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晚期，隨着《三國演義》的成功，下層文人和書商掀起了創作刊佈歷史演義小說的熱潮。這些作品“大抵效《三國演義》而不如”，大都很快被淘汰，流傳開來的只有《新列國志》(後改名爲《東周列國志》)等少數幾種。
嘉靖，隆慶年間，福建建陽人餘邵魚繼承了話本，戲曲的成果，雜採史書，編成長篇歷史演義小說《春秋列國志傳》。書從商紂王無道敘至秦始皇統一。該書事要文簡，粗糙乏味。清朝以後被冷落。
天啓，崇禎年間，馮夢龍也對春秋戰國的歷史題材產生了興趣，在餘邵魚的《春秋列國志傳》的基礎上，參照多種經傳，編成一百零八卷七十餘萬字的《新列國志》。較之餘邵魚原作，《新列國志》有如下特點：
一，整體結構枝幹分明，名實相符。《春秋列國志傳》的引子從商紂王即位起，至周平王東遷才進入正題，枝粗幹細。《新列國志》只用了三回的篇幅，演述宣幽二王年間的要史，然後就轉入正題，顯然詳略得當。
二，重子史，輕傳說。《春秋列國志傳》中有一些生動的民間傳說，如“十八國臨潼鬥寶”。馮夢龍斥之爲鄙俚不經，一概排斥。
三，在史實的基礎上敷演潤色。《春秋列國志傳》不足三十萬字，《新列國志》增至七十餘萬字，這主要是細節鋪敘的結果。
四，增添註文。解釋古今地名與名物制度等。
乾隆年間，江寧人蔡元放爲《新列國志》加上了十數萬言的批語，並訂正了個別訛誤。書卷首的《讀法》基本反映了他的觀點。
一，《東周列國志》“全要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例看待”。
二，“《列國志》一書，大率是靠《左傳》作底本，而以《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等書足之，又將司馬氏《史記》雜採補入。故其文字筆氣不甚一樣-----其事之詳略，都是不得不然。”所以他批評此書“只是評其事理之是非”。
三，《東周列國志》中包含很多實學，如用兵之法，出使應對之法等。
四，奉聖人之是非爲是非。“大約看好人壞人之法，只從‘義利’二字上着眼，便可得七八。”
流傳下來的乾隆以後的《東周列國志》的刻本，無不採用蔡元放的批語。安徽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也保留了蔡評。
我看這本書，很讚賞它把零碎的史料連綴成篇，對我這種覺得史書太多太碎看不清頭緒的人很有好處。此外還可以順便看看不同時期古人思維方式的變化，也挺有意思。例如楚子元有意於先王夫人息嬀，擊鄭而還，先遣報息嬀。息嬀謝曰：“令尹若能殲敵成功，宜宣示國人，告諸太廟，以慰先王之靈。未亡人何與焉?”子元大慚。蔡元放想得夠歪的，批曰：“說的更是明白，猶言你必須戰與我看，果有力量，方纔用得你着也。此即《肉蒲團》中豔芳之意，可惜子元不懂。”看到這裏，不禁捧腹大笑。然而有時看到古人的`特異之事，雖知其不可行於後世，仍感慨系之。
“羽翼信史而不違”，是古代文學評論家所認同的歷史演義小說的最高境界。中國歷史小說中，真正能達到這一境界的，也許只有《東周列國志》了。
這部煌煌一百零八回的小說鉅著，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馮夢龍繼“三言”之後的又一個小說佳作。
小說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據史實錄，“事取其詳，文撮其略”;“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面對此起彼伏繁雜錯綜的事件，你來我往既多且亂的人物，馮夢龍充分展現了其傑出的組織素材的能力和深厚的敘述描摹的功力，使得小說信守史實，脈絡清晰，堪稱一部真正的歷史教科書。
清雍正年間，南京城裏的教書先生蔡元放，對馮夢龍所作進行了潤色評點，改名作《東周列國志》，成爲清代列國小說中影響最大的通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