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裏，“母親”這個詞是苦難的，“父親”則是沉重的。
一直想寫點關於父親的文字，但心情沉重的無法下筆，也不知從何說起。和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父親，沒什麼耀眼之處，更沒什麼值得讓人驕傲的。他就像我們這裏的洋槐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普通的不值一提。一旦說起，卻在我心裏沉甸甸、酸楚楚，有點讓人喘不過氣來。他又像山樑上的一塊貧瘠的田地，在四季的輪迴裏，風吹日曬，用乾癟的身軀默默地出產五穀雜糧，一茬又一茬，一季又一季。
父親出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正處於我們國家積弱濟貧，國困民貧時期，大鍋飯，大公社搞得如火如荼，全國上下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父親姊妹三個，他是老大。然而在父親七八歲時，家道中變，祖父和曾祖父相繼離世，好端端一個家瞬間坍塌。奶奶爲了拉扯三個年幼的孩子改嫁同村。繼父對他另眼相看，父親的童年蒙上了一層灰色的大網。都說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他隔三差五地上過幾天學後，就到生產隊掙工分。由於人小吃不上力，勉強掙半個工分，經常受人欺負。稍微大點了，白天上地掙工，晚上照看隊裏的牲畜，當飼養員，過着寄人籬下的生活。後來父親學了木匠的手藝活，拼死拼活給家裏蓋了新房，但不是他的。再後來結婚有了孩子，他和母親在家仍然沒有任何地位，只有當牛做馬，承包家裏、家外的一切苦力，才換來少有的一點尊嚴。哥哥和姐姐沒人照看，就像放養的騾駒一樣是在屎尿中滾趴長大。直到有一天，他被分家另起爐竈，父親才從正真意義上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生活。那一年，父親和母親用自己的雙手蓋起了屬於自己的土坯房;那一年，父親有了自己的土地;那一年，改革開放了;那一年，我出生了!
從我記事起，家裏養着一圈羊，兩匹馬，種二十多畝地。父親視土地如命，視莊稼如親人。他對每一片地都會深耕細作，就像伺候長輩一樣盡心盡力!也許只有他那些從捱餓年代走過來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到土地和糧食的珍貴。他說地是糊弄不得的，你怎樣對待地，地就怎樣回報你，地是從不會虧人的。那時種地沒聽說過化肥農藥，家家用農家肥。我家的是羊糞肥，父親每天用馬匹從外面駝來一口袋一口袋的乾土，刨碎一層又一層墊進羊圈，等施地時又一層一層掏出圈踩細馱到地裏，那可是唯一的上等的肥料。記憶中我家的羊圈是一人高的深坑。這個活將近要幹一兩個月左右， 這重複而又繁重的活都是在父親上地的空閒時間完成。現在我回憶起來，似乎還能嗅到那時羊糞的腥臊味，熟悉又另人心悸;現在回憶起來，父親只有莊稼收穫時纔會幸福地微笑!
那個年代，土地的肥厚是一家人資本的象徵;麥垛子的大小是一家人一年光陰的象徵;牲畜的肥壯是一家人臉面的象徵，父親把這些看得更重。
用父親的話說，牲口和人一樣辛苦，要當事些。父親在村裏餵養牲畜是出了名的，用牲畜也是出了名的。無論忙閒，每天清晨給牲畜的糧料少不了，每年夏初直到秋末花枯草黃，給牲畜的青草少不了。說起割草，爲了不耽誤農活，父親總是天還沒亮去割，爲了不讓露水弄溼鞋子，每次脫掉鞋光着腳板在田埂上割草。他認爲鞋子容易磨破，腳板不容易。到現在他的腳板都裹着厚厚的一層老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