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社會個案工作是社會工作領域中一種主要的服務方法，在服務過程中，社會個案工作者和案主之間維持一種面對面的或是一對一的專業關係，通過運用專業知識及技巧協助案主處理其與環境的關係，從而增進案主的社會福利。
社會工作發展歷史中的“反理論”痕跡
縱觀西方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其實踐貫穿於社會工作從產生到發展的全過程，社會工作價值觀也是爲了規範社會工作者的實踐而產生的。而相比之下，社會工作理論卻是“姍姍來遲”，通常會被解讀爲它只是對社會工作“形成專業或學科”的一種補充。當代社會工作的前身是西方以教會爲主體的、以協助濟貧爲目的的志願活動，這當中又屬英國最具有代表性。17世紀產業革命以前，英國的志願濟貧活動主要由教會承擔，直至產業革命興起，教會無力再承擔沉重的救濟負擔，這便催生了伊麗莎白女王在位時期1601年法案的頒佈，也就是著名的Poor Law(舊稱《濟貧法》)。該法案建立了初步有效的救濟行政制度和救濟工作方法，成爲現代各國救濟事業的開端，救濟事業也由此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堅實基礎。之後，有組織的志願工作逐漸在西方興起。而第一位由志願工作轉任爲有薪資的“社會服務工作者”，可能是美國衛生委員會的特別救濟部(The Special Relief Depart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anitary Commission)所聘僱的社會服務工作人員，其主要工作就是解決內戰中士兵及其家屬的社會與健康問題[1]。這也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並不能代表社會工作職業化已經邁出了第一步。美國內戰結束後直至19世紀中後期，以英國“慈善組織會社”爲代表的城市慈善機構的興起，才標誌着當代社會服務工作的真正起步。在這一階段中，社會工作的前身，西方早期的社會慈善救濟活動受客觀歷史原因和人的認識與信仰的侷限，並未有明顯理論規範的痕跡，早期的社會救助者更談不上具備理論意識，他們更多是靠自我意識中自發而成的價值觀來約束自己。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方社會早期一系列的救助行動和有組織的實踐成果使正處在變革中的世界看到了社會服務工作的價值所在，也爲這類活動有規模地開展和正向演化創造了基本條件。
隨着社會的不斷進步，救助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在19世紀的美國，一些救濟者認識到無法將普惠主義落實的事實，而且這種救助反而會直接影響窮人的道德培養。於是，受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社會理論和社會達爾文理論(Darwinian Theory)的影響，慈善組織會社運動逐步將有選擇的慈善救濟方法引入到城市慈善事業管理當中。雖然這與一向反對救濟“官僚化”的宗教性志願價值背道而馳，但這一爭論卻首次體現出了理論在影響社會服務工作者價值觀的作用。1883年，芝加哥的道斯(Anna Dawes)開始公開呼籲建立專業訓練的必要性，同年，美國水牛城慈善組織會社的羅森瑙(Nathaniel S. Rosenau)也認爲有必要找一些經過特殊訓練、以此工作爲職業並願獻身於此者來負責這項工作[2]。這不但是社會工作逐步將“行外人”與“專業社會工作者”區分了開來，更是將社會服務的工作提升到一個相當專業的層面，並要求其需要有專業的知識體系和技巧來支撐服務實踐者的行動。1917年，芮奇蒙德(Marry E. Richmond)發表《社會診斷》(Social Diagnosis)一書，標誌着社會工作的方法成爲一門獨立的知識，使社會工作的技術成爲一種可傳遞的技術[3]。社會工作也由此有了增進專業知識和技巧性的新要求。至此，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和理論開始正式登上了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舞臺。在這之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很快就進入了社會工作領域，並長期佔據了社會工作理論的高地。雖然“精神分析的洪流”使當時的社會個案工作者受益良多，但在客觀上也限制了專業社會工作者的視野。尋求進一步專業化的社會工作者們便開始了心理學理論以外的新知識體系的探索。此時，在一些社會工作實踐者的認識中，也首次出現了反對某種理論觀念的立場，而在當時的背景下，這種認識和立場毫無疑問推動了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架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社會變革，一系列新興的社會問題也開始衝擊着社會工作的發展，社會工作服務對象人羣的多樣化和複雜化使得各種形式的.直接服務成爲專業實踐的主流，由此而生的對於這一專業的反思風潮也開始大行其道。這一時期對於社會工作內省的重要主題之一就是社會工作是否能夠真正稱得上是一個專業，是否應該具有明確的專業地位和理論基礎。但不論是何種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一階段，對於自身專業性的內省已經使專業理論的地位得到了廣泛的肯定。然而在這一時期，由於政府參與社會服務事業的力度越發強大，以及英美在這一階段向福利國家轉型所帶來的諸多改變，帶有法制和行政色彩的社會服務使得社會工作喪失了一部分專業獨佔性，一部分社會工作者開始對專業的理論意義和實踐的價值所在產生異議。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會工作教育受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相對自由的社會政治氣候的影響開始逐漸升溫。20世紀60年代，可應用於社會工作的理論在數量上獲得了巨大的增長。社會工作者競相從弗洛伊德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中借用指導性理論。社會工作的職業知識空間被迅速但不繫統地充實起來。可以說，這是一個充滿理論生機的時期。社會工作者對理論觀念的競逐被視爲社會工作健康發展的一種標誌[4]。於是，專業社會工作實踐有了更多的理論架構可以依託，與此同時，一些基於專業實踐的理論模式也開始被探索出來。專業社會工作者的理論意識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但他們在實踐過程中脫離理論的做法也被普遍認爲是與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背道而馳的。隨着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整個社會開放程度的大大提升，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也越來越被大衆所需了，同時，社會工作也開始面臨着新興服務模式和市場化浪潮的衝擊。克魯格(Kreuger)就提出在21世紀有三個重要因素是社會工作無法迴避的：(1)高科技對傳統社會工作干預技巧的挑戰;(2)知識經濟時代對社會工作知識建構本質與價值的挑戰;(3)社會結構的根本變位[5]。新時期技術的發展使經過百年發展的社會工作傳統知識架構和實務技巧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同時社工與案主之間、社工與社工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這也使得社會工作者在專業實踐中會變得更加註重案主的需求。服務意識的提升使社工能更加細緻和清晰地記錄案主的變化，但正是因爲太重視案主人羣的關懷以及各類服務方案的設計等，因而疏忽了實務內涵的檢定，也造成了實務成果呈現的流逝與理論的鬆散等流弊[6]。這使得理論研究本身就相對薄弱的社會工作更加朝着操作層面傾斜。個案工作和社會活動模式不斷受到重視，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研究也大都是從實踐技巧中推理而來。由於服務模式的細化和市場化的快速發展，需要有理論檢驗和創新成分的評估過程也開始出現與實務流程相互脫節的現象。從社工自身的角度來講，在這一時期，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教育程度在不斷升高的過程中，卻面臨着社會工作發展大環境的流變。高校培養出的擁有專業理論素養的社會工作者正面臨着理論無用武之地的尷尬;而這種尷尬也反作用於社會工作專業學生對待理論知識的態度，如此便會形成對專業理論主動排斥的惡性循環之中。此外，對於有經驗的專業社會工作者來說，尤其是在中小型的社工機構中，競爭性的社會秩序使得他們更加註重在完成項目時的高效率，從而很容易忽視專業理論的嵌入。但同時我們也看到，新時期的新發展推動了社會工作實踐技術和模式前所未有的優化，這種情形無疑是把當今的社會工作者置於了專業理論知識和實踐高效率發展的兩難之中。
因此，從社會工作產生與發展的早期實踐到如今已頗爲專業化的職業發展中，社會工作者的“反理論”立場實際上一直是存在的。即使是在信息高速傳播、社會工作專業綜合性發展的今天，這一立場也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觀。無論“反理論”立場昭示了社會工作專業理論和實踐的何種關係，就其概念本身而言，這一立場帶有鮮明的目的性，即社會工作者在專業實踐的過程中，專業理論的配合往往並不重要也並不是必須的。至於如何規避這種不合理的目的性，以及培養在社會工作專業層面上的理論自覺意識，就需要看到“反理論”立場背後的內容究竟鋪陳的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