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人才可以稱作“儒者”?下面就這個問題，小編和大家一起來看看。
按照孔子的“儒行”標準，配得上這個稱號的人不多。佛陀要求他的弟子智信智願智行，可達到這個標準的又有幾人呢?成佛不易，成儒也難。但是，一種理論形成之後，結果往往如此：開創者全面而深刻，信奉者難以企及，只能在某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佛門當中，一般的行者，只要發菩提心、智求佛道、救度衆生，就可以稱爲菩薩(具有大道心的衆生);若有人奉行儒教，在立言、立行或立德方面有所建樹，也應該被視爲“儒者”——具有儒家思想道德的人。不然，孔子和佛陀就成了孤家寡人。
沿着傳統的路徑，我們看到，孔子之後，“儒者”主要有三種形態：立言派，如曾參孟軻董仲舒朱熹等人;立行派，如諸葛亮王猛房杜趙普劉基康梁等人;立德派，如顏淵王祥等人——這只是相對的劃分，中間並沒有絕對的界限。
立言派對孔子的理論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他們既有選擇地發展了它，又“修正”了它：曾參是聖人之“一體”(不是“全體”)，一輩子專門研究“孝”，創作了《孝經》。但如果孝不是出於天性而是出於理論自覺，那它八成是水貨。孟軻從根本上理解和繼承了孔子思想的精髓：社會責任感，卻把這一切歸結爲“性善”。董仲舒違反孔子“蓋闕如”的原則，拿“天變”嚇唬當權者，讓“儒術”離迷信越來越近。朱熹的“理學”將“天理”與“人慾”對立起來。他完全不明白，孔子的學說本來就是處理這個世界的“人慾”問題的，其基本宗旨就是將各個階層和個體之間的“人慾”亦即物質的精神的利益協調起來，達到“中庸”狀態。朱熹的“修正”，就像向一鍋湯裏投進幾隻蒼蠅。
關於立行派，一個常見的疑問是：這些人也是“儒者”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對比一下兩漢前後的知識精英，看看他們的思想基礎有什麼變化。不難發現：漢代以前(包括西漢前期)的知識精英，除了伊尹周公孔子孟子等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礎：“以天下爲己任”，其他如姜尚老子孫子商鞅張良韓信等人，都是以“爭鳴”的形式存在着，沒有共同的思想基礎。
比方說姜尚，他是一個軍事家，另外還可以說是重商主義的鼻祖。老子主張無爲和“小國寡民”。孫子關注的是戰爭藝術本身。商鞅爲歷史找到了出路——郡縣制，這裏有偉大的智慧，卻沒有道德考慮。張良跟着劉邦乾的動機是反秦，“爲韓報仇”。韓信呢，頻繁地跳槽，只想找個好老闆，待遇高一點。蕭何陳平等人作爲典型的“布衣之相”，當初靠上劉邦只是爲了“附驥尾”混個好前程。叔孫通是第一個拿“儒術”換錢的“知時變”的人。主父偃發明的“推恩法”對鞏固中央集權具有決定性意義，卻是一個秉持“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信念的賭徒(桓溫後來以一句“若不流芳百世就當遺臭萬年”的名言成爲主父偃的“知音”)。對這些人來說，證實自我價值是最重要的，所謂“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至於“天下”和“民”如何，那是相當次要的事情，有人腦袋裏甚至根本就沒這根弦。
到了西漢末期，情況發生了變化：接受了一百多年居於“獨尊”地位的儒術的教育，知識精英們的靈魂已被陶鑄成型，從此再也無法徹底“退轉”。鄧禹與蕭何，角色完全相同，蕭何想的是“虎變”，鄧禹想的就是“天下”和“民”了。簡言之，知識精英們尋到了“正覺”，有了靈魂。他們“以天下爲己任”，發仁愛心，求經濟道，自覺在此岸爲“衆生”營造一個“小康”水平的樂土。後來者如荀彧、諸葛亮、王猛、高熲、房玄齡、杜如晦、李靖、趙普、王安石、岳飛、許衡、劉基、于謙、王守仁、張居正、曾國藩、康梁，等等等等，他們表面上時法時道、時隱時佛，有的甚至已經公開擁抱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但在其靈魂深處，又有誰不是按照孔子的教導行事呢?魯迅先生在論及魏晉名流飲酒服藥時曾說：那些故意損壞禮教的人其實是太相信禮教了。這難道不是他本人的曲折自述嗎?《魯迅批判》說魯迅“徹頭徹尾是近代西洋科學精神下的一個信徒和傳播者”，完全忽略了問題的本質。
立行者很多，只能選取有代表性的幾個加以分析。我們選取荀彧諸葛亮王猛，他們都處在禮教沉淪的亂世，分別代表雛形始現的士族庶族和“寒流”知識精英，看他們是如何踐行儒教的。
荀彧“少有才名”，是當世名流。他“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意”。聽說曹操雄才大略，就投奔了他。以兗州爲根據地、挾天子以令諸侯，都是荀彧出的點子。他是曹操的參謀長。有人說，荀彧父祖皆爲漢臣，卻投靠曹操，出了挾天子以令諸侯這樣的餿主意，不忠不孝，根本算不上“儒者”。其實曹操當初是一個深受儒術薰陶的“有志青年”，爲平定董卓之亂“毀家紓難”，比“皇叔”他們還“忠”得多。荀彧要“匡振漢朝”，不投奔有本事的曹操，投奔其他人什麼用呢?此外，人們只看到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給曹操帶來的利益，卻沒看到它爲曹操帶來的抑制：無論你假借天子的名義撈了多少好處，你終究還要面對這塊試金石——怎麼處理天子。你要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齊桓公嗎?那當然好，荀彧當初就是這樣寄望於曹操的;你要廢漢自立嗎?那麼，“篡逆”之名就無論如何也洗不掉，王莽董卓的命運就可能降臨。簡單地說，天子這種人放在身邊，你忠，就是正資產，不忠，就是負資產。漢獻帝這個燙手山芋，是拿着好還是不拿好，“令諸侯”能否“令”得動，曹操當時可能真的沒想明白，就落入荀彧這個“套”。事實上，不但劉備孫權這些老油子不聽嚷嚷，就是袁紹袁術這幫很二的人，也對曹操從天子那裏討來(也許是要挾來)的“令”不屑一顧，反而說曹操“名爲漢相、實爲漢賊”。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孫權劉備沒挾天子，不也一樣成功割據一方嗎?到後來，儘管孫皓那麼殘暴劉禪那麼愚笨，也沒人欺負他們的孤兒寡母，相反，還出了不少忠臣——這都是曹操求之不得的。可見曹操並未“挾”來多少好處。很多人懷疑荀彧暮年自殺是“曲終奏雅”，這是因爲沒看清他下的“套”。司馬光就意識到了，他相信荀彧的初衷是先給天子找個窩安頓下來，不用到處流浪，然後借曹操之手削平羣雄，“匡振漢朝”。其實荀彧的家世、教養、名望，都撇不開一個“儒”字，他是一個有理想有道德有作爲有靈魂的儒者。但作爲一隻“鳥”，他到底還是擇錯了“樹”。“樹”也會變化的。
