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赴美國留學的前夕，和我聊起了飢餓的話題。兒子說：“早些年上大學時，爲了多貪睡一會懶覺，總是放棄早餐，踩着上課鈴聲，一路小跑衝向教室。上午四節課上下來，餓得真有些頭昏眼花。”我聽了呵呵一笑：“你那種飢餓感與真正的飢餓絕不是一個概念!”
看着兒子一臉驚愕而茫然的神態，我回憶起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大家都在忍受飢餓煎熬的情景……
那時候，我還小，無法弄清楚造成人們極度飢餓的原因，只知道我們一日三頓所吃的食物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只有逢年過節，父母才允許我們敞開肚皮吃飽飯。尤其是過年，不但能吃上米飯和烙餅，還可以嚐到一點葷腥。於是，過了正月初五，我們又巴望着來年的春節儘快到來。
陽春三月天，太陽總是遲遲不肯隱去。傍晚放學回家，就急切地企盼着天色儘快地暗下來。那時，不到天黑不開晚飯的習俗，似乎成了所有百姓人家的規則。兩碗照得見人影的稀粥，絕對是定量的.，多喝一口都不行。說來可笑，飯後兄弟姊妹都爭着去涮鍋洗碗，只是爲了鍋底和勺壁上留下的一點點未盡的“殘餘”，這些自然成了勞動者的“戰利品”。有一次，我沒能與姐姐爭上洗碗的機會，竟傷心地哭了起來。母親又是嘆息，又是搖頭，萬般無奈地對我說：“別鬧了，明天的早飯，從我的份子中省半勺粥給你。”我才破涕爲笑。
有天下午，學校只上了兩節課，我便早早回家。走到離家不遠處的衚衕口，看見一戶門上貼着“紅雙喜”的人家屋檐下，用竹匾晾曬着薄薄一層切成片的饅頭幹。我駐下足來，用極其貪婪的眼光，死死地盯着竹匾上那一片片看上去有些晶瑩剔透，並散發出麪糰香的饅頭幹。我手指情不自禁地在那竹匾上空來回遊動。突然，那扇貼着“紅雙喜”的大門打開了，走出一位約摸二十五六歲漂亮而又慈善的大嫂，微笑着從竹匾裏取出幾片饅頭幹，欲要塞入我的書包。我難堪的神情中摻夾着幾分恐懼和感動，扭頭就跑。那大嫂追過來對我說：“小兄弟，快拿去吧，我不會告訴你家大人的。”
幾十年後，那饅頭乾的滋味依然留存在我的脣齒間。我認爲，那是世界上最香、最脆、最好吃的饅頭幹，那種感覺，就是天津的“狗不理”和揚州的蟹黃湯包都不能與它媲美。
在那個年代，爲了能填飽肚子，我去扒過樹皮，挑過野菜，還跑到城外挖過野山藥蛋……我們猶如在死亡大海的邊緣奮力地掙扎，但堅韌而頑強地生存下來了。那場已經流逝久遠的飢餓惡夢，彷彿是人世間遭受的一場劫難。反過來說，又是上蒼賜予人們一筆無可估量的精神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