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上高三，在一所省重點中學就讀。這所學校素以高升學率和管理嚴格聞名，據說“進了×中，等於一隻腳踏進了本科”。
很多年過去了，我已經不記得那時的每一天有什麼區別，就像我不記得一張試卷和另一張試卷有什麼區別。我只記得永遠都有做不完的習題和睡不醒的早晨。課桌上的輔導書堆砌成“碉堡”，我們是疲憊的狙擊手，躲在“碉堡”後面。我還記得黑板左邊貼着“書山有路”，右邊貼着“學海無涯”，正上方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張”和“嚴”中間有一面小小的國旗。後牆的黑板報似乎一年多沒換過了，紅粉筆勾勒出的“飛揚青春，夢想成真”八個大字，有些黯淡。“真”字缺了下邊兩點，大概是被某個冒失的男生蹭掉的。
午休時，校廣播站有個點歌欄目，大多是女生祝閨蜜生日快樂的，偶爾也有男生點一曲Beyond或者Michael Jacikson的歌。大家一邊吃着盒飯，一邊靜靜地聽歌。這是我們難得的閒暇時光。
紅喜是個農村娃，戴一副土得掉渣的近視眼鏡，球鞋永遠灰撲撲的，衣領永遠油膩膩的。紅喜不善言辭，沒什麼朋友，總是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看書做題。其實，誰又有真的朋友呢？同學們大多來自工薪階層或周邊農村，在這個經濟不發達的.小縣城，大學聯考是翻身仗，是躍龍門，是畢其功於一役，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是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機會。我們同病相憐，又彼此戒備；我們抱團取暖，又互相提防；我們是貌合神離的戰友，我們也是暗中較勁的對手。
紅喜的學習成績不太好，或許是底子太薄，或許是會考花光了他全部的運氣。他認真聽課，努力做題，熬夜背單詞，日復一日地把自己埋在“碉堡”裏，卻始終不見起色。月考成績公佈，紅喜依舊是全班倒數第一。他撓撓頭，一臉無奈，對試卷上慘淡的分數報以更深的沉默。
×中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對那些“無藥可救”亦即鐵定考不上一本的學生，會安排轉校，以免他們拉低一本上線率，影響學校的“聲譽”。在一次例行班會上，班主任宣佈，紅喜將轉至縣二中——一所普通中學，下禮拜就走。
大家轉過頭去看紅喜。紅喜像是早已知道這結局，低着頭一聲不吭。
其實，所有人都清楚，以紅喜的成績，離開已是定局，倒是另幾個排名倒數的男生看上去明顯鬆了一口氣。
一陣交頭接耳。班主任清了清嗓子，準備講下一個話題。
誰都沒想到，阿菲站了起來。
阿菲是每個人都曾有過的那種女同學——瘦小、內向、中規中矩，沒什麼存在感。只見阿菲漲紅了臉，聲音顫抖着：“老師，爲什麼要讓紅喜走這是不對的。”
教室裏一片寂靜。班主任的表情有些尷尬。他乾笑了一聲，示意阿菲先坐下。
阿菲仍杵在那裏，倔強地擡着頭：“老師，這是不對的。”
“這個，這個是學校的決定”老師尷尬地說。
阿菲的聲音帶着哭腔：“可是老師，你知道這是不對的。”
不知是誰帶頭鼓起了掌，零星的掌聲頃刻間化作狂風暴雨。我們如夢初醒般使勁地拍着巴掌。幾個男生高聲喊：“憑什麼趕走紅喜！紅喜不能走！”
班主任徒勞地揮着雙手，讓大家安靜下來，但是沒人聽他的。
我們從來都是最懂事最聽話的孩子，十多年的教育從未教過我們質疑和反抗。我們循規蹈矩，我們唯唯諾諾，我們患得患失，幾乎忘了自己正青春年少。然而此刻，彷彿是血液中的叛逆因子被點燃，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叫嚷着、宣泄着，肆無忌憚，忘乎所以。我們敲打着桌子，大聲喊着紅喜的名字，不知是爲紅喜，還是爲自己長久被壓抑的青春。
紅喜愣住了。他傻傻地看着大家，撲倒在桌面，失聲痛哭。
班主任臉色鐵青，額頭沁出汗珠。他僵立了一會兒，憤憤地摔門走了。
這事鬧得挺大，全班被通報批評，班主任捱了罵。可到底還是沒能留住紅喜。那一天，我們正上着早自習，紅喜的父親來了。他躬身站在門外，帶着最謙卑的表情，挽起的褲腿上沾着泥巴，像是剛收完三畝水稻。
紅喜雙眼紅腫，抱着書包走上了講臺，朝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後轉身走了出去。
好多女生哭了。教室黑板報上的“飛揚青春，夢想成真”，不知何時已換成“紅喜，沒你不行”。
此前，我們幾乎從未視紅喜爲朋友。這個沉默孤僻的男生，不經意間引發了一場青春風暴，然後用背影告訴我們離別的重量。
中午廣播時間，傳來女主播甜美的聲音：“高三(5)班的紅喜，爲全班同學點歌。他特別想對周阿菲同學說一聲，謝謝你，祝你長命百歲。”
我們哈哈大笑。這個紅喜，真是土得可以。阿菲也在笑，隨即捂住嘴，眼角噙着淚花。
現在想想，在那個男生女生幾乎不說話的年代，這大概是一個農村孩子最真誠質樸的祝福吧。
熟悉的旋律響起。那一瞬，我有一種熱淚盈眶的感覺。於是，我閉上眼睛，假裝專心聽歌——
終於還是走到這一天
要奔向各自的世界
沒人能取代記憶中的你
和那段青春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