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四年前的事。
當時，我二十二歲，與一位相愛的工人結婚。就在這個站臺，新娘與新郎來接參加婚禮的哥嫂們。
車到了，我們接上哥哥嫂子往回走。站臺上的人都看着我們兩個，有的.還指指點點的，“哎！這兩個人是哪兒的？”
“看樣子，是山上煤礦的。”
“聽說這媳婦是大學畢業分到這的。”
“這小子也了不起吧？”
“哪呀，是個窯黑子！”
“新鮮事，這傢伙一定有不少錢，哼！現在的姑娘們都是高檔貨，這有文憑的，更少不了！”
“哎！可不是那麼回事。這媳婦什麼彩禮都沒要啊。我一塊兒玩兒的小吳，和這個小子是一個組下井的。”
“得！敢情這不是個什麼好貨色吧？要不怎麼這麼便宜呢！”
“嘿嘿——”
我們走着，沿路聽着這不堪入耳的話，三哥要找這幾個瞎說的人算賬，丈夫也要與那幾個混小子說說理。我只是淡淡的一笑：“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就這樣，我頂着壓力勇敢地走過來了。
一晃就是四年，可我的同學好友白凡卻走上了比我更艱難的愛情之路。
實際早在我結婚不久，她的災難就接踵而至。因爲我嫁給工人，人們就認爲這兩個大學生挺便宜，在世俗的眼裏，感情是不值錢的，只有職位，文憑纔是姑娘擇偶的標尺，高昂的彩禮纔是姑娘價格的砝碼。
說媒的從工人到科級幹部，從國中沒畢業的，到本科生。從我結婚後，一直到去年。終於沒媒人再登門了，因爲她認識個有婚史，有孩子的人。
危機四伏，見風就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