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林太太開除年輕店長前，店裏又招了一個年輕人。
他在另一間日語學校，和我大約是一同到日本，他比我年齡小，我叫他小王。小王的父親在英國進修時，曾同東京大學某個學院院長一起進修，所以他的擔保人是東京大學的那位院長。小往來日前準備上完語言學校，再去上日本的大學。他上的語言學校的學費較我的貴。
他的父親是國內某大學的校長，家裏兄弟姐妹很多，他是老小。所以他一來就讓我感小王嬌生慣養的那種人，工作不太積極。中國人的教育是否對子女太溺愛了，太順從子女了。
日本人等級觀念很強，先入公司就是先輩，後入公司是後輩，就是領導，後輩應該服從先輩，先輩在工作中應該比後輩強。
但在中國人中間這些觀念根本行不通，地位、年齡、身份和體力等綜合因素決定一個人的地位，大家在工作中也是你盯着，我看着你，多幹一點事都覺得吃虧，很多事很難辦。在日本的中國人，更喜歡和日本人一起工作，而不喜歡和中國人一起工作。
小王剛來的一天晚上，他去休息了。當時店裏只有三人，大林太太，一個臺灣女孩和我，臺灣的女孩剛來日本，語言不通，很多事也不懂。日本的工作也沒有詳細的分工，哪裏忙來就去哪裏。正好那時比較忙，所以我到外面幫她們。過了大約半小時，小王休息回來，他想我應該幫他掃完地，看見他去時掃了一半的地還是那樣。
他回來後，地還是那樣擺着，我根本沒時間去掃，他回來後很生氣，問：我去休息的時候，地就是這樣，回來後，還是這樣，你幹什麼了。
心裏很不痛快，日本人在工作中就不會這樣計較，他們也不會這樣問比他先入公司的先輩，就說：我幹什麼大林太太知道，你有什麼問題你找她反映。
他聽後，更火了，要和我打架。
我很生氣，告訴他：我門沒有必要在日本人面前打架，特別還是在工作時間，有話的話下班說。
這樣，他就無話可說。這個人好像有口無心，下班後又主動邀我回家，還一路上故意找我說話，我也就沒計較下班前的事。
另有一次，小王和一個臺灣人吵起來了。
那一天我去休息了，松本店長也不在，廚房裏只有小王和一個臺灣人。那個臺灣人和我又是一個學校的，比我高一級。
事後其他日本人告訴我，外面客人訂了半天的單可還送不上去，在發火。裏面小王那個臺灣人吵得一塌糊塗，什麼也幹不成。外面的客人全都知道有兩個中國人在裏面吵架。
小王告訴我，這是由於臺灣人的手腳太慢，東西做不出來，客人發火；臺灣人告訴我，由於小王聽不懂不懂日語，不明白客人要什麼，所以客人發火了。客人發火後，小王就到廚房催臺灣人，臺灣人也就火了，他們兩人關起門就在廚房吵起來了。
爲什麼吵，我也不知道，但這是在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我深深地覺得臺灣任何大陸人沒什麼區別。但大家都能忍一下的話，或許什麼事都沒有。
日本人對待工作的態度和做法和中國人很不一樣，剛去的中國人都不習慣，再加上常常出錯，所以捱罵是經常的，小王來到冰淇淋店後，也沒有少捱過罵。
一次，刀掉到地上，小王撿起，還沒洗就要拿來用，正好讓店長看見了。年輕的店長二話沒說，大罵一通。
小王后來告訴我：店長罵得嘴都幹了，喝完水，還接着罵，實在是不可想象
剛去的每個中國人都經歷過這種語言不通，文化背景不一樣，不懂日本的工作做法是挨氣受罵的經歷。小王被罵過數次後，幹活也積極了。
小王去後，大林太太已不常去店裏了，新店長比我後進冰淇淋店，那裏的工作我也熟了，我已不太捱罵了，只是工作時間短。
每個在日本的人爲了生存，都需要改變自己以適應環境，獨立生活也使人很快的成長起來了。最後只用半年多的時間小王的工作就和剛進來時大不一樣，不像剛出國的人了。
小王較年輕，生活也很辛苦，他想放棄上學，打完工賺筆錢就回國。
要上學的話，上完語言學校，至少還得上四年大學。和我們在一起的另一位中國人正在讀大學，他一星期至少三天早晨到下午在冰淇淋店裏打工，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就去另一家餐館打工，週末整天在冰淇淋店裏工作。這期間打工賺的錢全部用於交學費。在日本的前六、七年，除了學歷以外什麼都沒有。
小王看這種生活太苦，進了冰淇淋店後不久就不去上學，天天打工，開始時同時幹兩份工作。由於他老不去上學，他的學校打電話給他的保人。日本人膽小，不幹違法的事，尤其是社會名流，像東京大學的教授等。
這個老教授知道了小王不去上課的情況後，非常生氣，馬上打電話和小王聯繫上，要和小王見面。
見面後他讓小王馬上回國，但小王根本不會回國。因爲小王已有數月未上學，東京移民局是很難批准延長這種情況的，不可能在延長簽證了。
爲了讓小王回國，那位教授還打電話給小王的父親，希望能將小王勸回國，但小王也不聽他父親的。
小王走到了他早已選擇也是最後別無選擇的路，非法打工，即簽證過期後，仍留在日本打工，打幾年工後存筆錢在去日本移民局投案，由移民局送回國。
在日本有很多國家的人，像韓國人，菲律賓人，中國人等都非法滯留。對非法滯留的人來說，以前的住址在日本的戶籍管理處紀錄在案，所以最重要是找一個誰都不知道的房子，在找一份收入較安定的工作，就可在日本呆下去。
但隨着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工作都很難找，幹着的工作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要被炒魷魚了。
小王想非法滯留的話，馬上就要找房子，找穩定工作。在日本找房子要保人，他認識的日本人也沒幾個，但人被逼極了，什麼都敢幹。小王最後找到了臺灣老闆，村上社長，請求村上老闆社長做他的房屋擔保人，同時他也告訴了村上老闆，自己已是非法滯留，希望能長期做這個工，或許小王覺得這樣做可以讓村上社長不用總爲沒有固定做冰淇淋的人而擔心，這對雙方都有利。
但日本政府對非法滯留有嚴格的法律，禁止僱用非滯留的人員，查出使用了非法滯留人員的老闆除了罰鉅款外，還有刑事拘留的處理，日本人都很膽小，怕事，不會冒這種危險的'，小王在這個問題是實在是太天真了。
但村上老闆原來是個臺灣人，和日本人又不完全一樣，他會抓也敢抓法律的漏洞，同時當時生意也非常不好，對這件事合理的處理的話，會變不利爲有利。
村上老闆想利用小王，首先是村上老闆在臺灣有生意，臺灣公司的員工經常來日本出差，每次住宿費一筆不小的開支，同時經常貨物也無處放置，他希望小王把房子租在一個離公司較近的地方，隨時做爲他的招待所和倉庫，所以村上社長滿口答應替小王做租房屋的擔保人，但必須是離公司較近的地方。
小王明白這個用心後，不想受制於老闆，他又動盡腦子，想讓村上社長做他的擔保人，又不受制於他。雙方都在用心，最後小王沒答應村上社長的條件，村上社長又不想承擔任何責任，擔保人不知怎麼搞的又轉到松本先生處，既由松本先生做小王的擔保人。
最後小王找了一個離公司較遠的地方。事實上，小王非法滯留以後已無路可走，他又主動告訴村上社長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了別人，又不想被這個人利用，搞的他很被動。
在找房的一系列活，使小王和村上有一定的矛盾。松本先生也被拉進去，日本人性格是他不願也不會爲小王承擔一點責任。
當時店裏生意非常差，每個月都虧損，但臺灣的冰淇淋店生意很好，村上希望將公司搞成國際連鎖公司，總店就是我們那個冰淇淋店，分店等在臺灣和大陸，所以即使虧損，他不願意將這個店關掉。在這種情況下，小王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小王像很多中國人那樣，大大咧咧地，不注意小節，比如每天上班時規定要帶廚師的高帽子，但他經常不帶。爲了這事，松本先生說過他幾次，但松本先生不再的話他又不帶，有時松本先生突然回來，碰個正着。
松本先生很生氣，這在中國覺得很小的事，但在日本也很大了，表裏不如一是日本人比較討厭的事，被別人說了數遍還不改也是不可原諒的。
我清楚地記得，一個日本老太太一次在工作中，做錯了一點小時，我記不清是什麼錯了，大概就是泡茶時用錯了茶壺或是泡的時間不夠等小事情，松本先生簡單地說了一下，日本人很少說別人，所以那個老太太第二天來上班時說前一天晚上因爲松本先生說過她，她一夜沒睡好。但小王就相反，科委屢教不改。或許很多的中國人都自己爲事了，很多小的規章制度不遵守，隨便更改。
另外一件事，因爲我上午上學，上午不能去，另外一箇中國人也要上學，不能保證每天上午能來。所以做冰淇淋主要由小王來做，小王以爲店裏離不開他。
生意不好，松本先上也是經常晚去早走，再加上有其他事，經常不在，小王告訴我店裏離不開他和我，因爲他白班，我晚班。
有一天松本告訴我讓小王不要來上班了，我問爲什麼，松本先生說小王說他在的話松本先生很輕鬆，什麼事情都是小王做的。
這句話不知松本先生怎麼想，但在這時，生意非常不好，松本先生來了也無事可做。在日本先輩一定要比後輩做的好才能讓後輩做得好才能讓後輩服氣，所以這句話或使人覺得小王在這裏已不可缺少，但在日本任何工作少了誰都能做，日本總理換來換去也根本沒什麼影響。
所以松本先生很生氣，馬上就對小王，以後你不來的話她自己也會幹，本來小王找房子時松本先生就堅決讓小王回國，不讓小王留在那裏。當時松本先生也讓我勸小王回國，但我能說什麼呢？我說什麼會管用呢？
在日本都是終身僱用，沒有開除員工的，即使是臨時工。實在想開除一個人時，就讓他去幹他不願意乾的工作，或者並離家非常遠，工作時間很不好的工作，最後逼他們辭職，當時大林太太對我也是那樣，但由於最後店長辭職，我的情況好轉了。
小王當時即無簽證又無其他工作，所以，即使走三個小時幹四個小時，每天也照來不誤，這還是沒讓小王辭職，最後松本先生不給小王排班。小王過了一階段就不來，因爲小王租房的擔保人是松本先生，松本先生告訴別人他不做小王的擔保人，我不知道最後松本是否給房東打電話，但我想小王的情況一定不會好，當時沒有簽證很難找到工作。
小王的事使我覺得今天中國人太多的人愛出風頭，自以爲是，我們真的缺少一種服從的觀念，服從自己的領導，共同遵守前人制定的規章制度，同時在執行過程中，完善和發展這種規章制度，並教育後來的人，這是我們社會能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繼承和發展前人做出一切好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