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淺談新聞娛樂化的利與弊，由應屆畢業生培訓網整理而成，謝謝您的閱讀。
一、我國新聞娛樂化的現狀
就我國而言，因爲媒介所有制的本質區別，使我國媒介在運營模式、理念和操作方法上都明顯區別於西方純商業性的媒介，我國的媒介始終堅持上層建築和信息產業的雙重屬性的認定，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輪並進，並始終強調媒介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爲人民服務，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嚴肅和高質量的媒介產品始終佔領着我國媒介產品的主陣地(包括新聞報道)。 但是爲了更好的貼近觀衆且迎合市場，上世紀90年代，硬性新聞開始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軟化”，嘗試新聞娛樂化。
(一)湖南臺《晚間新聞》改版開創新聞娛樂化先河
欄目以個性求生存，新聞也要追求個性。《晚間新聞》是湖南電視臺的一塊老招牌，掛牌於1983年，自1998年改版以來，一直在做新聞探索，在新聞內容和電視形式上進行了突破。它在內容上放下了架子，從和普通百姓密切相關的社會生活入手，強調新聞故事化、情節化和細節化;在語言上打破“八股腔”，將“播新聞”改爲“說新聞”，是典型的非正統模式。它因此成了新聞類的一道名牌，讓人接受了“新聞原來也是可以這樣報道的”。
《晚間新聞》的導向側重在弘揚真善美，鞭斥假惡醜，特別是在重樹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方面非常有力，對促進精神文明善莫大焉。 作爲一個品格健康的新興類新聞節目，學術界因爲它的出現，掀起了一陣討論與學習的熱潮，據湖南衛視稱，除了接收不到湖南臺的香港和臺灣之外，湖南臺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個省的觀衆的熱情來信，一時之間，湖南衛視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開全國說新聞之先河,《晚間新聞》將“新聞性、社會性、貼近性、趣味性、服務性”最後通過一個“可看性”得以釋放，讓人喜聞樂見。我認爲，湖南衛視的改革在新聞娛樂化進程中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它給後來者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努力的方向。
(二)嚴肅新聞比例下降，新聞娛樂化趨勢日益顯著
隨着湖南臺《晚間新聞》的成功改版，嚴肅的新聞類節目開始試探娛樂手法包裝，娛樂化新聞在新聞報道中的比例逐漸加大。中央電視臺2套經濟頻道也開始效仿，在深夜開播《今晚》，前半段說新聞，後半段訪談。《今晚》主要是對資訊進行重新結構和獨特解讀，重點突出對大衆的服務性，這樣的節目一經推出，就同湖南臺一樣，收到了觀衆熱烈的好評，也就促使其他新聞節目中或多或少地借鑑其中的製作手段。
還是央視2套經濟頻道，早上的新聞欄目《第一時間》，用了三分之一時間播放各種娛樂趣聞類新聞，不再一味的播出嚴肅新聞，而且兩名主持人也以聊天的形式進行播報。放眼全國各大電視臺，也迅速推出各種新欄目，如：北京電視臺的《七日》，秦皇島電視臺的《今日報道》，等，新聞娛樂化被越來越多的媒介認可、採用。
(三)新聞娛樂化呈現出“親民化”特徵
普京是俄羅斯的總統，對於一個政界要人來說，相關他的信息應該是嚴肅的，而我們在俄羅斯的新聞中看到了一篇題爲《普京專機，馬桶價值7.5萬美元》的報道：“俄羅斯總理普京是世界上乘坐飛機時間最長、飛行距離最遠的國家領導人。他共有6架專機，其中的新專機伊爾-96-300價值昂貴，僅供普京使用的馬桶就價值7.5萬美元。” 有心人不難發現，這種低姿態，高趣味的新聞在我國的新聞媒體中也悄然興起，他們不約而同的都喊出了“親民”的口號。我想帶大家來看兩則作爲中國媒體權威的央視近兩天播報的新聞。[FS:PAGE] 首先是在5月26日中央一套《新聞聯播》播出的一則關於小朋友和《安徒生》童話的新聞，報道稱：“今年“六一”，北京兒童藝術劇院股份有限公司聯手國內六家院團共同推出大型兒童劇《安徒生》，這也是北京兒藝聯合兄弟院團對兒童劇資源整合的有益嘗試。安徒生筆下的“醜小鴨”、“美人魚”等一個個神奇的童話形象，將在北京兒藝、濟南兒藝、遼寧兒藝、西安兒藝、廣西話劇團和廣西木偶劇團的共同演繹下在北京5個劇場同時獻給小朋友。爲了讓小觀衆對安徒生的人生經歷有直觀感受，在上演兒童劇《安徒生》的5座劇場還同時展出安徒生真跡和物品。”另一條新聞是中央臺5月27日播出，題爲“高溫天氣席捲華北地區，天安門廣場發高燒”，該報道用新聞時間爲民衆分析了近期天氣情況，並且運用一隻可愛的大熊貓“桃桃”的避暑作爲結尾： 在山東濟南，當高溫襲來，人們在自己避暑的同時不忘動物園裏動物們的“安居”。在最高氣溫達到36.3攝氏度的26日，濟南動物園及時爲動物採取噴淋沖涼、放冰塊等防暑降溫措施。而34歲高齡的大熊貓“桃桃”則被安排住進了放有冰塊兒的居室中。從這些權威新聞機構的報道中，我們不難看出，連一直板着面孔的央視新聞頻道都打出“民生新聞”這一亮點，新聞娛樂化中“親民化”的特徵絕對是顯而易見的。
二、新聞娛樂化的“利”
(一) 新聞娛樂化對受衆的適應性
受衆是傳播活動的最終完成者，是新聞文化的主體，受衆的心理需求客觀上左右着新聞的走向。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受衆需求必然是決定新聞選擇的中堅力量。
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指出，後現代社會的文化是一個娛樂化的時代，電視和電腦正在代替印刷機，印刷文化正在成爲一種絕唱，圖書所造就的“闡釋年代”正在成爲過去，文化的嚴謹正讓位於快速，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讓位於娛樂和快感 。
實際上，我國自古以來就習慣以傳播者爲中心的機制，媒體的教育、宣傳功能得到擴大，娛樂功能卻一直受到壓抑，不可否認，在傳媒的衆多功能中，娛樂也應該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國目前處於經濟轉軌的歷史轉型時期，人們在價值體系的斷裂期，內心常會感到失落抑鬱，他們需要一種宣泄的途徑來釋放壓力，調整情緒。試想，在結束了一天的辛苦工作之後，誰還希望繼續伴隨着政治味濃厚的信息來消磨休息的時間?那些不具備娛樂消遣功能的新聞信息帶給受衆的常常不是“快樂”，而是要求他們開動腦筋，去分析去思考深刻的社會問題，大多數人都有惰性心理，在8小時工作之外，他們希望不再用腦，就能輕鬆獲得信息與消遣。遵循着“受衆需要什麼，媒體就得給什麼”的宗旨，我們的傳媒界從最初爭論的焦點 “最重要的信息是什麼”，到現在關心的是“觀衆想聽什麼?他們想看什麼樣的節目”。在這樣的需求下，新聞娛樂化猶如一陣春風，一夜之間遍地開花，吹進了大小電視臺以及百姓的心坎裏，嚴肅的主流媒介的信息產品爲了爭奪觀衆，也向它拋出了橄欖枝。以中央電視臺爲例,一向只關注國家大事及政要活動的新聞節目逐漸深入羣衆,留意起了普通百姓的家長裏短,不僅是世界各地的民風民俗開始在央視各檔新聞節目中有了一席之地,就連動物園或野外各種飛禽走獸也有機會出現在觀衆的視野中,小小熒屏開始有了更多的生命和色彩。
(二)新聞娛樂化對市場的適應性
作爲文化現象，新聞娛樂化在根本上說，是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社會開放和人性解放的反映，文化生產發展競爭的激烈，很容易使文化市場趨向娛樂。現代化，特別是電子工業的發展，爲娛樂化提供了空前新奇的手段，社會安定開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藝求變的自身規律，都是娛樂化發展的適宜環境。中國的新聞業自走上市場經濟的軌道後，傳統新聞事業體制下的新聞受衆轉眼間變成了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聞消費者，很多媒體也從以前的事業單位轉向企業化經營，向市場要錢，發行量和收視率決定着媒體的存亡，想要有利潤就要有好的產品，適當的迎合觀衆的需求不失爲明智之舉，從最初的純娛樂化休閒內容的大幅度上升，到後來的把距離娛樂性最遠的新聞都拉向娛樂化，這是媒介市場化的必經之路。從另一方面來看，媒體的利益還與廣告、企業投資息息相關，廣告商手握媒體的經濟命脈，它是否投資這個媒體取決於這個媒體是不是有觀衆羣，能不能吸引觀衆，這關係到他的投資能否收到最大的回報，
無可否認，在某種程度上，娛樂化的做法至少從經濟效益上給媒體帶來了不少甜頭。以前面的湖南衛視《晚間新聞》爲例，正是新聞娛樂化使一檔本來平白無奇、默默無聞的普通新聞類節目，變腐朽爲神奇，一躍高居全國收視率前列，迅速擁有大量的觀衆羣，帶來了非常可觀的經濟效益。
三、新聞娛樂化的“弊”
任何事物在發展的過程中都不可能是盡善盡美的，新聞娛樂化進程也不例外。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由於摸索前行階段的缺乏經驗和缺少引導，肯定會產生一些弊端，這是無法避免的。
(一) 新聞娛樂化滋生了一些“糜爛”的產品
“道德沒有了，審美沒有了，剩下的只有與大腦相脫離的感官和肉身上。感官與大腦脫離，全部活動就變成對視聽覺的刺激，以及各種變着花樣的刺激。”
這句話真實的反映了現階段某些一味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了職業道德的媒介，爲了迎合部分讀者的低級趣味，所創造的新聞產品的庸俗。文化被“娛樂化”了，而“娛樂”又被“商業化”了，消費主義甚行，觀衆的低品位、低格調的接受標準爲低俗化提供了現實基礎;廣告商的插手和電視臺的商業操作、贏利心理是庸俗化的一個原因。唯收視率，唯廣告效益的邏輯，一味地迎合大衆以滿足人性中隱祕的體驗刺激和快感的慾望，對物質的狂熱貪戀、對他人的偷窺慾望等陰暗心理，實際上將傳播真、善、美的正面報道，變成了張揚“惡”的載體。在這樣追求娛樂化的同時，電視新聞必然會或多或少的出現庸俗化，也就導致許多媒體打着勸人向善的旗號，利用觀衆的獵奇心理而展示社會醜惡現象，只是在結尾時象徵性加入評論，請觀衆引以爲鑑，以儆效尤，實際上，受衆記住的只是媒體展示出來醜惡現象，滿足了自身的獵奇心理。
我手頭有一篇報道，說明了低俗化的另一個原因，它講述的是爲了得到一則新聞的第一手資料，我們的新聞工作者的醜態。這篇報道的作者是一名記者，他被派到深圳去採訪報道某演唱會，但是在下了飛機之後收到信息“陳曉旭在深圳往生”，於是他就主動跟編輯部要求自己來跑這條新聞。作爲邀請他來深圳報道演唱會的主辦方很生氣，因爲他們邀請來的記者基本上全改去跑陳曉旭逝世的新聞了，這也不知道到底是該說這些記者敬業還是不敬業。更讓人無奈的舉動還在後面，那天下午，記者們都呆在念佛堂，那裏的大門是關着的，敲門是沒有用的，本來筆者以爲耐心等待會有結果，但混亂之下竟然有個記者報警說，唸佛堂有人死亡，希望警方能強行進入，讓記者們撿個便宜。幸好深圳警察相當職業，他們解釋，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屋內發生謀殺案，他們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闖入民宅，還請記者們不要打擾逝者亡靈。筆者正要爲警察的敬業感嘆的時候，居然還有記者追問：這裏面應該有問題，你們可以闖入啊。筆者在這裏感慨，“往往出了大新聞的時候，人性的複雜和醜惡總能暴露出來。”我由此想起幾年前有記者化裝成護士拍傅彪遺體，這次是記者想借警方力量強行進入民宅，這種行爲實在太過分了，爲了得到新聞而不擇手段，記者的底線在哪裏?在新聞娛樂化大潮下，爲了搶那些能吸引受衆、有巨大經濟利益的新聞，部分記者使用如此下三濫的手段，實在是有損新聞工作者的形象。那麼如此素質的新聞工作者爲了新聞娛樂化所帶來的利益而生產出來的新聞，可能有比較高的格調嗎?
(二)新聞娛樂化造就了一批“迷途”的受衆
無可否認，我們的生活已經越來越依賴媒體，在媒體擴大了我們的視野和空間的同時，也讓我們喪失了自主的思維與行爲自由，習慣於接受媒體提供的信息，滿足於傳媒牽引下自我營造出的五彩繽紛而又子虛烏有的夢幻世界，“這些娛樂消遣作充斥了整個社會過程……享樂意味着全身心的放鬆，頭腦中什麼也不思考，忘記了一切痛苦和憂傷。” 漸漸的'，我們把媒體提供的內容誤當作客觀的現實，在媒體提供的信息指導下思想、行動，在這樣的社會形態下，如果大衆媒體裏充滿了娛樂，尤其是原本應該嚴肅的新聞節目裏也重視娛樂功能，無形中讓觀衆陷入這種愉快的氣氛中不能自拔，對社會麻木，進而產生逃避問題的心態。人們突然發現身邊已經沒有一樣值得珍視的東西，任何物品、事件乃至精神都可以拿來娛樂，在經歷了一次次娛樂化的旅程之後，人們並沒有發現多少有意義的事件，自己的心性也追隨着娛樂化的大潮而漸漸遊離出原本的位置。[FS:PAGE]
有學者認爲，一些媒體不斷推出娛樂化新聞節目，從而使大衆在不用動腦筋的樂與笑中，放鬆或放棄了理性判斷和世界觀重建的意願，放逐了對生活的反思以及對人生真善美的價值判斷，這是有害無益的，“在當今人性的自由被物質的慾望普遍統治的狀態下，以本能的滿足來追求淺薄的快樂，以人性的奢侈、安逸和麻木取代人的真正自由，這種狀態並非人的解放，它只能使個體進入新的異化過程。”
所以，新聞過度的娛樂化會導致民族文化傳播途徑的狹隘，讓百姓沉浸在歌舞昇平的庸碌狀態中，不思考，缺文化，慢慢的喪失辨別力，從而削弱了對自身和社會的批判精神，這是很可怕的，試問在這種心態的支配下，還有多少人會去注重自身道德素養的提高及社會高尚價值觀念的塑造?
(三)新聞娛樂化影響了一羣“迷惑”的孩子
青少年作爲祖國的未來，他們在這個年齡段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古有“孟母三遷”，就充分的說明了“環境”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之大。嚴肅類新聞作爲權威性的代表，其一言一行會左右青少年思想的健康成長以及對是非善惡的分辨能力。
在對於青少年沒有限制的新聞類節目中，新聞媒體若只遵從“一切爲了娛樂”的信條則將使媒體忘記自身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在關注、追求和製造單純娛樂效應的同時喪失本應發揮的道德教育的功能。
一些娛樂化新聞節目會向青少年傳達錯誤的、與學校、家庭等教育的內容發生衝突的信息和觀念，從而阻礙青少年正確道德觀念的形成。本來很嚴肅的問題，比名人緋聞、暴力事件，被主持人“戲說”、誇大、反覆強調，再加上在畫面上爲了追求刺激、吸引眼球而採用的未經處理的血腥鏡頭，這都會給孩子們造成心理陰影和誤導，他們會問：“這樣的做法到底對不對?”若他們的疑問得不到很好的解釋，學校教育中所強調的某些道德原則、道德觀念便會在他們的心中發生動搖，甚至一些意志不夠堅定，尚且不能獨立分辨是非的孩子會在不自覺中模仿電視上錯誤的行爲方式，進而在真實生活中實施某些不當行爲。所以，過度娛樂化的新聞訊息在傳播過程中不但不會發揮道德教育的功能，更會在青少年受衆心理不設防的情況下逐步消解常規教育所取得的教育成果。
四、對策
對於新聞娛樂化現象，目前業內的態度大致分爲兩個派別。“理論派”的學究們大多數極力反對，認爲新聞娛樂化損害了嚴肅類新聞節目的權威和公衆形象，長此下去勢必會造成新聞節目的全線決堤;但戰鬥在新聞界一線的“實踐派”工作者們的看法卻恰恰相反，他們對新聞娛樂化十分追捧，認爲它形式新穎，貼近大衆，並能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都很看好它今後的發展。
我認爲，就像任何登上社會現實舞臺上各種現象一樣，新聞娛樂化的出現自然有其合理之處，它是大衆媒介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它既源於我們人類思維的創造，那麼我們就一定可以找出最好的途徑和方法來約束和引導它的正常發展，從而使媒體真正的走向大衆，同時爲媒體在市場競爭中繼續前行提供可靠的保障。我國新聞界於1997年1月公佈了經修訂後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要求新聞工作者自覺增強政治意識、責任意識，在新聞報道中弘揚社會主義主旋律，造成有利於人們分清是非、堅持真善美、抵制假惡醜的輿論，傳播活動“不得宣揚色情、兇殺、暴力、愚昧、迷信及其他格調低劣、有害人們身心健康的內容。” 基於政策，我想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重視培養新聞人健康的品格
媒體的格調與導向息息相關，面對媒體市場的激烈競爭，“貼近市民、貼近生活、貼近社會”的大衆化路線是必然選擇，而大衆化並不代表着低俗，無數事實已經表明，靠降低格調吸引讀者無異於自砸飯碗，必將行之不遠。只有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保持健康向上的格調，纔是提高媒體公信力的有效方式。新聞人作爲新聞產品的創造者，其自身的品格就變得至關重要，在這個問題上，我想以 “2006感動中國”中的一個河南都市報女記者曹愛文爲例，她畢業於天津師範大學廣播電視新聞專業，她在遭遇新聞的時候，將人性放在了至高無上的位置上，毅然放棄了第一時間做報道，而是親自給溺水女童做人工呼吸，積極的去拯救一個生命。她被大家親切的稱爲“最美麗的女記者”，她的這種行爲，爲廣大新聞工作者們樹立了“先做人，後做事”的榜樣，如果我們每個新聞工作者都有這種“做正確的事比正確的做事更重要”的思想，那麼“堅守正確的輿論導向和健康的品格”將不是一句只停留在口頭上的空話。[FS:PAGE]
(二)新聞媒體對青少年應承擔一定的道德教育的責任
媒體有着自己必須承擔的道德教育的義務和必須發揮的道德教育的功能。“電視文化有它的兩重性，它既能育人向上，又能誘人墮落;它既可以使你興奮，又可以對你麻醉。所以電視不僅需要有精彩健康的畫面，而且還需要向社會負責，尤其要對青少年學生們的成長負責。”
電視作爲一種媒體必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這並不因爲其面臨商業化、娛樂化的壓力而被拋棄。對於廣大電視傳播的受衆，尤其是青少年，媒體若喪失對其進行正確、健康的道德引導，就必然招致大衆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