質樸秀美，處處反映出一位女性作家特有的觀察生活的細緻和文筆的細膩。但我以爲歸根結蒂還是作者對生活的熱愛。試想，如果不是一位對生活充滿熱情的人，還會去注意一副套袖並寫出這樣一篇感人至深的美文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