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同學小聚，話題不免說起母校，儘管母校名不見經傳，普通的不能入流。但母校和一些面孔或清晰、或模糊的老師，還是不斷提及。
因毗鄰宋代沈括故居“夢溪園”的緣故，母校鎮江師專的教學樓名之“夢溪樓”，師專不大的校園也常常被人稱爲“夢溪園”。
就學師專時，夢溪園裏有幾位個性鮮明的先生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教魏晉文學的是丁福林先生。稱之爲先生，其實當時並不比我們大多少，南京師大研究生畢業不久。矮壯，微胖，黝黑，是常見的村夫憨厚的形象，他說這是在鄉下學大寨留下的印記。他的`神情整天像笑彌勒一般，恨容易讓人產生親近感，上他的課也就沒有拘束，或聽他娓娓而談，或是我們激烈爭論，真所謂如坐春風，其樂融融。那氛圍倒是有點像書上描述的魏晉文人的生活。
課堂關係的融洽，延伸到課外，有時就近乎隨便了。當時大學老師的住房條件大抵都很一般，丁先生的住處靠着一塊球場，一樓一處狹小的單間。每當我們在晚飯後抱着籃球去球場時，總是從低矮的樓道口先探出一個圓腦袋，接着便是一聲：“慢一點，我來也！”個兒矮，戴着眼鏡，他便自覺地在三分線外遊弋，很少到籃下。他兩手女式投籃的三分絕活，讓人不敢小覷。忘記了師道尊嚴的時候，我們便去“蓋帽”，多是一蓋一個準。但他仍是趣味很濃，常常和我們“糾纏”在球場上。如許充沛的精力，使他的研究成果也是頗爲豐碩，常有論文刊出。
教唐宋文學的劉先生年近花甲，典型的廣東人：矮小，黑瘦，操粵語口音很重的普通話——這僅是外觀而言。其實他的生活早已北方化了，特愛玉米、胡蘿蔔一類的雜糧和蔬菜。記得我畢業來灣山後一次去看他，便是背了二十來斤胡蘿蔔，他那歡天喜地的樣子真像一個孩童。
劉先生不善言談，怕我們聽不懂他的話，上課講得少，抄得多，常常是兩三黑板。幾年後當我走上講臺的時候，才真切體會到抄滿幾黑板是怎樣的累人！他常去食堂，用塑料繩編織的小網兜拎着飯盒，目不斜視，古怪而孤獨，引人側目，是當時校園內的一道風景。實際上他很和善，很願意和別人相處，尤其是學生。無妻無子，孤身一人，有了蘋果、桔子、花生等，他便帶信請我們去。這些今天很普通的水果、零食，在當時都是奢侈品啊。他的住處是真正的斗室，裏面除了一張牀、桌和凳，便是四壁滿書架的古籍，多是線裝的。
桌上滿是書和稿紙。去了三五個學生，只能坐在牀沿上，或站在書架邊翻着看不懂的書。唯一的方凳，面朝下，腿向上，一牀舊毛毯疊成方塊放在四隻腳上——我至今仍很奇怪他這種坐凳子的方式。我們去了，劉先生的臉上便始終盪漾着笑意，端出早削好的蘋果或炒熟的花生。他不吃，偶爾談幾句爲人或治學方面的話，有時只一言不發地看、笑，情緒始終很好。也許是年輕人的朝氣感染了他。我們男生大大咧咧，高談闊論，蘋果、花生不一掃而空誓不罷休。女生則文靜、秀氣多了，很少吃，東翻一下，西抹一下，走時，原本凌亂的斗室竟變得整潔了一些。
夢溪園裏，這樣的先生數來還有幾位。因爲這些，夢溪園的草木、人物，如同一幅精美的水墨小品，始終鐫刻在我的腦海裏。遺憾的是，後來師專被別的學校兼併，我們成了沒有母校的人了。偶爾一去，劉先生已經作古，丁先生據說也不如意，到蘇北的一座高校任教去了。後來聽說夢溪園將賣給房地產商，搞開發了，所以即便路過，也不會進去看看，免得徒增傷感，只看看原先校門口兩棵宋代的銀杏，它們依舊默默地站在車水馬龍的正東路上，閱盡人間的滄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