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人“食茶”的歷史同樣也很古遠。東晉裴淵的《廣州記》說：“酉平縣出皋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澀，南人以爲飲”。這酉平縣即爲後之歸善縣，古屬惠州。所謂“皋盧”也就是苦剖茶。而陸羽的《茶經》也有單道開“所飲茶蘇而已”的記載，單爲敦煌人，晉升平元年(357)落戶羅浮。他既要飲茶，自然得種茶，說惠州種茶最遲始於晉代，大致不謬。
茶的普及是在唐代以後，這與佛教的'興盛頗有關係。唐人《封氏聞見記》便說南方的寺僧“習禪務於不寐，又不餐食，皆許其飲茶。人身懷挾，到處煮炊，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有一點他還沒說：僧人視茶爲“不發”(抑制性慾)之藥，以爲飲之有助屏絕塵念。總之，“茶佛一味”，唐代寺觀衆多的羅浮山盛行種茶和飲茶，是情理中事。《全唐詩》載有胡宿的《沖虛觀》詩，謂“茗園春嫩一旗開”，可見羅浮山在唐代已有茶園。李翱於唐元和四年(809)知循州，他的《解惑》文則說王野人移居羅浮，“積十年，及構草堂，植茶成園，犁山田三十畝以供食”，那時的茶園已是頗具規模。
到了北宋，“鬥茶”已成惠州民間習俗，這又有東坡的詩文爲證。東坡遊羅浮，品嚐了景泰禪師的卓錫泉，作《記》說：“嶺外唯惠人喜鬥茶，此水不虛出也!”在惠州他也種茶，有《種茶》詩：“紫筍雖不長，孤根乃獨壽。移栽白鶴嶺，土軟春雨後。”紫筍，古茶名，有人釋爲“紫色的竹筍”，那是望文生義。還有一首有名的《汲江煎茶》詩，首聯雲：“活水還須活火煎，自臨釣石取深清”，如今“釣石”尚存，就在橋東沿江路邊，只是已無“清深”可取，難再見坡翁當年“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的情景了。
稍後，唐庚貶惠州，作《鬥茶記》，說：“二三君子相與鬥茶於寄傲齋，予爲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爲上，某次之，某閩人其所齎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較皆精絕”。寄傲齋和龍塘，故址在今之子西嶺;“齎宜”，攜來佐茶的菜餚(一說是用作調味用的姜蒜蔥韭等碎末)。惠人“鬥茶”的情形，於此約略可見。一個“烹”字，更說明那時所“鬥”之茶，非如今沖泡式的功夫茶。
東坡詩謂“薄薄酒，勝茶湯”，叫茶湯，是因爲當中除茶葉外，還有其他配料如姜蔥椒鹽米豆油麻等。享用這種連渣帶水煎烹而成的茶湯，古人說“喝”，惠州話說“食”，都不爲無理。“採茶作餅，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桔子其之”，這種見載於漢末的喝茶方法，據說延至宋代後便逐漸消失，其實未必盡然。舊屬惠州的海陸豐地區流傳着一首竹枝詞：“辰時餐飯已餐菜，牙酬擂來響幾家。厚薄人情何處見?看他多少下芝麻。”這裏說的擂茶，是惠東汕尾等地至今仍保留着的古老喝茶習俗，有客至或是喜慶事，必擂茶以示隆重。生小孩滿月，謂之“滿月茶”;建新房上樑，謂之“上樑茶”;親家母頭一回上門商議兒女嫁娶事宜，少不了又要擂“親家茶”。茶的配料雖因具體條件而有所變化和不同，故有鹹茶、菜茶、藥茶等衆多名目，烹製的方法卻與上述古法大體無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