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初，一個週日的傍晚，我拖着跟隨自己走南闖北的黑色Tumi行李箱，登上了從香港飛往新加坡的國泰航班。空姐熱情的問候和體貼的服務，並沒有能夠化解我心中的層層陰雲。
一天前，我剛剛接到一個新項目，是馬來西亞兩家的併購，我們擔任買方的財務顧問。這時的我已經升任經理，對新項目的熱切和渴望卻在日益冷卻。我知道，在未來的幾個月裏，我又要過上那種週日晚上飛到吉隆坡、用五晚上飛回香港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間的兩點一線，統統在酒店裏解決的一日三餐，還有數不清的不眠之夜，帶着一年級的分析員做模型、開會、談判……已經數十次輪迴的過程又要重新經歷，這讓我的內心充滿厭倦和抗拒。
其實，就在兩年前我離開紐約時，還認定了投資銀行該是我一生的職業選擇。
“如果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哪怕只克隆出來一個子墨也行!”
“這裏就像你的家一樣，如果你在香港做得不開心，隨時回來!”
“看來以後我們要多找一些像子墨這樣的中國女孩!”
1998年7月，我退掉了與公司僅僅一街之隔的公寓，賣掉傢俱，在同事們的聲聲感歎和祝福中，離開了美國這個我曾經生活了6年的國家。
臨行前的一個月，從午餐到晚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滿滿的。同事們用請吃飯這種最傳統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心意，為我送行。
那時候，我終於明白了人的記憶是有選擇的。在即將告別紐約、和同事們説再見的時候。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煙消雲散了。幾天幾夜不能睡覺的掙扎。還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約而至的劇烈頭痛，彷彿都從我的記憶裏消失了，留下的只有那些激動人心的美麗片斷。
飛機從肯尼迪機場起飛的那一刻，我的內心無限感慨。婉拒了獵頭公司一個個的電話，放棄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我執意要回到香港，因為我知道，是時候，該回家了!
踏上歸途時，我依舊對投行一往情深。我從未懷疑、也從未動搖，我一直確信。我將會、而且肯定會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金字塔的頂端，獲得那個“董事總經理”的稱謂。
從小，我就被灌輸着最主流的'觀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學校要做好學生，開始上班了，也一定做一份最好的工作。但是，我卻從未真正動腦筋去想一想，什麼才算是“好”?是別人都認為好的才是“好”?還是追隨自己的心聲，讓自己開心快樂的才是“好”?
那一剎那，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點撥。我突然大徹大悟，投資銀行不過是眾人眼中的一道光環，我為什麼一定要犧牲自己的快樂，去點亮別人眼中的光環呢?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那麼多的美國同學都會在大學畢業後去非洲、亞洲、去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地方做志願者，為什麼金錢、地位和穩定的生活從來都被他們不屑一顧。
畢竟，生活是屬於自己的。
而後，一種從未有過的簡單、輕鬆和愉悦籠罩了我。我就這樣毅然地作出了一個在別人看來多少有些不可思議的決定。
同事問我。是不是有了新的工作，待遇比現在要好；朋友勸我，説再忍半年，到年底就可以拿到那筆數目可觀的獎金了；連公司的運營官都和我打賭，賭一年半栽後，我一定還會回來。只有我自己才明白，我一刻也不能再等了，我也永遠不會回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